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内需增长极

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进出口贸易继续走弱，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犹存。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5月份数据显示，CPI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2.5%，这主要受猪肉价格反弹和翘尾因素影响明显。PPI环比下降0.1%，同比下降1.4%，尽管降幅连续收窄，但这仍为连续第27个月出现负增长。此前海关总署的5月进出口数据显示，5月进口同比下降1.6%。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已持续27个月负增长，工业价格走低反映出宏观经济确实出现周期性下降，多个行业出现了结构性产能过剩。全球商品价格普遍走低，更加拖累了中国经济，拉低了一般商品的通胀水平，加之外汇汇率波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亟须深刻反思。

为此，《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日前专访了4月刚从商务部调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担任党组书记、会长的姜增伟，探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及障碍。

在商务部门工作约30载、任商务部副部长超过8年的姜增伟，对当前形势颇有感触。多年来呼吁并积极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他，不久前履新贸促会，目前最为强调的便是打造中国内需增长极的迫切性。

在他看来，现有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市场需求不足，解决之道是一方面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民众消费的顾虑；另一方面积极挖掘需求潜力，扩大内需和外贸，同时在现代物流、商业规划、商品流通等各方面排除障碍、积极改革，从根本上夯实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基础。

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

《财经国家周刊》：多年来，中国始终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为引擎来促发展，但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外贸持续疲软，让内需增长变得愈发紧迫。你能否结合当前局势谈谈自己的看法？

姜增伟：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已成为历史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国际上，不少国家的消费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50%以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在70%以上。

尽管中国已取得了商品总量供给平衡、价格稳定，老百姓日常需求得到较大满足的好成绩，但这只是阶段性成果，市场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人们对商品流通还会不断提出新要求。

由此提出的，是如何进一步促进生产、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如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如何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以及如何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模式。

一系列系统性政策需要细化，尤其是通过贸易等多种形式来实现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将中国这一13亿多人口的“超级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效融合，让两者最终能互利互惠。这期间的利益博弈，需要用发展和全局的眼光看待。

眼下无论国际国内，都要从拉动民生需求的角度来扩大内需，将潜在的商品市场、服务市场真正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三管齐下

《财经国家周刊》：你作为中国商业领域30多年的建设者、规划者和领导者之一，如何看待眼下中国经济发展中内需增长所存在的障碍？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

姜增伟：中国目前在居民收入、市场规划和法制建设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障碍，要打造内需增长极，至少要从3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持续不断地增加居民收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居民收入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其参照标准和体系也应该是动态化、常态化的，应将提高居民收入作为长期国策来看待。目前，中国居民平均收入的提升速度不及同期物价涨幅，居民生活质量和消费能力均因此受到抑制。

尽管收入分配改革已酝酿多年，但不处理好财政资金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关系，收入增幅就无法抵消同期物价和成本等因素的增速。因而，在财政稳步增加、国家效益和企业效益均有所提升时，居民收入也该得到相应提升。任何国家要扩大消费，最根本的因素都是老百姓手里没有钱。

其次，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居民的消费顾虑。

中国医疗保险制度还未完全普及，商业保险的高额保费又让很大一部分人望而却步。而九年义务教育的保障体系也不健全，一部分人尤其农民很难将仅有的日常结余用于多领域消费，加之博物馆、公共交通等社会服务不健全，也极大限制了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对此，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对保障体系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能以盈亏平衡为直接目的，财政应适时、适当补贴，将这部分刚性需求所占用的资金腾挪出来，用于更多领域的消费，让居民消费的胆子能更大一点。

再次，要不断制造新的消费热点，包括信息消费、互联网消费、旅游消费和家政服务消费等。

我们多年来为此作了不少尝试，但要真正形成市场和强劲购买力，还必须智慧地引导消费，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出人们具备强烈消费愿望的热点，比如IPhone和IPad等电子产品，并抓住手机等承载巨量信息和消费热情的载体，支持其创新发展。

