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监管政策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

摘要：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和开放，银行业者与学者都很关心监管政策与商业银行运营效率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本文期望通过对全球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问题做出一个定性的解释。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对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随机前沿分析和Tobit回归分析，得出一系列银行监管政策，包括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行为约束，监管体制和存款保险，与商业银行运营表现的关系。我们的结论证明银行监管政策与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有直接的联系。

关键词：银行监管；商业银行；经营效率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４６２５（２００9）03－０077－０5中图分类号：Ｆ830.31文献标识码：Ａ

一、引言

随着由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全球其他国家，并且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破坏，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银行家以及学者提出要重新考虑如何监管商业银行的经营。早在2004年，Barth等人就通过对全球银行业的各种比率，例如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s）和成本收益率（Cost/Return Ratio），证明监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银行系统性的危机。Gonzalez（2005）和Laeven以及Levine（2006）分别又对Barth等人的理论进行深化，证明监管政策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有控制作用。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反映在银行年报的各种比率并不一定能够如实地反映事实情况，例如Berger和Humphrey在1997年就证明了随机前沿（Stochastic Frontier）在衡量银行运营表现时就优于比率。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商业银行的随机前沿进行分析，得出监管政策与银行运营效率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简述

尽管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更新银行监管政策以适应金融市场变化，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就如何进行监管达成一致（Demerguc等，2006）。学者和银行从业人员甚至对监管政策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定性也没有达成共识。Barth等（2006）指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就监管制度与商业银行的经营表现提出了自相矛盾的说法，不仅没有就监管政策与银行经营的稳定和发展做出合理解释，也不能预测监管制度如何影响商业银行运营。与此同时，Barth等（2003）也指出只有通过对实际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对此问题进行合理分析。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监管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才能对此得到一个较深刻的理解。

在传统意义上监管体制对商业银行的最大影响就是对银行自有资本率的限制，并且这一制度普遍被认为对银行业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Calem和Rob（1999）指出提升资本充足率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其他学者，例如Beatty和Gron（2001），认为这只会在某些条件下发生。Barth等（2004）认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政策只会使商业银行降低收益贷款的比率，而不能影响整个行业的稳定性和个体银行的经营状况。

在一般意义上，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分为中央银行的监管（官方监管）和商业银行自身监管。官方监管制度认为监管人应当具有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控制、约束的能力和权力。银行自身监管则认为过于强硬的官方监管制度可能带来腐败或者其他影响到银行正常运营的问题，因此商业银行应当实施自我监管体制。尽管这反映了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但相互并非完全排斥。因此，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对银行业进行监督，并且强制商业银行公开准确财务信息（Levine，2004）。尽管Barth等人（2004）提出只有商业银行自身监督才能提高运营效率，但是Pasiouras（2006）发现官方监管确实可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

另外，学界对巴塞尔协定下的另外两个监督框架也做出了深入研究，本文也简述一些代表性的意见。在巴塞尔协定里，商业银行还需要进行行为约束和执行存款保险制度。Boyd等人（1998）指出，如果不对商业银行进行行为约束，商业银行就会在利润的驱使下扩张自己的业务范围，从而导致承担过多风险，进而造成道德危机。

另一方面，Claessens和Klingebiel（2000）指出没有行为约束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可以优化自己的规模和经营范围并且提高自身资产质量。因此，学者给出的观点并不一致。Barth等人（2001）通过对实际市场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强有力的市场监管可能使商业银行丧失对风险规避的能力从而可能承受更大的危机，并且过多的市场监管会使商业银行降低运营效率。Fernandez和Gonzalez（2005）发现过于严格的市场监管会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尽管这些作者指出这种情形只在信息披露和审计制度较不发达的国家。Pasiouras（2007）则认为减低对商业银行的监控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

对于存款保险制度，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2002）指出在过去的25年间，一些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存款保险体系，并且这样的体制有利于商业银行增强运行稳定性。但是，这种制度同样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从而增加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Hendrickson和Nichols，2001），并且因此进一步使商业银行运行更加不稳定。Pasiouras等（2006）发现当一个国家存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商业银行信用评级相对较低。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并不能够证明出监管制度与商业银行运营效率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随即前沿分析（Aigner等1977）被广泛应用于金融银行业的研究中，尤其是Bonin等（2005）利用这种方法对银行的成本利润效率进行了分析。在Casu和Girardone（2004）的文章中，作者也利用这种方法得到各银行的效率分数。因此，本文才以类似的方法对各国的数据进行分析。

Berger和Humphrey于1992年首先提出了价值增量观点（value added approach），这种观点指出存款可以作为表示价值增量的表征。其次，本文采用Dietsch和Lozano-Vivas（2000）等学者的方法，选择以下三个变量：贷款（Q1），其他盈利资产（Q2）和总存款量（Q3）作为变量。另外，为了与大多数关于银行运营效率的文献保持一致，本文选择了三个输入变量：贷款成本（P1，应付利息总额与贷款总额的比率），固定资本成本（P2，银行所有的成本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商），以及人均成本（P3，总资产与人力成本的商）。采用多值对数分析，本文得到如下模型：

