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袭击的余波效应

恐怖主义活动让人极为恼火的地方在于，杀戮本身并不是其主要目标。确切地说，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手段，一种把活人吓得屁滚尿流的手段，一种将这些活人的正常生活搅得鸡犬不宁的方式。正源于此，恐怖主义的威慑效果极大，造成的恐慌是同等级别的非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所远远无法达到的。

2002年10月，华盛顿特区市郊发生的凶杀案有50起，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但其中10起凶杀案的性质却不太一样，不是因家庭争端或帮派火拼造成，而是毫无理由的随机射杀。没有招惹谁的普通人，要么在加油时被杀，要么在离开商店时遭袭，要么在修草坪时遇害。这样无辜的人被射杀后，恐慌情绪开始蔓延。随着被射杀人数的逐渐增多，整个华盛顿特区几乎完全瘫痪。学校关闭，户外活动取消，很多人根本就不敢走出家门半步。

哪个狡猾巨奸、金钱满贯的组织制造了这种恐慌?

结果表明，就两个人：一个41岁，另一个同犯十几岁。驾驶一辆老款的雪佛兰汽车，用点223口径的Bushmaster步枪射击，宽敞的后备车厢成为天然的狙击掩体。行动如此简单，成本如此之低，后果如此之可怕，这就是实施恐怖活动的优势所在。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实施“9・11”恐怖袭击的那19位劫机犯，不是费尽心思地劫持航班，再撞进高楼，而是化整为零，分散在美国各地，每人持一支步枪，驾驶一辆汽车，每天开往新的地点，在加油站、学校和饭店随意射杀。如果这19人同步实施行动，那么事实上不啻于每天都在全美范围内引爆定时炸弹。很难成功抓捕他们，纵使其中之一落网，其他18人仍会继续制造屠杀。如此下来，整个美国都会就范，屈服于这伙人的。

恐怖主义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效应，这是因为除了直接受害者，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之而遭受损失(付出成本)。其中最大的间接成本就在于，我们害怕以后会遭到袭击，虽然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有杞人忧天的嫌疑。在一个年度内，一般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是500万分之一；相比之下，他自杀的概率要比遭受袭击的概率高575倍。

再思考一下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损失，例如时间浪费、自由受限。回想一下你上次搭乘飞机的经历。沿机场安检线顺次排队，被迫脱下鞋子，小心挪动着套着袜子的双脚，通过金属探测器，随后收起所有行李，步履蹒跚地四处寻找登机口。

对于来说，恐怖主义的“魅力”在于，即便他没能“成仁”，也能“成功”。机场之所以例行检查旅客的鞋子，这要“得益于”一位名叫理查德-里德(RichardReid)的举止诡异、弄巧成拙的英国人。他虽然没能成功引爆鞋中的炸弹，却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假定，在机场安检线脱鞋、再穿上，平均用时1分钟。仅在美国，这个程序每年要执行约5.6亿次。5.6亿分钟大致相当于1065年，如果用这个数字除以77.8年(美国人的预计平均寿命)，结果约等于14，也就是相当于14人累加的总寿命。所以，即使理查德・里德没能炸死一个人，但他却向我们征收了一种时间税：我们每年就此浪费的时间相当于14个人的总寿命。

“9・11”恐怖袭击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是巨大的――近3500人丧命，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所付出的代价。再来思考一下“9・11”恐怖袭击所引发的间接成本。在恐怖袭击后的3个月内，美国发生的交通致死事故额外增加了1000例。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许多人不再选择乘坐飞机，而是自己开车出行。以每英里的路程而论，驾车比乘坐飞机要危险得多。然而，有趣的是，我们的数据显示大多数额外增加的交通致死事故并不是发生在州际公路，而是在地方公路，而且大多集中在美国东北地区，毗邻恐怖袭击发生地。而一般情形下，交通致死事故更有可能与酗酒以及疯狂的驾驶行为有关。这些事实再加上诸多对恐怖主义后果展开的心理学研究表明，“9・11”恐怖袭击导致了酗酒现象以及遭袭后心理创伤和焦虑现象的激增，而这在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就引发了更多的交通致死事故。

此类涓滴效应无穷无尽。“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因为新签证限制措施的实施，成千上万的外国大学生和教授被挡在美国大门之外。至少有140家美国公司利用随后股市的下挫，非法倒签股票期权，赚钱无数。在纽约市，大量的警力资源转而部署在反恐一线，结果导致其他部门(例如未结案调查组及打黑调查组)备受冷落。美国各地情形大致雷同。本可以用来追踪金融罪犯的资金和人力资源，都悉数部署到追踪的行动中，或许这也是导致或至少恶化近期金融危机的一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