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选理论研究述评及展望

[摘要]文章介绍了筛选理论的产生过程，并对国外筛选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分类归纳和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目前筛选理论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筛选理论；人力资本；教育信号；文凭

[中图分类号] F270［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０４６１（２００8）０4－００13－０3

一、筛选理论的形成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理论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个人能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特别是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诸如“文凭膨胀”、“过度教育”、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以及劳动生产率下降等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怀疑，筛选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Berg, I（1970）最早指出，教育只是被用来作为区别个人能力的一种手段，教育未必提高生产率。这种主张，可以视为“筛选理论”最早的研究。继伯格之后，Arrow, K(1973) 、Spence, D(1973)、 Stiglitz, J.E(1975) 和Riley(1976)等人都以各自新颖的方式提出了有关教育功能的相关理论。他们均对教育直接提高生产率之说提出质疑，并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它的筛选性，因而这些人的主张乃被归于同一理论派别之内，称之为“筛选假设(screening hypothesis）”或者称“筛选理论(screening theory）”。在之后的研究中有学者把筛选理论分为强筛选理论和弱筛选理论：强筛选理论认为教育仅仅起到筛选的作用，弱筛选理论强调教育学筛选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体的劳动生产率。

筛选理论的出现是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挑战，对现代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它的出现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二、国外筛选理论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该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对筛选理论进行验证，以及验证的结果如何。我们根据研究的角度与方法的不同，把国外对筛选理论的研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完成学业组和未完成学业组检验。

根据筛选理论的基本思想，如果不同的文凭代表了不同的能力，从而成为获得更好工作的敲门砖，那么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的毕业生与未获取毕业证的肆业生相比，前者应该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证书效应(sheepskin effect) 。

众多学者从这一角度进行了对筛选假设进行了检验。sacharopoulous和Layard(1974)比较了未完成学业组与完成学业组的教育收益率，得出结论：两组的教育收益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论显然不支持证书效应。而Hungerford和Solon(1987)考虑到了劳动者肄业时间不同这一因素并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研究发现，大学第一年和最后一年的教育收益率明显高于中间年份的教育收益率，即经过筛选进入大学这一事实比接受两年大学教育有更高的收益，这就证实了Arrow(1973)提出的过滤(Filter)理论；并且最后一年的教育收益率较高，证实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的毕业生比未获取毕业证的肆业生获得更高的报酬，支持了证书效应。Jhon James Mora(2003)应用Hungerford和Solon的方法计算了哥伦比亚劳动市场教育收益的证书效应，结果发现中学教育的收益为13％，而大学学位的收益为17％。这也支持了证书效应。Norbert R.Schady(2001)利用菲律宾的数据发现在不同教育水平之间，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的收益率显著低于高等教育，其次对于各教育层次，最后一年的教育有较高的收益，这也证实了证书效应。

(二)学用相同组和学用不同组检验。

该检验方法最初由Wiles.P (1974)提出，学用相同是指所学专业与所从事职业匹配，而学用不同指所学专业与所从事职业不匹配。Wiles认为，如果筛选理论成立，那么劳动生产率完全不受劳动者所学专业的影响，学用相同的劳动者和学用不同的劳动者之间，不应该有明显的工资差别。Miller, P.W和Volker, P.A. (1984) 利用Wiles提出的方法对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检验，通过考察从事经济职业的不同专业劳动者的起薪，研究者发现经济专业的劳动者并不比技术专业的劳动者起薪高，从而支持了筛选理论。Edward T Gullason(1999)经过研究发现，对于教育和职业相联系的个体来说，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收益率有显著的提高，这和人力资本理论是一致的而拒绝了证书效应；对于教育和职业不相联系的个体来说，教育年限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加，从而证实了证书效用的存在，暗示证书被作为对这一组个体进行筛选的装置。

(三)竞争部门和非竞争部门检验。

竞争部门和非竞争部门检验又称为P-test法检验，由Psacharopoulos (1983)首先提出，他认为在非竞争部门(例如公共部门)，工资更可能是由官僚和集权所决定，因此倾向于严格地由受教育水平确定工资，而竞争部门(例如私营)设定工资更接近于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他在分析比较了竞争部门和非竞争部门之后，发现筛选更可能发生在非竞争环境下。Ziderman (1992)在Evidence on screening: P-tests for Israel一文中利用以色列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Arabsheibani 和Rees (1998) 认为先前的p-test法的选择有偏差，他们在做出修正之后其研究的结果并没有改变。Paul Miller(2004)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对竞争部门和非竞争部门进行了筛选理论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筛选是澳大利亚劳动市场上收入决定的部分因素。

