西南联大教授的趣事

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军节节败退，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平津告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后来到云南昆明黄土坡的大普吉村，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称“西南联大”。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三校师生分批返回平津，恢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前后8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师生与云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友情。

值得一提的是，那几年，在西南联大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颇令人回味。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时间，是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家最为困难的时期。杨教授家有5个孩子，大儿子杨振宁17岁，已经是西南联大学生，其他4个弟妹都还小。为减轻父亲的负担，杨振宁主动当起“娃娃头”。为鼓励弟妹们多念书，他制定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好书、听母亲的话、帮忙做家务、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满3个黑点的罚做家务，星期天不准休息；满3个红点的会得到奖励，由杨振宁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看一场电影。这种“奖惩”办法还真见效，弟妹们从此乖乖听话，再也不敢打闹生事。由于杨振宁当“娃娃头”出了名，西南联大教授的孩子们都喜欢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各种童话故事。更为有趣的是，杨振宁还自制了一个简单的幻灯机，放映遭到飞机轰炸时人们四处逃难的土电影。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经常往返于城边的家和学校之间。那时，虽说通了公路，但他们仍无车可乘或没钱坐车，进城主要靠双腿。当时社会秩序很乱，回来晚了还会遭遇土匪抢劫。1943年5月的一个傍晚，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就在路上遇到了土匪。两个土匪不但抢走了任教授的交通工具――一辆破烂的自行车，而且把他身边的财物洗劫一空。为了防止他呼救，土匪将任教授的双手反绑，口中塞上毛巾。土匪走后，任教授一步一滑地走回家中。夫人见状大吃一惊，将丈夫身上的绳子解开，取出他口中的毛巾，急问出了什么事。任教授幽默地调侃说：“土匪是要钱不要命，我是要命不要钱。他们搜走了我身上的怀表，抢走了破旧的自行车，将我绑起，然后扬长而去。试想，如果当时我这个文弱书生反抗，还有小命回来向夫人请安吗？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还望夫人发落。”妻子一听，无奈地说：“都啥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回来就好。”

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并没有使联大教授们意志消沉。在严谨而紧张的科学研究之余，体育、音乐、桥牌等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爱。校内有一个排球场，只要不下雨，几乎每天都有排球赛。场上男女混打，拉拉队喊声震天，分外热闹。无线电研究所在公用的图书馆内安装了一个柜式收音机和电动唱机，经常举行唱片音乐会。除此之外，所内还组织歌咏队，不定期举办歌咏比赛，对优胜者会给予奖励。所谓奖励，一无钞票，二无物品，仅是一张书本大的奖状而已。每当圣诞节来临，教授们都要到山上采来松树枝，做成圣诞树，在树上挂上各色彩灯。当彩灯点亮、壁炉燃起时，大家一起唱圣诞歌、跳起欢快的舞蹈。前方将士英勇杀敌，后方的文弱书生也不甘落后。真菌学家戴芳澜和夫人、植物生理学家娄成后和夫人等一些人联合起来，自编自演节目，所唱的《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抗日名曲，极大地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