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柏拉图的文艺功用说与先秦儒家思想之契合

【摘 要】古希腊时期的文艺理论和中国先秦时期文论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文论体系的源头，同时，二者也表现出许多相似的观点。文章就以柏拉图的文艺社会功用说与先秦儒家思想的比照出发，从“哲学王”思想，文艺的社会作用，美善辩证三个方面分析了其契合之处，并以此窥见东西方注重文艺教化作用的传统。

【关键词】柏拉图；儒家；文艺功用说；契合

在古希腊时代，诗和文艺是城邦国家公民教育的教材，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也就成为古希腊时期文艺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古希腊功用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对于文艺的社会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在古希腊人的意识中早已存在，但到了柏拉图才第一次对其进行理论分析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大约同时代的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以“诗教”为核心的文论思想，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这种文论思想正与柏拉图的文艺社会功用说相契合。

一、“哲学王”思想

按柏拉图的构想，理想国应该由三个等级的公民组成，即哲学家、武士和百工。在一个国家里，武士、农工商要受哲学家的统治。柏拉图的理想就是国家公民各守其职，各尽其责，都能收到理智的统治整个国家受到哲学家的理智的统治。要建立这样的理想国，柏拉图认为必须让哲学家当王。在他看来，只有哲学家才能看出城邦的种种弊病，并找到相应的救治办法，所以，应该由哲学家来统治城邦。而这些“哲学家”必须具备强记、聪敏、豁达、理智、追求真理的品质，必须知道正义、美和善的理念和本质。

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相似，先秦儒家也有“圣王观”的思想。先秦儒家把上古帝王尧舜禹等视为圣人、圣王。儒家并不从理论上对“圣王”做解释，而是通过推崇赞叹尧舜禹来表达心目中的圣王观。《论语・ 泰伯》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儒家圣王的标准包含修身、法天、无私、安民等内容。儒家的圣王观有也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基本上把“圣人”等同于“圣王”；二是突出人伦；三是强调王制；四是以尧舜为古代圣王的典范。

二、文艺的社会作用

柏拉图强调文艺的功用，不仅要有益于城邦，而且要合乎城邦制定的规范。柏拉图认为当时的抒情诗、史诗等文艺作品只有而无效用，其作用是“逢迎人性的无理性的部分”，“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引起人们的“感伤癖”、“哀怜癖”等情绪，这是不利于培养“理想国”的统治者和保卫者的。所以他主张在理想国的建设中将荷马这样的诗人和《荷马史诗》这样的文学作品毫不留情的驱逐出去。

中国古代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正与柏拉图的思想相似。儒家孔孟学派是中国历史上功用诗学的最早代表，他们认为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多元的，比较全面地指出文学的社会功能。孔子从“诗教”的观点出发，对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给了极高的估价。《论语・阳货》记载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诗”可以激发人的感情，可以反映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可以促进团结，同时也可以干预现实、批评社会。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社会作用做了相当全面的分析。

在恢复和实现社会秩序与进入和谐理想社会的这一主题上，柏拉图与孔子不约而同地强调文学诗歌的教化作用，试图通过人良好个性的养成，推己及人，达到整体社会的和谐。

三、美善辩证（关于文艺批评标准）

柏拉图指出在理念世界中有关善的理念是最高的理念，统领其他所有的理念，善的理念作为最高的存在也是一切存在的终极目标，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必然以善的理念作为一切事物的最高准则。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之所以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实在，就是因为“它乃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因而“具有更高的价值。”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首先要源于一个善的心理，其次，在内容和形式上要具有统一性。

儒家思想从人性构成角度肯定真、善、美统一，但是在这种统一中，儒家认为善大于美，认知理性意义上的“真”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儒家总是以“善”作为文学批评标准。例如孔子在对《诗经》的评论中说：“诗三百，一言以弊之，曰：思无邪。”孔子认为《诗经》各篇的内容都是合乎他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的。孔子还提出“放郑声，远佞人”，郑声在孔子看来不是雅乐，孔子认为只有雅乐才能够陶冶人的思想感情使之正而不邪，有助于养成以仁义为特点的高尚道德品质，而不会去做悖礼违义的事情。

在追求美善统一的过程中，柏拉图和先秦儒家都更注重善。而文艺作品之“善”也是对于文艺社会功用来说的，“善”的作品能够净化人的心灵，完善社会秩序，推动整个社会都去追求“善”之最高理念。

柏拉图的文艺社会功用说反映了早期艺术的特点，揭示了艺术的某种本质，促进了艺术向“善”的方向发展，对后世的文艺功用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同时也导致西方社会长期以“功用”这一特点代替文艺全部本质的倾向。先秦儒家以“诗教”为核心的文论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使中国几千年来传承了“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念。虽然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源头，但从这些契合之处，我们可以窥见东西方古代先贤都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以此来维系整个社会秩序和谐发展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为东西方文论的发展起到了纲领性和指导性的作用，同时对后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

[2] 张少康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3] 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