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问题困扰世界 各国如何面对“钉子户”

美国：各方协商合理赔偿

司法的严谨，使得美国地方政府在动用拆迁特权问题上非常谨慎，而民众也会更多地考虑到公共利益。

拆迁补偿有标准。在美国，私人开发商如果想在一块土地上搞开发，就需要事先购买这片土地，包括这里住户的房产。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开发商必须给予拆迁者一个合理的补偿。补偿的标准双方以公平市场价格为基准进行协商，协商不能解决的，要么放弃，要么“法庭上见”。

相对来说，政府征地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这涉及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强调与保护个人利益的国家，但对公众利益也不能不管。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无权征收个人土地和财产，除非给予合理的赔偿。这里“合理赔偿”的标准，也是以公平市场价格为参考。

公平市场价格是为双方达成拆迁协议提供一个标准。如果当事双方不能就合理补偿达成一致，还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在公私之间寻求平衡。如果政府要强制性拆迁，在最高法院做出决定之前，普通居民可以对政府特权及规定做出挑战。

美国各州均制定了不同版本的“重要空间法”及动迁细节和补偿办法，赋予政府因水电、道路、公用基础设施、国防等公益事业进行征地的特权。

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城市因军事基地被关闭，当地经济迅速萧条。为扭转局面，政府打算在原军事基地建设公园。然而，一些被涉及的私有土地拥有者反对动迁，无论政府给多少补偿金他们都不搬，“合理补偿”不好确定。动迁户还一纸诉状把政府告到了法院。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后，9个大法官以谨慎的“5∶4”裁决驳回动迁户的上诉，支持当地政府强制性拆迁。

法官们的谨慎，反映了美国司法努力在公私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总的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和居民在征地特权的法律纠纷中各有输赢，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在动用拆迁特权问题上更加谨慎，而民众也渐渐习惯了更多地考虑公共利益。

韩国：依法处理一草一木

韩国有很多关于土地征用与房屋建设的法律，对土地征用补偿有着非常详尽的规定。

高额拆迁费令开发商却步。韩国有很多关于土地征用与房屋建设的法律，比较重要的是《城市开发法》和《土地补偿法》。如果某公司想购买并拆迁某住户的私有房屋建大楼，那么，一场漫长的谈判就开始了。

首先，要由双方认可的中介认证机构对土地价格做出基本评估，以此为基础，双方开始讨价还价，内容涉及房屋、草坪、树木、围墙、石阶、狗屋等等，甚至如果房主在院子里先垫过一层沙子然后又铺了地砖，这沙子与地砖都要分别计入补偿费之内。

如果有一处临街的房屋，房主听说拆迁动议了，突击把房子改造成饭店，这个法律不予认可。但是，如果某一处房屋原来是饭店，现处于歇业之中，那么拆迁前宣布饭店恢复营业，开发商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按饭店给予高价补偿。

如果是连片开发，居民们第一件事不是收拾东西准备搬家，而是走家串户先把“拆迁对策委员会”成立起来，以群体的名义维权。他们的原则是：一草一木都要付钱，拆迁的结果必须保证每一家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这样算下来，拆迁费用十分惊人。因此，在韩国，很少能看到成群连片的旧区改造。

向“钉子户”妥协。在韩国，存在纷争比较多的是公营事业征用土地，如修建城市铁路、高速公路等，如果居民坚决不让步，政府往往也无可奈何。

据韩国朋友介绍，韩国也有最牛的“钉子户”。数年前，京畿道内一公司成片开发，遇到一房主，对祖业极为热爱，坚决不卖房子。不是给多少钱才合理的问题，而是不管给多少钱都不卖。此住户四周的房子全部出卖了，该公司也启动了工程，但这一家到底挺了下来。该公司毫无办法，最后只好用大楼把这一家围了起来，成为京畿道一景。

印度：强行征地难见效

地方政府以强制性手段征购土地的极端做法，反而引发种种矛盾日趋白热化。

警察干预反使矛盾升级。“征地”是近几年才经常见诸印度报端的字眼。自从政府推出“特别经济区”政策，需征用农业用地或荒地建设工业园区之后，由征地引起的纠纷就越来越多。发生警察开枪事件的南迪格拉姆村，就是被政府相中建设一个以化工业为主的特别经济区，计划征购4050公顷土地。

南迪格拉姆村村民对此甚为不满，他们不愿意改变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在与示威者纠缠了两个月后，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2000名警察进驻南迪格拉姆村，强行驱散了示威者。

事件的后续发展其实对政府很不利，不仅西孟加拉邦高等法院要求印度中央调查局对警察向群众开火一事展开调查，而且迫于各方压力，西孟加拉邦政府软化了态度，表示放弃在南迪格拉姆村的建设计划。

受害者是以地为生的农民。在西孟加拉邦的几个征地纠纷里，政府其实提出了相当合理的赔偿方案，比如，在信格尔，1英亩一年收获一季的农田赔偿85万卢比(即1公顷4.6万美元)，1英亩一年收获两季以上的土地赔偿115万卢比(即1公顷6.3万美元)。

在印度，反对政府征购土地的往往不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土地私有化使得大量农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他们拥有土地却不见得自己耕种。比起日益微薄的田租，巨额的政府赔偿显然更有吸引力，这也正是尽管抗议声浪不断升级，征地计划却依然能顺利进行的原因。信格尔的一位地主曾经对当地媒体说：“我们应该把塔塔集团老板的照片供起来，因为他要来建厂，这里的地价涨了一倍。”

真正坚定的抗议者来自租赁土地耕种的佃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一旦失去土地，他们就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尽管政府反复强调工业园区和工厂建成之后将解决大批当地人就业，但这些村民仍然充满怀疑和抗拒。

印度政治评论家阿穆尔亚・甘古利认为，印度目前此起彼伏的征地纠纷好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圈地运动”，“这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无法避免的冲突，但是在印度，各种政治势力都想借此机会打击对手，壮大自己，因此冲突被扩大了。”(摘自2007年3月26日《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