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司法累积投票制的法经济学分析

论文摘要 累积投票制作为直线投票制的补充，从2006年起引入我国。当前的公司法采取选入式对累积投票制加以规定，而未采取之前部分学者提倡的强制主义。本文认为，这不仅符合法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也符合累积投票制自形成至今的立法趋势。本文拟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究累积投票制在中国的立法模式所具备的合理性。

论文关键词 累积投票制 选入式 强制主义 法经济学

一、引言

（一）累积投票制概述

我国于2006年颁布施行的《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

在累积投票制度下，当股东大会进行董事或监事的选举时，股东所持有的票数，等于其所持的股份数乘以所要选举的董事人数，股东可以自行决定将这些选票投给某位候选人或者分散投给不同的候选人。举例而言，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选举5名董事，如果采取直线投票制，则每个股东便持有与股份数量相同的投票权；如果采取累积投票制，则股东持有的投票权则等于其股份数量与候选人数量的乘积。在累积投票制下，由于股东的表决权重增加，且其可以任意分配投票权，因而放大了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的机会。

（二）我国对于累积投票制的态度

在新公司法颁布之前，学界一些学者对于累积投票制度持热衷的态度，认为不应该将累积投票制设计为选入式，而应该采取强制主义的态度。比较经典的论述观点认为，如果将这项制度的采纳与否委诸公司章程规定，则“无异于把小股东累积投票权的命运双手供给憎恨累积投票制的大股东摆布，小股东‘与虎谋皮’的后果可想而知。因此许可主义诚不可采” 。累积投票制度从英国诞生，但其适用于公司法领域还是经美国的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伊利诺伊州频频曝出经营者欺诈小股东的现象，为了从制度上缓解这种行为，该州便在将累计投票制引入了公司法领域。至1955年，美国已有20个州确立了累积投票制度。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大多数州的现代公司法已趋向许可主义。

2005年之前，我国旧版《公司法》对董事和监事的选举实行的是直接投票制，在这种投票方式下，小股东基本不可能选出一个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及监事。累积投票制令中小股东投票的权重呈倍数增长，学界对该制度的优势并无争议，而对于累积投票制是应该设计为选入式抑或采取强制主义，颇有纷争。本文拟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累积投票制进行分析。

二、博弈论的视角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者在决策主体各方相互作用情况下如何进行决策及决策均衡问题的系统理论。 博弈论考虑的是具体事例中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

（一） 博弈要素

博弈需具备的基本条件有：参与人、行动方案、支付函数、博弈结果、均衡等。其中，参与人、行动方案、博弈结果是博弈论中最基本的三个因素，被统称博弈规则。通过博弈规则，我们可以确定均衡，以达到博弈分析的目的。以博弈论的视角分析累计投票制，首先分析其中的博弈规则：

1.参与人。两个或多个股东参与董事或监事的选举，具备独立决策并承担后果的能力，符合参与人的条件。

2.行动方案。在通常的直线投票制下，大股东垄断了话语权，形成单一策略空间。累计投票制则改变了这一情况，小股东能够集中使用表决权，牵制了大股东的权利，使各参与人具有了更多的策略选择，符合博弈论中的策略要求。举例而言，C公司共有两个股东，其中A股东持有70股，B股东持有30股，若采取直线投票制，A股东有70票，B股东有30票。则无策略选择可言，A股东可以选择自己的董事，而B股东则没有话语权。但如果是采取累计投票制的方式选举7名董事，则A有490张选票，B有210张选票。则会由于各方股东候选人数量的差异、选票的分配差异而出现不同的行动方案。

3.博弈结果。在累积投票制下，股东的不同投票策略对应不同的选举结果，符合博弈论中的支付结果。例如，A股东有5名董事候选人，B股东有3名董事候选人，如果A将选票平均分配给该5人，则每个候选人得70票；此时如果B也将选票平均分配，则每个候选人得50票。那么在这场选举中，B方失利，董事席位全部由A股东的候选人垄断。换一种投票思路，在不知道对方投票策略的情况下，如果A将选票分别以150、150、20、20、10票投给五名候选人，对应的，B分别投出50票，50票，50票给己方的三名股东。那么在这场选举中，A方占取两个董事席位，而B方则占取三个，显然，结果是大股东失利。累积投票制是“非合作博弈”，即在选举中，每个参加选举的股东都希望自己的候选人当选，故这些有不同候选人股东与其他股东都是竞争关系。在股东的持股数量以及待选董事确定的前提下，最佳策略是既定的，任何一方单独改变策略，就可能会出现意外结果，而该结果可能是对自己不利的。因此，我们要尽可能找到“纳什均衡”点。如果在一个策略组合上，当所有其他人都不改变策略时，没有人会改变自己的策略，则该策略组合就是一个纳什均衡。 通过经济学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找到博弈中的纳什均衡点。

