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生活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关于生活质量、生活富裕程度等社会经济生活评价指标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之间盛行。学者们研究用来代替GNP或者补充完善GNP，以便更好的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可是制定的指标缺少理论的支持和计算方法，并且指标选择的随意性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指标制定的研究出现衰退。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其研究又开始兴起。本文首先对美国学者对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和生活水平的关系进行探讨，其次对近些年制定的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最后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制度化的思考。

关键词：社会经济生活水平 GNP GDP 指标体系

制度学派和国民经济统计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活质量评价指标被开发，其重要原因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最优先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大量破坏，带来严重的公害。这让人们深刻理解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一定会给人们带来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已经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

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妇人们在工厂的劳动以货币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家务中的无偿劳动就没有统计到GNP当中，再比如，如果妇女和一般人结婚，从事专业家庭主妇就会减少国民分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以外生产出来的货币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所以，国民经济的统计和实际经济生活的统计不能完全一致。

Myrdal指出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随意性问题。他举例说明，闲暇时间没有记入到所得和消费项目里。还有他也指出主妇的家务劳动没有统计在所得之中。并且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也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

Galbraith指出，从生产的观点看，GNP统计当中，只把当年生产出来的财富总值表现出来，而没有办法对于种类和生产者进行分类。也就是说，财富的生产包括政府和民间企业。所以，政府为主的教育关系的投资和电话生产的投资在GNP统计当中没有分类。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经济学者Myrdal和Galbraith指出国民生产总产值的计算问题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现代派学者Clark和Kavanagh认为社会进步（progress）是社会公共政策的评价本质，并从社会进步的目标及社会发展的将来性来分析，对于GDP提出了批评。GDP反映货币交换量，货币的大量交换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本质。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交换而大量增加，可是生活成本（犯罪、离婚、公害）也随着增加。也就是说，GDP的增加不能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需要开发反映生活水平的指标。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的学者在很早的时期就指出了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问题。并且指出GDP是不能完全反映国家的进步。所以需要制定新的指标。

本文从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进步包括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和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的两个概念。经济进步意味着所得增加，采用现行的GDP来统计。社会进步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上升。下文就对若干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

社会生活评价指标和问题点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人类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国民生产总值、收入、财富的增长，而是需要更多方面的提高，包括健康、教育、资源、自由、人权等。并且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评价指标。它的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寿命（平均寿命），知识（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GDP指数（人均实质GDP）的增长等指标。

Miringoff认为，以GDP为代表的指数是把握经济景气短期动向为目的的经济指标，很难把握人类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提出了能够和社会问题有效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社会健全指数”（Index of Social Health：ISH）。这个指数的特点是体现了社会经济进步产生的风险和负担，结合了反映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经济指标。并且，从年龄层次进行分类，由健康、就业、所得、教育、安全等16项指标构成。具体来说，儿童层面上看，包括婴儿死亡率、幼儿虐待率、幼儿贫困率3个指标。青年层面上看，包括10岁20岁之间的青年的自杀率、药物乱用率、高中辍学率等3指标。成人层面看，包括失业率、一周平均工资、医疗保险加入率等3指标，老龄层面上看，包括医疗负担率、高龄贫困率等2指标。并从全体年龄段上看，包括刑事案件被害者数、饮酒引起交通事故被害数、食品印花保障率、贫富层间的所得差异、流浪者数等指标。ISH的分析结果显示，美国的生活水平到1970年为止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但是，1977年以后却是反比例，呈下降趋势。

经济学家Cobb，Halsted and Rowe（1998 ）指出，经济学家认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准应当有自由的资本，可是实际上在国民经济统计当中忽略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并且家庭不睦、犯罪、居住地的荒废化、闲暇时间的损失等没有计算其中。还指出新指标的制定的迫切性，提出了“真正进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这个指标体系的特点是，计算中所得分配被调整，家务劳动被添加，还有公害成本被扣除。GPI由家务劳动和志愿者经济、犯罪、额外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s)、所得分配、资源枯竭和居住地荒废、闲暇时间的损失等6项目构成。GPI的计算结果显示与ISH有同样的趋势，美国的GPI指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持续增加，可是那以后表现出下降趋势。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GPI的增加，有赖于将来的资源消耗，家庭收支和社区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

