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资本收益、资本创造与产业空间分异

摘 要：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多地区的资本创造模型，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地区资本收益、资本创造与产业空间分异的关系。结论认为：随着市场规模、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工业品价格指数与地区间贸易自由度的增大，地区资本收益相应增加，这意味着本地相对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存在市场放大效应，导致该地区企业数量进一步集中，获取的资本总收益进一步扩大。由此，产业空间分异现象出现。

关键词：地区资本收益；资本创造；产业空间分异

一、引言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不一样，导致要素的生产率差异较大，从而会对资本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产生一种驱动力。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资本的边际收益更高，就会促使资本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在资本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新增加的投资就会集中到欠发达的地区，直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资本的边际收益相等。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基础理论之一，是研究经济活动，尤其是工业活动在空间分布规律的科学。西方区位理论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租学说、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产生于19世纪初，在20世纪得到极大发展（Weber，1909、1929；Christaller，1933；Hoover，1936；Lsch，1940）。区位理论认为，厂商选择何种地点，是受经济利益动机的驱使、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进行的，比如工业区位选择的动机一般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从产业角度来看，区位理论是研究各产业活动的空间选择及空间配置的理论，在市场经济里，任何经济活动总是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区位理论也是研究资本的空间选择及空间配置的理论。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经济地理学，把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要素重新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探讨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以及决定经济活动空间模式的因素与机制，认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是影响经济活动差异的主要原因。现实中的区域经济发展必然表现出“块状式”的非连续和突发性过程，而非新古典经济学则强调“平滑式”连续性和单调性的发展过程。

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分析了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在产业空间分异中的作用，早期的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主要研究劳动力流动、运输成本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从资本流动的角度探讨产业空间分异的内在机制。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物质）资本空间运动规律的理论，主要体现在自由资本模型（Martin，Rogers，1995）、资本创造模型（Baldwin，1999）、自由资本垂直联系模型（Robert-Nicoud，2002）、线性自由资本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及其发展。

自由资本模型（FC模型）假定流动要素把所有收入全部返回到流动要素原来的所在地，在此基础上，探讨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在FC模型中，资本所有者在不同区域进行投资，只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名义收益（这就消除了成本关联的聚集力），但另一方面这些资本收益要返还到资本所有者所在地消费（这就消除了需求关联的聚集力）[1]。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引入了资本形成与资本折旧这两种变量，认为有吸引力的区域通过更多地创造资本而获得更高的工业生产份额，没有吸引力的区域则通过资本折旧而损失工业生产份额，资本份额的空间变化引起支出份额的空间转移，而支出份额的空间转移又影响资本的区域收益率，这种收益率的空间差异又对资本份额的空间配置产生影响[2]。

自由资本垂直联系模型（FCVL模型）在FC模型中加入垂直联系，从而在FCVL模型中表现出自我强化的聚集力，即使在区际不发生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也可以导致产业的聚集[3]。

Ottaviano等（2002）利用拟线性二次效用函数及线性运输成本建立了完全摆脱DCI框架的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简称LFC模型）很好地克服了DCI框架下因非线性函数关系导致的相关变量不存在解析解的问题，同时又能得到DCI框架下模型的基本结论[4]。Baldwin与Okubo（2006）发展了异质企业的FC模型，考察了企业异质、产业集聚与经济地理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具有高生产率的企业将选择大的市场区位，而具有低生产率的企业将选择小的市场区位，厂商的重新区位选择过程并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位于核心区的企业必然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市场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将导致产业空间分异的出现，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厂商数目的减少[5]。Okubo（2009）利用对称的FCVL模型考察了集聚经济、厂商区位选择与企业异质三者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异质不能改变VL模型空间均衡的主要特征，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产业的空间分异也将逐渐出现，而不是表现为产业的突发性集聚现象，虽然有前后向联系的作用。因此，产业在一个地区完全集中并不是一个常态，落后地区总有少量的产业分布[6]。

