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另一种展示和有关商榷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作品见于《天涯》《人民文学》《大家》《诗刊》《中国作家》等刊。已出版主要著作有《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匈奴秘史》《沙漠之书》《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历史的乡愁》，诗集《命中》等十多部，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最新文学排行榜，多次被各类选刊、年选和选集选载，先后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提名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和四川文学奖等数十项。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牡丹》是创刊甚早的文学期刊之一，位于河南，古都洛阳。其文化底蕴和文学传统自不必说，十多年前，我曾在单位的报刊阅览室看到过，这也说明，当时的《牡丹》，还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那正是九十年代初期，文学虽然颓势渐露，但仍旧余波强劲。以我所在的科室为例，几乎每个人的宿舍都有一书架的文学名著和最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但十多年后，许多文学期刊逐渐淡出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和物质化填塞。

这是时展的必然。不同的年代，人们真正的兴趣，获知教益和启发的渠道将会不同，但文学始终无可替代。当然，一切的替代也是暂时的，最终还是会回来。但非常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仍旧没有发现人们回到文学的和精神的森林与山坡上来，仍旧在平面的、肤浅的、消费性的漩涡里自得其乐，居一隅而为天下，以一斑而为全豹。所幸的是，不论在任何时期，文学仍旧是长青的事业和归宿，尽管文学是衣食足后的“风花雪月”“胡思乱想”，但她对于人心人性的发现和多方位探究与表达，以及之于人本身乃至生存、生命、灵魂、理想的深层次关照与抚慰，依旧是人需要并且愿意从事的个体性“不朽伟业”。

具体到2015年的《牡丹》杂志，特别是她所刊发的诗歌作品，在通读之后，我忽然发现，诗歌作为一种隐秘而宏阔、简短且又丰饶的文学表现形式，其对人的精神影响仍旧是巨大的。诗人无数但仍旧层出不穷，诗歌的绝唱与高峰全世界林立，但仍旧有新的作品蓬发而出。在文学写作上，我始终觉得，天赋的比重依然是起到主要作用的，后天的勤奋只能对技术有所补益。尽管现在很多的创意写作由国外蔓延到国内，一时间，好像文学的能力真的可能培养或者说“有径可循”一样。但就当下的诗歌写作而言，有一些作品确乎浑然天成、无论是张力和穿透性，诗歌的“品相”还是“境界”，都有着各个不同的“表征”和“抵达的层面”。为了叙述方便，我依照《牡丹》杂志本年度所刊发的诗歌作品，不按章法地做一些个人性的浅显评说。当然，在此之前，要说一下这些诗歌的责任编辑，她是谭滢，《牡丹》杂志的副主编，这些诗歌都选自她手。一个刊物是有自己趣味的，编辑亦然。总体来看，因为谭滢也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选发的诗歌必然是她自己认可的，也一定在阅读过程中打动过她的，不然，除了特殊情况，任何一位编辑都不会选择刊发自己都觉得不满意的作品，这些作品必然携带或者暗含了谭滢对诗歌的判断和态度，也表现了她个人的一种诗歌能力与艺术鉴赏高度。

二期当中最引人瞩目的作品是李昌鹏的组诗《深夜在农场》等作品，形体短小，但容量大，最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很“贴”，“贴”自己，也“贴”事物，物我之间的融进和引申都很给力，让人看不出任何的生硬痕迹。我只知道，李昌鹏是一个小说编辑，也自己写小说，第一次读他的诗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由他这组诗歌当中，我再次觉得了王国维之“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两派之所由分。然两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所言之确。其中《深夜在农场》颇有“新造”境界之意。《乡村》一诗则体现出一种平静至真且引人怀乡并且忧伤的怀想力量。显示出作家对于“无我“和”有我”之境，现实场域与个人思想之境的把控能力。黄先清的组诗《民间诗草》是有难度和张力、内涵丰厚的作品，观察、角度、意象乃至诗句的组合，整首诗的结构和运思都有独到之处。唯一不足的是，个别地方显得刻意和拘谨。好的艺术都是浑然天成，不着痕迹的，好的诗歌出于自然，也出乎心，外界和内我是高度协调的。李佩农的组诗《与冬书》、赵长春的《这是民间的桃花》、漆宇勤的组诗《微凉》等，写外物的多，止于表层的抒情与表达也多。诗歌的本质是抒情，但抒情一定要充满真诚的血肉与现实的依附，否则，就显得空和虚，以致于潦草、飘忽，没有力量感和穿透性。