(四)被雇佣组和自我雇佣组检验

被雇佣组和自我雇佣组检验方法最早由Wolpin(1977)提出。Wolpin指出如果教育只起到信号作用而不能提高个人能力，则被雇佣者为了向雇主传递自己高能力的信号，会投资更多于教育；而自我雇佣者在同等情况下则会选择较少的教育投资。Wolpin研究发现在同等教育水平上自我雇佣组的收入要显著高于被雇佣组，Wolpin认为教育应有少量的筛选作用，更重要的是教育同时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Riley, J. G. (1979) 在Testing the educational screening hypothesis一文中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检验方法。他把自我雇佣人员作为未筛选群体，并假定自我雇佣者没有必要展示内在能力，其接受的任何教育都表现为人力资本投资，只具有人力资本作用。而筛选组中的教育不仅具有人力资本作用，而且还是个体能力的信号。因此，比较教育对这两组群体的收入影响就可以验证教育是否具有信号发送作用。他认为有许多证据能证明筛选理论，但把学校教育解释为既增加额外的技能又提供信息，才能更完整地说明所观察到的事实。此后众多研究者利用这种方法进行了检验，例如Katz & Ziderman(1980)利用以色列的数据为基础，结果显示强筛选理论在起作用；Fredland & Little(1981)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自我雇员的收益基本和雇员的一致，但也呈现某些不同。Cohn, Kiker & Mendes De Oliveira(1987)利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并不支持筛选理论；Brown, S., & Sessions, J. G. (1998)利用该方法进行了同样的检验，结果支持弱筛选理论。Carolina Castagnetti, Francesco Chelli (2005)利用这种比较技术来检验强筛选理论和弱筛选理论，利用意大利劳动市场的数据，检验的结果是支持了强筛选理论。

(五)以制度、体制和文化为背景的检验

有很多证据表明教育是否既有筛选作用还取决于本土文化和公共制度。在已有的各种实证检验中，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地区和制度背景下，分别得到了不同的检验结果，表明了筛选理论和本土文化以及公共制度有紧密的联系。例如教育作为筛选的证据在以下地区被找到：以色列 (Ziderman, 1992)，日本(Sakamoto & Chen, 1992)，新加坡 (Liu & Wong, 1982) 。以下地区则没有：希腊 (Lambropolous, 1992)，马来群岛(Lee, 1980)， 荷兰(Oosterbeek, 1992)，瑞典 (Albrecht, 1981)，埃及 (Arabsheibani, 1989)。而在英国 (Shah, 1985; Psacharopoulos, 1979)和美国(Layard & Psacharopoulos,1974;Riley, 1979)等地会同时出现两种不同结果。

关于筛选理论实证研究的各种方法，虽然考察对象各异，但研究的思路却是基本一致的：即选定一个特定的不存在筛选（或筛选作用不大）的控制组，再选定另外一个存在筛选（或筛选作用很大）的对比组，然后比较控制组与对比组各自劳动者的受教育状况、教育收益率、年龄、工作经历等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教育在不同就业环境下的筛选作用进行检验。从实证检验的结果来看，有的拒绝了筛选理论，有的实证结果与筛选理论的假设相一致，还有的研究是同时支持人力资本理论与筛选理论。由于不同的实证研究考察的对象不同，也必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很显然由于上述的种种潜在或者显现的差异最终会导致检验结果也不一致。

三、目前筛选理论研究面临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尽管目前筛选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筛选理论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能不能提高个人能力在理论上筛选理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论断。部分学者认为教育只起到筛选作用，没有提高个人能力；有些则认为教育具有该功能；还有学者干脆回避对此问题的回答，只是肯定了教育的信号作用。而Ziderman(1992)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一个筛选模型是否经得起检验，重要的是应考察在什么条件下，教育水平被用来进行筛选； Lambrpoulos(1992)也指出，教育必须有识别的功能，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教育是否仅仅只是一种筛选装置或者还有其他作用。总之在这些问题上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完善。

（2）筛选理论还存在一些理论困境一直没有解决或一直予以回避。比如筛选理论认为文凭是个人能力的预报器，因而是雇主支付工资的依据，这意味着未完成学业是没有报酬的；另外，当一个人独立经营时，教育对个人收入没有影响，这些都与事实情况不符。又如筛选理论无法回答人力资源测评（如智商测验等）代替教育的筛选功能等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

（3）实证研究方法尚需完善。虽然国外很多学者在筛选理论检验上提出了很多方法，但仔细研究，这些方法都存在着不足和偏差(bias)。首先个人能力就是一个偏向于心理学和哲学的概念，无法用统一的概念去描述和衡量。其次，各种影响变量的选择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非统一性，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实证检验自然也不能完全让人信服，还需要不断的完善。

（4）筛选理论的国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国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因此基于我国教育、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筛选理论研究亟待开展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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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Screening Theory and Outlook for It

Wu Cisheng, Su Duoqing，Yang Yan

(School of Management,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China)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over education function has arisen since 1970's, raising doubts about traditional human capital theor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screening theory and analyzes and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it abroad. Then it brings forward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research of screening theory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creening theory;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signal; diploma（责任编辑：张丹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