其中TCkt表示k银行在第t时间段的总成本（例如应付利息加上非利息成本）；Qikt表示k银行在第t时间段的表现；Pikt表示代表了k银行在第t时间段内i输入因素的价格（Pi），vkt表示随机错误；ukt是一个非负的变量，代表成本的无效性；η表示未知计量参数；α，β，γ是需要进行计算的参数。

在利润的前沿模型中，变量是税前利润（PBT）。在利润公式输出变量的选择中，我们主要观察的是市场效力（Market Power）是否对银行的税前利润有影响。一般情况下，标准利润前沿理论都假设金融市场存在完美竞争，换言之就是信息对称，买卖合理。因此，很多关于实证分析都估计出一条非完美竞争的利润前沿曲线，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都假设银行通过买卖过程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这种观点不需要依赖输出价格数据而估计利润前沿曲线，也正因如此利润的前沿模型可以和成本的前沿模型有同样的构造――公式（1）中PBTkt取代TCkt 作为因变量。应当注意的是无效性的代数符号变成了负号。

另外，我们通过对第三输入价格（P3）对因变量和输入价格进行标准化，从而使整个模型具有线性同质性。因此，在不失概括性的前提下，我们利用对数对方程两端的人力成本进行考量。再次，由于某些银行是亏损的（负利润），利润模型中的因变量变为ln(PBT/P3+|(PBT/P3)min|+1)，其中|(PBT/P3)min|是（PBT/P3）的所有银行抽样的最小绝对值。这样的运算能够在估计利润前沿的同时不排除不盈利的银行。

本文中所有的关于效率前沿估计的数据都取自Bankscope数据库，货币单位为美元。另外，我们用1995年各国的GDP数据作为原始参考值。表1包含以上讨论变量的年平均值和地理分布。

随即前沿模型的参数通过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商业银行的效率（非效率）的前沿曲线估计：CEFkt=exp（ui）和PEFkt=exp（-ui），前者在（0，∞）间取值，后者在（0，1）间取值。为了使我们的结果具有可比性，我们通过CEFkt=1/CEkt计算成分效率指数。因此，在两种情况下效率指数都是在0和1间变化，越接近1 证明效率越高。

接下来，我们采用了Tobit回归的方法对PEF（利润效率分值）和CEF（成本效率分值）的数值进行分析，得出监管政策和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因变量是成本或者利润的效率指数，实际数据将进行Tobit回归分析。重要的监管政策变量如下所示：

CAPRQ表示银行资本要求，包含了最初资本金要求和总体资本要求。最初资本金要求指资金来源是否符合监管条件，符合题条件的包括现金，政府债券以及其他来源。后者指的是各种风险或者呆坏账是否被计入被监管资本。

PRMONIT表示银行自身监管指数。这个指数由10个关于银行自身监管的是否（0或1）问题组成。当银行符合条件时，指数就计1分，总得分在0到10 之间。分数越高证明银行自身监管越完善。

OFPR表示监管者的能力与权限指数。这个指数同样是由10个是否（0或1）问题组成的。得分越高证明监管当局能力越强。

ACTRS表示对银行经营范围的限制。这个变量考察是否限制银行从事证券、保险和房地产业务，同时也考察银行是否允许拥有自己的非金融业务。我们对得分做了区分，1表示没有限制，4表示坚决禁止，所有政策都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分布。

DEPINS是一个名义变量，表示一个国家是否有明确的存款保证金制度。其他关于地区或者国家的变量包括商业银行规模（SIZE）、资本资产比率（EQAS）、年GDP增长率（GDPGR）、年通胀率（INF）、ASSGDP（银行业在GDP中的比重）、CLAIMS（银行业的经营收入相对于其他私营行业收入的比率）、MACGDP（证券市场总值与GDP之间的比率）、FOREIGN（本国市场中外资银行的比例）、GOVERN（国有银行比率）、CONC（行业前三名占全行业份额的比率）、PRIGHT（对物权的保护）、GOVINT（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BRAKM（银行分支机构分布的密度）和ATMKM（银行取款机分布密度）。

（二）样本数据

我们的样本数据包括了88个国家的677家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在2000年至2004年间至少有一年的数据可以在Bankscope数据库内查询。我们最初选择了这个数据库中的113个国家的1008家银行，但是由于Barth等的数据库并不包括其中的15个国家（例如伊朗、孟加拉、巴哈马等国）的72家商业银行，我们把数据范围缩小了一些。另外由于一些国家的GDP参考度不高，例如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国家，我们排除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最后，我们排除了在观察年限中有数据缺失的银行数据。选择了不同地区的银行的3086个年数据。

在观察过程中，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选择未分层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分层和未分层数据都已知，但是未分层数据没有在银行报告中出现，我们选择分层数据。通过我们观察，银行报告大都在国际会计准则或者是地区认可准则的要求下编订。如果国际准则和地区准则的会计数据都可知，我们选择后者进行计算。