我以为，诗歌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质，立意和主题无法回避重复，形式亦然，但诗句必须是独我的，结构也必然自我的。没有突破和“特性”的写作很多时候属于无效，如果仅仅作为一种个人的传情达意无可厚非，一旦进入到创作或者“作品”的层面，每一个写作者就必须力图做到一种“无时不在”的自我突破和新的建立。第三期第一组诗歌是马端刚的《独白帖》。马端刚是一个勤奋的诗人，其作品数量之大，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这组诗平易、舒缓，犹如夜曲，也似乎有着流水的姿势和声调。诗歌所表达的，除了生命的咏叹，还有内心的某种蛛丝马迹与精神上的层层波动。近两年以来，我一直在想，对于现代诗来说，诗句的长短、词语的丰茂简约，究竟是哪一种更有力量，更能一下子戳中人心和事物本质呢？这当然和诗人个人的审美趣味有关。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尽管时过境迁，但对于诗歌艺术，我还是觉得王国维此论还没有过时。雪子的《老夫老妻》可能是她这组诗歌当中最能打动人的。婚姻是异性之间的合作，合作的过程过于冗长且繁复幽暗不定，而合作的效果则取决于“真诚与否”，也取决于两个人的世俗品行和精神质地。雪子的这首诗大致是触到了众生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且又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书写的方式也比较有艺术性，才使得我在阅读中目光为之停留，读而能引发一些联想。

纳博科夫说：“人性中的道德感是一种义务，而我们则必须赋予灵魂以美感。”（《洛丽塔》）人的一生，有诸多的偶然和必然，不幸和苦难，但不能因为苦难和不幸就对其他人事丧失了道德感，尽可能地以世俗的生活态度和追求为灵魂找一些光亮，是每一个人的自我要求所在。四期李皓的组诗《爆竹》质朴感人，以日常所见入诗成意象，进而用恰当的诗句进行表达，这样的诗歌，在根本上是符合人性和艺术之道统的。人在时间中那些被消弭的、丢掉的、欲言又止的、此刻就在的，在他的诗歌当中有着深切的表现。谭滢的《酿诗》既有对诗歌形成的自我体验，又有大的文化背景关照。这一组诗歌是刚性的，也是真诚和坦率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自身的品性和美学追求。以我个人的感觉，谭滢想要抵达是一种由现实生活而提升的精神力量。秦松现的《细雨，从淡墨中升起》用词较为古典，整个诗歌基调是清丽的，对田园山水的热爱和向往之情跃然而现。代宏杰的《植树节的诗》大都形体短小，平实，偶有感觉新鲜的诗句蹦出来。牛冲的《人物志》是直接来自生活现场的作品，以写人物入手对世相进行观察，苦难意识、关怀意识和命运感都比较强烈。

在辛波斯卡看来，“诗歌只有一个职责：把自己和人们沟通起来。”（《诗人与世界》张振辉译）这大概是诗人对诗歌的职责和功能的最简短的阐释，而且是最能服人的。我也觉得，诗歌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追求一种“词语的尖端”和“无由的隐喻与象征”。六期谷禾的《诗六首》，体现了作为一个成熟诗人的“诗歌功力”，《此诗献给你》《虚无的蓝》的蕴意和指向自不必说，所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大致是谷禾这两首诗的样子，从追求华美、新鲜到自觉地回到质朴，甚至简单和直接，这可能是每一个成熟诗人最终的诗歌归途。我坚持认为，诗歌一定是要有气度的，优秀的叫气象，中等的叫气质，余下的便是各种平俗之“气”。秋水的组诗《内战》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无疑，她的诗歌技术是趋向成熟的，用词和结构也很到位，但在很多时候，语词过于茂密、断句过于频繁，往往会使得诗歌有一些的断裂之感。七期梦影疏桐的组诗《在山中，在浮世》意象繁茂，诗句华美，又十分的贴切。以自然之物观心造境，维度多向，意指多能。再者，其诗歌的品质健康，读后令人沉静有思，具有一定的启发力。高亚斌的《死者》，施丽琴的《无可救药的痛》也是本期诗歌当中的上乘之作，前者以叙述的形式完成对一个逝者的追忆，其中的往昔情境捕捉精确，诗句组合也比较到位;后者的诗句自然、紧凑，不露声色又峰回路转，余味深切且绵长。