（二） 累积投票制下的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是各方在充分信息交流的基础上达成的有强制性约束力契约的博弈。相比非合作博弈中，博弈方互相信息不流通而造成可能出现意外结果的风险，合作博弈更容易达到使双方均受益的结果。例如，在“囚徒困境”中，如果囚徒能获知对方情况，从而形成攻守联盟，且在外界力量保证实施的情况下，博弈结果对双方均有利。因此，在实践中便出现了股东投票协议。股东投票协议是指全体或一部分股东达成的就特定的股东大会决议事项，按照约定方式行使表决权的一种合同。

中国法上没有对股东投票协议的相关规定，但是这种协议在实践中确实存在。股东投票协议如果能够得到合理利用，则有着能够实现控制权的合理配置、打破公司在运营中无法通过某项决议而陷入的僵局、便于通过协议进行公司收购等优势。

三、 亚当·斯密的视角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价格机制，即市场会自发地按需配置资源。对公司的治理，是以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和强调分权制衡为主。因此，有序、高效的公司治理模式，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司经营水平相匹配。以市场的方法分析累积投票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第一，累积投票制的产生是市场的需要。第二，对累积投票制采取“强制主义”抑或“许可主义”也需要根据当时市场的状况决定。

要完善董事的任选程序，在董事选举中推行累积投票制，最大限度地代表股东利益，并满足公司治理的需要。累积投票制发源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政治选举中。伊利诺伊地理位置特殊，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其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分歧亟待调和，为保证在选举中代表北部的共和党和代表南部的均能有一定数量的议员，故产生了累积投票制。而该制度则在之后的公司法领域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兴趣。在传统直线投票制下，股东将自己的选票平均地投给自己的候选人。直线投票制作为传统的投票方式，其操作极为简便，但也不难发现其缺点，即大股东囊括所有席位，导致小股东一无所获。看似公平的直线投票制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使小股东的投票权名存实无。累积投票制作为直线投票制的一种补充，将股东的表决权票数按照股东所持的股票数与所选举的董事或监事人数的乘积计算，使小股东通过一系列博弈策略能够选出代表己方的董事。这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将小股东的利益纳入考量的进步之处，同时也为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公司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美国作为累积投票制的发源地，见证了这项制度从“强制主义”到“许可主义”的变迁。从1950年美国律师协会起草《典范公司法》强制适用累积投票制，到1955年放弃了绝对的“强制主义”，再到1984年，更是抛弃了“选出式”，只规定了“选入式”。立法态度的转变，反应了人们对累积投票制的心态从热衷推崇到理智对待的变化历程。如同新生事物，出现时人们总不可避免地把它看作是解决旧制度缺陷的一味“灵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其自身缺陷也便暴露出来。比如，同直线投票制相比，累积投票程序繁琐，计票过程复杂，因而导致选举成本较高。一味地采取累积投票制，则只可能增加企业投票成本，降低投票效率。因此，“强制主义”的累积投票制在市场规律中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赋予企业充分选择权的“许可主义”累积投票制。

四、 我国采取“许可主义”的合理性

从2006年施行的新《公司法》的法条陈述上看，我国也顺应国际潮流，采用了“选入式”这一立法模式。在新公司法出台之前，我国有很多学者提倡应对累积投票制度采取“强制主义”的立法态度，但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将这项制度做强制性安排，远没有“许可主义”那么有正当性基础。理由如下：

1.可能违背公司意愿。在看到累积投票制对中小股东的优势时，也不能忽视这同时会给大股东带来一定的风险，即己方在董事在监事的席位可能会受到中小股东策略影响而减少。因此，我们不能断言公司大股东必然会接受这一条款。所以公司在需要吸引投资或潜在投资时，强制适用累积投票制的条款可能会对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2.剩余索取权与表决权重不匹配。累积投票制背离了“一股一票”原则，适用累积投票制，可能会导致小股东拥有超过剩余索取权的表决权重。这样会导致一个问题，即小股东难以获得这种该盈余投票权对应的剩余索取权，便会产生额外的成本。由于无法统一客观衡量这种不必要的成本和大股东滥权成本之间孰轻孰重，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强制性地要求公司必须采取累积投票制。

3.增加股东间谈判的难度。在直线投票制制度下，股东严格奉行“一股一权”原则，在公司选举董事和监事时，形成控制性投票权集束是相对容易的。反在累积投票制下，由于选票的增多以及投票权的集中，使得相应投票权的功能被放大，股东间可能出现以投票权为筹码的“敲竹杠”现象，股东间的谈判变得尤为困难。因此，是否选择适用累计投票制度应在考虑公司具体经营情况、股东间实际关系等基础上作出。

对于累计投票制在我国新公司法中的作用，我们应该理智地看待。虽然有的学者对累计投票制有很高的热情，认为其能填补公司治理中“一股独大”、控股股东操纵公司的漏洞，但这一论调至今未得到实证的支持。此外，正如作者在上文中列出的，累计投票制本身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因此，在公司治理这种事关公司命运的表决权问题上，如若采取强制性规定，使得公司丧失自由选择的明显偏向性的制度安排，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定当受到质疑。公司治理是一个与经济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制度的设计应该同时考虑到法律和经济等相关理论。在很难达到在任何时候，每方利益都最优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帕累托次优的效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