一些消费热点还存在发展障碍。例如，养老消费就因其服务内容和品质欠缺而无法大量释放。再例如，汽车和房产消费这两大持续性热点也受到一定的政策限制，限号、限行和限购等系列政策束缚了消费增长，造成大量需求无法满足的矛盾现状，其核心问题是影响价格的体制机制始终难以突破。因而，新的消费热点必须有需求、有条件、有内容来支撑。

综合来看，解决上述三个难点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需要各部门、各领域统筹发展，生产者、商业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应分别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尤其商业经营者不能将短期逐利作为根本出发点，否则市场将很难可持续发展。做买卖，就要做长期的市场。

商业网点规划细则正在起草

《财经国家周刊》：具体到政府部门工作中，扩大内需有哪些细节性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现阶段商贸部门应如何发挥好作用？

姜增伟：中国诸多商品市场尚处于成长初期，政府部门应担负起较大的支持、规划和监管责任，必须对市场负责。

首先要作好市场规划。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对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与安排，商品过分紧缺就该由财政担责。一方面，政府要防止短期内商品和服务价格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要应对突发事件，维持商品市场供需平衡。

在商品种类和品牌系列化上，政府也应有所引导。比如，国际知名化妆品品牌就通常具备数十个系列和品类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应有尽有。我们也应在商品系列和质量上下功夫，减少购买力的外流。

其次，政府还应加大对公益性商业网点的优惠和扶持。

例如，涉及居民日常消费的早餐网点，不少是农民工的“夫妻老婆店”，辛苦经营的年收入也仅有五六万元。这些网点，一方面让农民工自食其力、解决就业，一方面也为国家增加税收，并为居民消费提供了便利性。

但现实中，这类网点往往遭遇高税负、乱收费、低保障等问题，导致其可能为降低成本而偷工减料甚至使用地沟油。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却又无法铺设正规网点来解决普通市民的早餐问题。

对于这类满足中低端消费的商业网点，以及满足居民需求从家庭服务走向社会服务的商品和网点，有关部门应先涵养税基，借鉴欧美国家对商业经营者的扶持态度，利用社会力量来解决消费便利性和就业等问题。

进一步说，中国目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都属于公益性质，大部分为社会资本投资，如今都应通过股份回购等方式来实现政府投资管理，减少经营环节、降低收费，让老百姓在“菜篮子”消费上更大胆、方便。

第三，政府要在商业网点布局上充分体现科学合理性。

如今，商业网点和设施并不少，但真正服务百姓的却不多，与商业需求并不匹配，导致居民购物不方便，消费很难上得去。大型商业网点又常常“扎堆”，变相提高了经营成本。

这需要全社会加强对商品流通工作的重视，尤其政府应将商业规划及时融入城市建设规划，“先有市再有城”，以商业和工业和谐发展来构建现代化城市。

第四，政府要重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眼下，中国流通体系与欧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城乡流通体系还未真正布局。例如，农产品流通仍旧只是初级包装，长途运输仅靠冰块保鲜，造成大量浪费，导致终端价格高涨。生产区和销售区的冷库设备也相对落后，现代商业物流还不够完善。

第五，政府还需在商业营销方式上有所引导。目前，中国已有大卖场、超市、连锁店等多种经营模式，但管理和经营能力偏弱，大多还靠出租场地和联销铺点，商业式购销买断的营销方式还远未现代化。小型社区连锁便利店在欧美已非常普遍，被称为“第二母亲”和“家庭食堂”，但在中国却严重不足，铺设成本过高，还很难满足柴米油盐等日常需求。此外，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和诚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也都亟待解决。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商品流通工作的成效。

《财经国家周刊》：上述各项工作已进展到什么程度？要将规划付诸实践，顶层设计上有哪些难点？

姜增伟：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放开政府工作职能，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管。商贸部门根据三中全会精神，负有市场规划、法律法规、数据统计、指标认定以及对企业经营者进行培训和引导等细节性工作，责任重大。

其中，商业网点规划细则正在起草之中，会尝试借鉴欧美经验，规定开设大型卖场和社区商业设施必须遵守的面积和人口标准，争取将有限资源最佳配置，避免不合理规划造成恶性竞争。另外，商业规划必须成体系配套，菜市场、理发店、洗染店等一应俱全，才能聚集人气。其中，社区网点可能会面临盈亏问题，但规模效应会逐步有效地平衡收益。

