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业,中国制造,以及“经济效率”

首先，我要声明，我从来就不喜欢根据“国际比较”所作的经济学研究报告，因为缺乏意义。试想，任何两个国家，当你投入到微观层面去研究的时候，你都会承认：那里的文化、社会、历史、道德、政治、法律，以及想象所及的其他方面，存在着不论怎样解释，只能被称为“巨大”的差异。而且，作为学院派经济学家，你承认，任何诸如“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这样的宏观研究报告，最终需要诉诸微观层面的解释。微观层面上可以归因于经济学理由的那些解释变量，充其量只解释了发生在那两个国家里的“宏观”现象的15％左右的“可测量”的差异！对我来说，关键在于这类研究缺乏意义。

在上述声明之后，我要为眼下这份报告辩解几句：报告的前半部分，至少在我的阅读感受里，确实呈现出上面批评的“缺乏意义”的样子。可是，幸亏这个栏目的编辑提醒我，耐着性子继续阅读，我才发现，这份报告其实是要批评我们中国的官僚们“半心半意地对待本土的私营经济的企业家们”，于是表现在宏观层面，那些标着“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半不是中国本土的公司制造的。报告的作者当然不是要我们“抵制洋货”，而是要告诉我们，印度比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小得多，却比中国更“私有化”。从而与印度相比，中国表现出较低的“投资效率”。

所谓“投资效率”，在教科书里，被庸俗地定量化之后，可以定义为“由平均每一元投资所增加了的国民生产总值”。这类定义，追究起来简直“问题成堆”。例如，不同质的“投资”是怎样被测量出来的？投资在多少年内产生何种经济“效益”？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若干年内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量，是否能够测度投资的效益？最后，“效率”本身是否可能客观地测度？

但不论如何，这份报告的上述批评，是值得加以“评论”的。如果你是一个在中国大陆生长的中国人，你打算如何评论这份报告所提出的批评呢？一个简单的评论是：不错，我们确实应当向印度学习，全心全意地对待私营经济的企业家。当然，如果你原本就不喜欢“私营”理念，你大可以作对立之论――同样地简单。稍微复杂些的评论是：且慢，我们“全心全意”搞社会主义的那段历史，可远比印度那种“半心半意”的社会主义更加影响深远呀，难道我们可能“立地成佛”，说“私有化”就私有化吗？这就是说，你开始“投入”到微观层面来看问题了――注意我使用的那个词“投入”，它来自迈金泰尔所论的“同情的理解”，那后面又跟着一长串哲学阐释学的经典作家的名字呢。

比上列诸观点更复杂的观点，我觉得，是我们在能够评论上列批评之前，必须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经济效率？我们当中的多数人都已经摆出了姿态，愿意放弃“悠然见南山”的传统生活，转而去追求西方式的现代生活。假设如此，那么无可非议地，我们应当对这份报告所提出的批评表示赞同。

这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假如我们比印度更加彻底实行过“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当我们打算追求西方生活方式时，似乎没有比借助西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更有效的办法来摆脱历史负担吧？所以，即便同意把印度拿来同中国作一番比较，我们也有更充分的理由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这两国发展路径的差异。

剩下来真正成为中国人的问题而不是西方人的问题的，是“效率”问题：经济效率真值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吗？如此得到的效率，还算是“效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