日本经济企划厅从1991年开始每年发表“国民生活指标指数”（People's Life Indicators：PLI），为了区别从1952开始的“新社会指标”（NSI），称为“新国民生活指标”又被称为“富裕指数”。它的目的是有效把握生活水准的富裕程度，特点是对关于生活的人们主观感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强调了经济指标以外，还需要表现出“空闲”、“安心”等非经济的指标。所以它包含了：所得、消费、日常行动等152个指标，包括：住、成长环境、收入、玩和学、交流、就业、医疗和福利等8个项目。它的1991年的计算结果显示：49个省级地区的排序中，长野县、富山县等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排名靠前，大阪（33位），东京（43位）等大城市排名靠后。

上述的评价体系的问题如下：最先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缺点是它在评价发达国家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发达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用“人类发展指数”评价有它的局限性。所以，HDI评价发展中国家还比较贴切，用来评价和分析先进国家的细微进步还是有它的局限性。ISH的缺点是指标选择的随意性和权重的不明确。虽然在是年龄层次划分上还有它的进步性，可是没有明确指标选择的理论根据，再者综合化的方法没有明确。GPI也存在指标选择的随意性上，再者提出的额外支出指标非常模糊。日本经济企划厅的PLI指数的问题是大量引用了连续量变数据，可是缺少如大都市魅力等质变指标，没有能很好的反映大城市的聚积效果。所以导致大都市排名靠后。

指标的方向性和制度化

经济指标容易大量收集，并且有经济理论的概念支撑，可是犯罪、健康、教育、环境等范围广而且复杂的社会生活经济指标的构筑是非常困难的。理由如下：理论建设的困难。社会经济指标的困难在于涉及的学问面广，不仅有环境方面，还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以上学问的融合是困难的。但是国内学者周长城等（2001）进行很好的尝试。他们撰写了《建立人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一文，具体内容包括：人本社会发展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系统工程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正确的社会指标的统计困难。在指标评价中缺少共同的评价体系，这也是在实践中最大的困难。比如，经济指标可以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可是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住房等没有统一的单位可以衡量。虽有很多代替指标，可是缺少理论依托的还原是非常困难。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外，今后社会经济指标的制定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政策评价手段经常利用个别的指标，对于社会指标的利用，对于政府政策的立案者和学者们的观点有时有偏差。社会生活评价指标的利用有时候导致政策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的结果，所以利用上比较消极。而学者们更关心因果关系的探讨。而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有选择的利用指标。可是政策评价和社会经济指标利用不是对立的。只要很好的利用社会评价指标更有利于下一步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政策的制定就可以。其次，统计指标的多样化和细密化。随着专家们对社会指标研究的兴起，世界各国已经从单一的经济指标转向了包含如寿命、教育等非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也积累了很多相关的数据。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质量指标（WHOOL），Veenhoven的幸福生命预期指数（HLE）。所以，在统计的时候需要按地区、年龄、男女、职业进行分类。如果是权重的指标最好定期的进行跟踪调查。不断改进指标的实践性和完整性。再次，所制定指标体系的目的性不同，选择指标的重点和涵盖的内容应该不同。社会瞬息万变，单一的指标不容易能完全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体系。那么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开发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收入等特定的分类指标也需要努力开发。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和遵守原则外，还必须有以下的考虑：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者或者政府都定期对社会的进步情况和生活水平做报告，为了能够与社会发展同步制定相应的政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上，而是放在了对于社会动态的把握上。然而，有影响力的指标制定和政策的目的是调节社会矛盾，融合社会。这样就需要相关的政治家和部委进行共同制定和意见统一。所以，如J.I.de Neufville指出，指标的制定必须跟相关部委的意见统一。并且也需要让媒体和市民了解指标的存在和意义。还有指标的制定需要与相应的政策计划相统一。

结论

社会经济生活评价体系的研究目的在于能够从各个方面综合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明确存在的问题。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更好的解决问题。然而，现在还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更好地让社会经济指标体系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政策制定上。不仅是单一的数字排序，而是要找到什么是影响排序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因此，在今后的社会生活质量体系研究中，除需要包含主观意思的调查外，需要更广范围的调查和收集资料。并且，分析影响生活水平的原因。同时，还需要对于特定指标的研究。如：犯罪指标、健康指标、福利指标、高龄化指标。这样才能有利于今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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