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了多地区的资本创造模型，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地区资本收益、资本创造与产业空间分异的关系，得出了新的结论，弥补了国内外该方面研究的不足。由此，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的建立及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一）消费均衡

我们假定一个经济系统由农业部门A、制造业部门M、资本创造部门C三个部门构成。制造业部门使用资本与劳动作为投入要素生产在空间上连续的差异化产品。资本在区域之间是不流动的。繁荣区域通过更多的资本创造，从而增加资本存量，区域市场规模（总支出）也随之扩大；衰退区域通过损耗更多的资本，从而减少资本存量，区域市场规模（总支出）也随之萎缩。因此，本模型中虽然不存在资本的流动，但从资本份额在空间变化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存在广义上的资本流动。劳动力在地区间不能自由流动，但在产业间可以自由流动。每一种差异化工业产品在不同地区可以进行贸易，并发生冰山形式的运输成本。不同地区生产的农产品同质，农产品在地区之间没有贸易成本。

消费者的偏好在地区内部是同质的，其效用函数为CD形式的效用函数，同时工业品集合体采用CES形式的效用函数形式，则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CM代表工业品集体的消费量，CA代表农产品的消费量，μ代表工业产品的支出份额。nw代表经济系统生产的工业产品的种类数，nw=∑Nk=1nk，nk代表地区k生产的工业产品的种类数，N代表地区数量。σ代表消费品的替代弹性（σ>1），在DS分析框架下，σ越小，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欲望越强烈，工业品间的替代能力越弱，企业的生产技术越先进，规模报酬递增越显著（Dixit and Stiglitz，1977）。ci代表消费者对第i类工业品的消费量。消费者预算约束条件为：

因此，随着企业在本地的集中，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从而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支付较少的运输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商品价格较低，消费者支付较低的生活成本。因此即使在名义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企业集中地区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较高，这种效应我们称之为“生活成本效应”。随着地区间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会导致本地工业品价格指数越来越低，生活成本效应越来越强，从而导致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

3.资本创造部门

该部门使用劳动创造资本，单位资本的形成需要耗费的劳动量为aI，并且资本生产部门具有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规模收益不变，因此单位资本的形成成本F在任何区域都一样，可表示为F=waI=aI。另外，由于资本只能在本区域内使用，因此资本使用的空间分布与资本所有的空间分布就是一回事。

4.相对市场规模

随着市场潜力、工业产品支出份额、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工业品价格指数与地区间贸易自由度的增大，会导致该地区的企业利润率增加，而企业利润率的增加，意味着本地相对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市场放大效应，导致该地区企业数量的进一步集中，该地区获取的资本总收益进一步扩大。由此，产业空间分异现象出现，地区间实际收入差异拉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计量模型可设定如下：

为了保证解释变量系数的弹性性质并减小数据波动，我们对经济变量采取了对数的形式。上式中，k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TCRkt地区资本收益，δk表示面板数据的截矩项，SMkt表示本地市场规模，其计算方法由市场潜力乘以非农业品支出份额得到。TCkt表示本地资产规模，由于在理论模型中资本数量等于企业数量，因此，我们用本地资产规模表示该地区企业数量的多少。TPkt表示全员劳动生产率，FRkt表示地区间贸易自由度的大小，IPkt表示工业品价格指数，uk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由于自治区各项数据的缺失，我们采取除了自治区之外的全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以1998至2008年为样本区间。文章中的各种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全国估计结果的残差如图6所示（纵轴代表残差数值，横轴代表年份），这也表明数据已经不存在线性相关与异方差问题了（分地区残差图略去）。

2.动态面板估计

当期地区资本收益不仅受即期市场规模、资产总额、劳动生产率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既往资本收益的滞后影响。在实证模型中，如果不考虑资本收益的滞后影响会导致参数估计的不一致。为此，本文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构建动态模型。在实证检验过程中，我们引入了资本收益的二阶滞后。同时，由于企业资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与地区资本收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可能，即lnTC和lnTP可能部分程度上由地区资本收益内生决定。为了考虑这两个变量的内生性，在实证分析时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并采用差分广义距（DIFF-GMM）方法进行估计。为了验证差分广义距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对扰动项的差分自相关和工具变量有效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并且工具变量的Sargan检验p值为0.999，即在常用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具体结果见表4第二列（DIFF-GMM）所示。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同时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区域固定效应（FE）和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E）对方程进行了估计，结果分别如表4第3、4、5列所示。

