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西南联大等

永远的西南联大等

这是一所大学。存在前后不过9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 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

这就是诞生于战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2007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70周年的校庆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和嘉宾在北京欢聚一堂。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然而。在他们的心中，西南联大的光芒依然绚烂如初。

1937年，“七・七”卢沟桥的枪声，不仅意预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同时也意味着华北已无法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正在暑假中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齐大学的师生先后接到通知：新学期将南迁长沙上课。

由三所大学组成长沙战时临时大学。于1937年10月25日正式开学。一个月后。日军又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遇，这所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转移到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此成立。

西南联大当时拥有的师资阵容，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61人。其中西南联大教师有27人。文科教授中，有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者，有学贯中西的大师，有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政治家，如陈寅恪、钱钟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等。

杨振宁评价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到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

为西南联大校史写序的陈岱孙先生说到西南联大的卓越成就时这样描述：“人们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9年中。不只是彩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中。有90位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有两人是双院士)，其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赵九章，邓稼先等6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二人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慈云桂是中国电子计算机技术开创者。文学家汪曾祺，李广田，穆旦以及后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宋平，彭佩云，都是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

战争期间的生活极其艰难。西南联大先是租借校舍。后为了节省开支建了新校舍。新校舍设计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五易其稿，由高楼变成了矮搂。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学生宿舍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为土墙铁皮顶结构，只有食堂，图书馆是砖木结构。

西南联大师生们还有一门共同的“必修课”。就是“跑轰炸”。日军轰炸机从越南河内飞来。大概要到中午才能到昆明。所以，联大的上课时间就改在早上和晚上，中午自修。一次，社会学教授陈达正在上人口学课，警报响了。同学们提议到郊外躲空袭兼上课。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陈达坐在一家土坟上讲课。十几个同学把笔记本放在腿上。边听边记。历时一个半小时。吸引得其他疏散的人也站着听讲。

南联大校长，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到街上卖米糕：闻一多和华罗庚两家14口人，曾挤住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偏厢房里，中间用布帘相隔著名散文家朱自清连一件棉衣都置不起。为了御寒。只好买了一件云南马帮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最困难的时候。教授们连自己最心爱的书籍都卖了。

就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却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华罗庚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著作。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李谟炽的《公路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还有闻一多的《伏羲考》。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朱自清的《新诗杂谈》。汤用彤的《汉魏南北朝佛教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也都是在那时完成的。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激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9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有14位联大学子献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这个只存在了9年的战时临时性大学。尽管实体早已不复存在，但直到70年后。人们提起西南联大时，依旧充满了崇敬。正像西南联大毕业的鲲西所言：“西南联大已是历史陈迹，但她曾哺育和润泽无数莘莘学子心灵的恢弘博大的精神是不会被遗忘的。”

为什么要怀念西南联大?

王石川

西南联大存在仅仅9年，却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不但是因为她拥有名满天下的巨擘，才俊和大师，还因为她创造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有令人回味悠长的精神气质。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怀念西南联大?因为“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因为她“合作无问，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因为她“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偌偌，作一士之谔谔”(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语)。

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气质。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够英才辈出，为什么西南联大让后人念兹在兹?为什么我们一提起西南联大就肃然起敬?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铭中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多年以后，漫记西南联大时，冯友兰之女宗璞说道：“学术自由，民主治校，……西南联大在管理学校方面，沿用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除校长，训导长由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都由选举产生。”诚哉!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怀念西南联大?不止向往，还有怅惘。被称“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大儒”的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西南联大颇有渊源。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任老谈起眼下的教育状况，充满忧虑。任老认为，现在的教育是不全面的，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做人的教育，二是缺乏传统历史的爱国教育，三是缺乏创造力的教育。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怀念西南联大?不止是感佩，还有由彼及此的酸楚。遥想西南联大偏隅西南，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不忘使命，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校舍简陋，衣食堪忧，却培养了无数精英，如今，一些大学大兴土木，高楼林立，孜孜于虚假繁荣，致力于大而空，过于追求物质，弥漫着铜臭味，精神缺席了，理想缺位了，怎能不让人心生酸楚?

西南联大给后世留下了太多值得追忆与推崇的东西，现在的关键是，我们的大学还有继承这些东西的勇气和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