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放权”NGO

“徒有一腔投身公益的热情，却苦于没有机会伸展。”这似乎已成为人们对NGO事业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注解。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是挡在我国社会组织面前的一堵高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呼唤探索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终于在不久前，广东提出NGO“松绑令”，成为改革试验区。

从深海到浅海

1998年，我国将社会组织按照主体特点和功能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三大类，并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按规定，所有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都需要两个部门的批准：一个是业务主管部门的业务审核，另一个是登记主管部门的登记审核。其中，业务主管部门“仅指与社会组织业务范围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或者政府授权的单位”。模糊的界定随即引发的问题是，某个社会组织申请注册时，可能同时与几个部门或单位相关，这些“相关”因为不愿担任业务主管而相互推脱，致使提出申请的社会组织长期无处寄托。

大约在六年前，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对我国公民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测评。2011年，围绕相同课题，她在全国十几个地方再次展开调研，其中包括广州和深圳，经过这次研究，贾西津发现，公民社会酝酿出新的生长点。

早期测评显示，当时虽然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社会组织，但是与发达的公民社会国家相比，公民在其中的参与度很低。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公民不仅表现出活跃的参与热情，而且通过与新媒体的结合，很容易形成一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自下而上的体系建设是公民社会结构化的重要一环，组织的再联盟又是形成这种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只是过去这种体系呈现出的是在我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形态。而今我们看到，在教育、环保、艾滋病防治、弱势群体扶助等不同领域不仅出现了各自的组织联盟，而且还出现了助推社会组织成长的公益创投作为孵化器。

从社会环境看，或许我国公民社会已经准备好迎接广东的这场改革了。

政治与组织的博弈

2011年11月底，广东省民政厅负责人就当地即将推行的《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做了起草说明，明确从今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提出按照建立目录―设立咨询服务机构―职能转移―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明确采取“政府引导、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公众监督、社会民众受益”的模式，在省和地级以上市实施扶持发展计划，建立孵化基地。同时，拓宽社会组织筹资渠道，支持和引导民间力量为初创期社会组织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供信贷支持，在省、市、县（市、区）设立孵育专项资金，采取分类扶持方式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予以补助。

明确有力的陈述，被视为新政的四大亮点，对此贾西津评价，方案提出的是要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组织体系，而且是把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来进行建设，它所提出的发展方向已经不是简单的慈善，而是一个权利架构的改变，这其实就已经和我们政府自身的转型、制度的转型，甚至与政治制度的转型是相结合的。

其实此前，关于我国NGO放权的舆论已经开始蔓延，去年7月民政部负责人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看到这一消息，有人欣慰于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终于显露松动态势，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毕竟这样的消息此前曾多次出现，人们期待能够看到后续的实质性进展。

广东成为试验区，在学界专家看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2006年推行行业协会改革开始至今已经培育出良好的接受新政的基础和氛围，同时，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公民社会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经济发达地区的民间社会表现的相对活跃和理性，但是不意味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存在社会组织。这就涉及到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因素―政府的控制力，即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果主政者具有开放性的思想和改革的意图，也会出现原生性的公民自主，这是政治与组织的博弈。

欢愉后的理性

有民众预测，广东放权NGO的管理模式或许在若干年后将在全国普及。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提示，改革同时，民政部门也应做出相应的条例修订，意识到其职能在于对社会组织进行全程监管，而不是仅限于门槛的监管，取消双管模式，或者简单的对人员标准和注册资金放宽，这些解决的均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不形成流畅的全过程监管，将来这个社会既不是政府期待的有序，也不会成为民众心中的有序，它延续的依旧是过去大家对序化公共的追求，而不能实现真正序化的公共空间。

围绕广东的改革，贾西津指出，这种总体开放的方向意味着对于很多组织而言，可能其生存空间更加宽泛，但是同时制度变化的另一个特征是重点性的控制和精细化的管理，于是民众会逐渐发现对于某些领域的组织而言，它的生存空间反而更小了。

如果基金会只能给注册组织提供资源，如果政府购买的项目只开放于注册组织，即使注册的门槛从此开放，也将演变为一道对社会组织成长具有更强左右力的门槛。以此为起点对未来社会组织发展趋势进行整体预测的结果，将是其可能会发生结构性调整，服务与慈善等领域的发展空间增大，而对于那些被归属为政治敏感性领域或者地方政府认为难以把控的领域来说，其生存空间将会减小。

是希望，同时也是压力。贾西津同时表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会累积一些矛盾，如今广东的做法是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在宽泛的社会空间下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一旦出现没有达到各方都预期的结果，带来的将是对管理体制和改革的质疑。

2011年11月22日，广东省委书记在该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图为点燃大运会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