略了对时间虚拟变量回归结果的汇报，2004年之后的时间虚拟变量在常用显著性水平上均统计显著；由于在动态估计中，样本数据过少，故没有进行分地区估计。

由此可见，模型的估计效果很好，总体上显著性检验水平很高，系数符号总体上符合理论预期。根据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从全国的角度讲，工业品价格指数的上涨对地区资本收益贡献最大，这是因为，十年来，物价指数上涨较为厉害，从而导致地区资本名义收益上涨也较为厉害。本地市场规模、资产规模、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也导致地区资本收益显著上升，地区间贸易自由度的变动与地区资本收益的变动也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分地区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市场规模效应最明显，其次是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资产规模效应（企业集聚效应）中部地区最大，依次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贡献的大小依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而贸易自由度的提升，能显著促进中部与西部地区地区资本收益的增加，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动与东部地区的资本收益基本上无关，为了得出更科学的结论，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判断。工业品价格指数的上升，均能显著促进三个地区名义资本收益的增加，这是因为，在我国，物价指数上涨的影响是一种普遍现象，能促进不同地区资本收益大体上等程度地增加。根据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劳动生产率、工业品价格指数的上涨对地区资本收益的增加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此外，市场规模、资产总额、贸易自由度的变动也能显著影响地区资本收益的变动，这与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一致。

四、研究结论、展望与政策建议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历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即使地区间没有资源禀赋的差异，市场外部性所引起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能导致产业空间分异的出现，运输成本、规模经济的变动与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是影响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虽然克鲁格曼（1991）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抓住了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的核心特征[7]，然而仍需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发展：一是需要考虑企业集中在一起污染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二是需要考虑房地产市场在产业空间结构演化中的作用；三是需要考虑消费者的地理偏好，例如需要考虑消费者对当地气候的反应等；四是需要发展多地区模型；五是地区间的资源禀赋是不一样的，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化需要考虑地区资源禀赋的作用；六是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作用中，需要考虑企业区位选择的动态行为，例如，产业集聚中企业生产率的变化；七是需要考虑中间产品的发展经济地理活动的影响[8][9][10][11]。本文在地区数量方面突破了新经济地理学经典的两地区假设，发展了多地区的资本创造模型，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地区资本收益、资本创造与产业空间分异的关系，认为随着市场规模、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工业品价格指数与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增大，会导致地区资本收益的增加，这意味着本地相对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存在市场放大效应，导致该地区企业数量的进一步集中，该地区获取的资本总收益进一步扩大，由此，产业空间分异现象产生。显然，本文的研究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然而，仍需在其他方面突破新经济地理学的经典假定，这构成了作者的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有必要提高落后地区的市场规模；加强教育与培训；提高落后地区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加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加速区域经济和全国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Martin， p. and C.A. Roger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39）： 335-351.

[2]Baldwin， R.E.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 253-280.

[3]Robert-Nicoud， F. A simple geography model with vertical linkages and capital mobility[C]. 2002， LSE， mimeo.

[4]Ottaviano G. I. P.， Tabuchi T.， Thisse J-F.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2（43）： 409-436.

[5]Baldwin， R.Okubo， T.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6）： 323-346.

[6]Okubo， T.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with firm heterogeneity：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9， doi：10.1016.

[7]Krugman， P.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483-499.

[8]何雄浪，杨继瑞，郑长德. 企业异质性、规模报酬与劳动力空间流动[J].财经研究，2012（5）：114-122.

[9]何雄浪，郑长德.土地成本、规模报酬与产业空间流动[J].财贸研究，2011（5）：1-9.

[10]何雄浪，李国平.产业集群演进机理与区域发展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279.

[11]安虎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84-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