在顶层设计上，商业规划还未得到相关其他部门的首肯，商贸部门还处于单方面努力阶段，合作协调还存有较大难度。

因而，建议尽快将商业规划上升为强制性的政府规划性质，避免商贸部门“单相思”而缺乏整体有效的管控。各相关部门应从全局出发制定建设规划，以国务院未来可能出台的《商业网点管理条例》为蓝本，推动新型商业规划试点城市，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商业相对发达的一线城市为示例，逐步推广至全国。

建设现代物流

《财经国家周刊》：提升商品流通领域效率的难点之一，是现代化物流建设，其影响不可小觑。但中国物流业发展至今，高成本、低效率等问题依旧存在，你怎么看？

姜增伟：物流行业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的物流企业九成以上为中小企业，且不少是家庭作坊式的夫妻店，仅有一辆车进行运输，还缺乏有效的信息平台，企业经营规模和能力远不适应现代物流业发展，信息不畅、成本偏高等难题随之而来。

现在，主管部门多以重组和兼并等资本运作方式来“抓大放小”，将存储、配送等功能一并融合，支持对市场流通具备控制力的大型流通企业发展壮大。另外，区域内负责产销的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之间需进一步融合，整合信息资源，以少数大企业来着重发展物流业，建立固定的产销关系来降低成本，避免企业“低”、“小”、“散”。

此外，还需建立服务全国范围的物流信息平台，形成有效的货运信息系统，减少车辆空载和承载不足等问题。同时加强物流标准化，包括运输商品的托盘、包箱大小和规格，仓库面积尺寸等，都要逐步用现代化设施来取代。

第三方物流也应加强发展。不鼓励“第一方”生产企业各自为营地发展物流，一窝蜂式上马，造成资源和人力的浪费。例如，淘宝、京东商城等电商商品运送至目的地城市后，就由若干小物流公司分别配送，造成低效率和交通、人员等成本的浪费。商贸部门正在引导成立专业小额配送企业，以统一化平台和高标准服务来整合资源。

对此，北京市已将“共同配送”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六大工程任务之一，成立了城市一百物流有限公司来整合北京地区的快递网络资源，其营业门店均由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授牌。目前，“15分钟社区服务商圈”等项目已经试行，不但物流行业人员、网点等末端资源得到了高效整合，社区、高校、物业等送件难和投诉高问题也逐步好转。

提振农村消费

《财经国家周刊》：你谈到新增消费热点时，并未提到一直颇受关注的农村消费。你怎样看待提振农村消费的难点和可操作性？

姜增伟：农村消费历来是重点和难点，提升难度较大，短期内效果不会太显著。

要提振农村消费，首先要协调农村供应体系和消费网点建设，其商品流通体系要建立适合农村经济环境和农民习惯的营销渠道，保证商品供应的质量和安全。

第二点，处理好农村商品流通问题，不能仅靠企业力量，需要多方努力尤其政府引导。因此，要实现最佳的经营效应，农村的网点布局和规模就要以量的积累来平衡收益，同时配套交通设施建设。这一点，目前在大城市周边的县城并不突出，但偏远地区则相对严重。现有的解决之道，是鼓励县级商业企业来铺设网点，例如商务部此前推行的“万城千乡市场工程”。

但农村消费能力有限，县级企业铺设网点往往入不敷出，不少地区的县级财政甚至都捉襟见肘，使得规划中的网点设施最终敌不过农民的自营小店，导致食品安全等问题陆续出现。

农民最看重价格，但一旦购买了不卫生、不安全的低廉商品，就可能从此抵触所有同类商品。因而，一部分农民进城打工后，消费习惯逐渐趋向为在城市购物，使得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发展起来。

对此，尽快增加农民收入和科学布局农村商业网点已成当务之急。并且，有关部门应该尝试鼓励企业生产适合农民消费的高性价比商品，手机、电视等电子产品应简化功能、强调质量，从而真正让农民做到有胆量消费和放心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