王国维《人间词话》在论及坡和辛弃疾词作时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也令我反思良多，一个胸有气象的诗人，其必然是心神广博的，一个挥发天地浩气的诗人，其襟怀当是囊括宇宙的。新诗百年来，细腻婉转者何其多？然如黄钟重器者何其少？当时代进入到了感官和肉身的层面，消费和时尚的功利主义成为人心世道的表征，诗歌写作也必然受其影响。八期漆宇勤的组诗《因果》情感真切，虽然稚嫩，但诗歌的技术比较娴熟。惠永臣的组诗《向她送去荒凉的吻》写法较为传统，《深坑》一诗所表现出的现代意识，在西北诗人当中，是比较难得的。孙启泉的组诗《风中的舞蹈》结构显得松散了一些，诗句也比较拖沓。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即，在文学领域，特别是诗歌，无新意不作诗，无意外不成诗。勉强作诗，或者为诗造情都是不足取的。十期段新强的《我的故乡》可以看作是对即将崩溃的乡村世界哀叹与挽歌，这个题材为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一个公众话题。段新强的诗句坚实有力，书写的对象也具有典型性。刀刀子的《有关爱情》立意和思考都不错，就是诗句太直接了一些。季川的《人到中年》也是如此，体验和表达都没有出人意料之处。费城的《边地纪事》选取人生的几个主要片段，进行重点表达，用词和诗句虽然很注重意象的配置和诗句的错列，但没有更深刻的发现和独到的情感的抒发。

面对信息如此发达、生活如此喧闹的时代，我们的诗歌究竟该如何表达我的个人的时代经验和时代的个人经验，包括内心幽微和精神困境，简单还是复杂？传统还是兼容并蓄？这是我最近经常思量的诗歌问题。十一期紫凌儿的组诗《在天祝草原（外五首）》是一组行游之作，人在天地自然之间，诗意和诗情是最容易激发的。紫凌儿的这组诗正是如此，她写到了个人在自然及其地域的历史之间的种种体验和感受，也写到了由此而延展开来的奇妙想法。但存在的不足是，如何更恰当地书写，特别是更别致、新鲜、自由地去“编织”诗句，以更大的角度、视野和由此及彼的思考为诗歌“扩容”“提升品位和气象、境界”，也是诗人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南南千雪的组诗《秋天来了》，几乎每一首都容量很大，也有比较新颖的诗句。从这些诗歌当中来看，诗人是想有一种自我的写作风格，或者她更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去构建一种诗歌写作方式。但是，诗歌乃至其他艺术，都应当是造境的艺术，作家和诗人的职责更应当在再造一个世界并且顺利地将读者带入，并且给他们各种“满足”为首要出发点。陈海金的《初冬》初学的痕迹明显，止于表象、为抒情而抒情，以大而笼统的意象组合排列，其艺术感染力必定是稍弱的。十二期集中刊发了倪伟李、王海、一寒等三位诗人关于乡土和回乡的诗作，大抵是编辑的用意。但是，这些诗歌尚未触及到乡村乡土的深处和痛处。在全球化语境和城镇化之中，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必将消失，而几千年来演化形成的具有农耕色彩的中国乡野文化也必将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新的一种城镇化或者城镇边沿化的田野存在，在这一个“剧烈”的时期，诗人，特别是出身乡村，至今与乡村有着各种各样联系的诗人作家们，如何表现这个剧变和嬗变过程的痛苦经历，不仅是艺术的考验，也是思想和见识的考验。

可以说，2015年《牡丹》杂志所刊发的诗歌，涉及和包含了当下诗歌写作诸多层面和形式，还有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写作“境界”，当然，每一本杂志不可能期期都是一顶一的好作品，即使同一个作者，也难以保证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堪称优秀。相对于其他的文学杂志，《牡丹》所作的和所扮演的角色，是文学的“基础性”工作，其中扶持、鼓励新作者新诗人的比例更大。但作为写作者，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必须要考虑作品本身，特别是怎么写的问题，写什么，在很多时候不够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才是艺术的，优秀的，超越自我和他人的”。如纳博科夫所说：“在文学创作中，艺术高于一切，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更重要。”（《文学讲稿》）感谢《牡丹》杂志和诗人谭滢的信任，让我来就他们一年来刊发的诗歌作品作述评。文学批评我觉得是说真话好，尽管会有所冲撞和冒犯，但我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