四、实证结果

表1展示了成本利润前沿模型的估计值。在成本方程中，负值的η表示成本效率在逐渐下降，而利润效率却在升高。这个反常的结果暗示商业银行通过高成本来取得高利润。

如表2所示，所有样本的利润效率得分（PEF）为0.9402，成本效率得分（CEF）为0.8499。同时，这个图表也展示了银行每年效率（A）和地区效率（B）。参数η的代数符号同样印证了在观察期间，各个商业银行都提高了利润效率，尽管成本效率都在下降。特别的， PEF值每年都在增加，从2000年的0.9235到2004年的0.9548 ，与此同时CEF的值却相应下降，从0.8568到0.8448。在地区的比较中，澳大利亚的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最高（PEF=0.9495），接下来的是东欧各国（0.9378），美国（0.9378 ）和西欧各国（0.9373）的利润效率最低。同时，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成本效率最高（CEF=0.9329和CEF=0.8910）。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东欧各国的成本效率较低。因此，正如以前的文献描述，最有效率的银行并不一定是最盈利的银行。我们的实证分析确认了成本效率不能全面描述商业银行效率（Guevara和Maudos，2002），分析利润效率同样重要。

对PEF和CEF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哪些因素对商业银行的效率影响更大。由于很多问题都是基于是否（0或1），因此Tobit回归比最小二乘法（OLS）更加适用。表3包含了运算结果。表3展示了对不同变量控制回归之后的结果，并且包括标准差和协方差。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1.银行扩大规模变量（SIZE）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提高成本效率，但是并不一定提高利润效率。

2.在众多政策监管变量中，只有银行经营范围限制（ACTRS）有着统计显著性。准确地说，ACTRS对PEF和CEF有负效用。换言之，提高（降低）银行监管将会降低（提高）银行效率。

3.在众多变量中，存款保险制度（DEPINS）对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有正向影响，这个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其他监管变量必须存在。Barth等（2004）指出存款保险制度在监管体制下有利于提高银行的效率。我们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4.自变量PRMONIT（银行自身监管指数）对因变量有负效用，即提高商业银行自身监管要求会导致其成本效率下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提升个体监管的时候，商业银行需要将更多的成本用于达到监管要求，比如信息披露等。另外，商业银行公开披露的信息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成本构成状况，因此这个结果在合理范围内。

5.类似的，自变量OFPR（监管者能力与权限指数）对银行效率有显著影响。Levine（2004）指出官方监管对商业银行可能有负面影响。他同时指出当商业银行与政府监管过于密切的时候，某些政府行为将会反映在银行的运作中，比如低息贷款或者政策性贷款，从而使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下降。

6.通过对宏观变量（GDPGR和INF）的控制，我们发现宏观经济状况对监管效果并没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当通货膨胀加剧时，利率势必会随之调整，此时商业银行成本增加，利润减少，从而降低成本和利润效率。在经济良性快速增长阶段，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会随之增加。

7.当控制其他变量时，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存款准备金制度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效率；当其他变量变化时，这个影响并不明显。情况类似的还有股票市场的规模。在我们的模型中，股票市场规模是通过证券市场总资本与GDP的比值体现的。当这个比值提高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都有所提高。

8.模型中三个最主要的市场结构变量，FOREIGN、GOVERN和CONC对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有相反的统计效果。换言之，当本国市场上外国银行比例提高时（FOREIGN），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成本效率提高，利润效率下降。国有成分在本国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GOVERN）和行业资本密集度（CONC）有着类似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三个因素都直接反映市场竞争程度，当市场竞争加剧时，比如大量外国银行进入市场或者出现几家龙头企业，各银行必须通过减少自身成本来提高竞争力，因此成本效率会相应增加。另一方面，更多的竞争意味着每一家商业银行的平均份额在下降，也就说明利润效率不可能增加。

五、结论

本文通过全球677家银行的公开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商业银行运营效率与监管体制关系的研究。我们通过对Bankscope数据库的数据进行随机前沿分析和Tobit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商业银行成本效率以及利润效率与监管制度的关系。在众多关于商业银行监管的变量中，我们着重突出了资本充足率、银行自身监管制度、宏观经济状况以及行业竞争状况对商业银行运营效率的影响。通过统计数据，我们认为：

1.世界各国都通过监管体系对本国市场上的商业银行进行监督管制，并且管制措施都可以反映在对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的变化上，但其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

2.限制商业银行的从业范围和强制性的资本充足率以及存款保险对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都有显著影响。

把前文中的结论应用到中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开放市场引入国外银行，提高国有股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提升银行业资本密集度，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但同时会加大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减少商业银行的利润率，从长远来看，能够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和规范发展的水平，符合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长期目标。

2.取消银行的经营范围限制，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这也支持了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改革的方向。

3.尽快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有利于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提高。

4.加强官方监管和要求银行提升自身监管水平都会降低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盈利水平，但是考虑到降低监管水平引来的风险，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给予的启示，追求利润还是追求安全，加强监管还是放松监管，将是对管理层的一个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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