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天葬论文：藏族天葬探究

本文作者：贺立博 作者单位：民族学院

天葬与青藏高原的地理条件

地理条件作为决定丧葬方式的重要的自然条件，越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丧葬方式越是依赖于当地的地理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地理条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纵观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地理条件肯定对丧葬方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地理条件并非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此罗开玉先生有着精辟的论述：“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我国墓葬种类在历史上的分布是有规律可循的：平原地区的墓葬较统一，高山峡谷及高原地区较复杂；平原地区多盛行土葬，草原地区多流行火葬；山地、高原、林区则是土葬、火葬、树葬、石葬、风葬、水葬、崖葬、天葬等杂葬分布区。”[10]71从罗开玉先生的结论可以看出不同的环境条件丧葬方式也是形态各异的。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是天葬形成的重要原因。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大高原，东西长2500余公里，南北宽1200公里，总面积达到20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它是由一系列大多在3500米以上的高山组成的“山原”，山脉纵横，横亘千里，海拔高峻，以东西走向和南北———东南走向为主，这些相互交错的巨大山脉将高原分割成一个个自成体系的高峻莽原。北以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与新疆、甘肃相连；东部北起日月山，经夏河、临潭一线与黄土高原分界；向南大致以3000米等高线与四川盆地相连，并以康定、稻城、德钦一线之东南与云贵高原分野；南部以喜马拉雅山脉与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接壤；西部以帕米尔、喀喇昆仑山与克什米尔地区邻接。这就注定了青藏地区是地球上最具区域生态特征的高原大陆。[11]361由于青藏高原海拔接近对流层中部，受高空西风急流的影响，且地势西高东低，与西风气流一致，使风速加大，此外高原上辐射强，气流受地形的扰动剧烈，雷暴和冰雹极多，高原终年在高空西风气流控制之下，风多风大，大风持续时间较长，分布范围广，年平均大风日数达100—150天，最多可以达200天。另外，雪灾、霜冻、旱灾、涝灾等成为青藏高原主要的自然灾害。[11]365-368面对着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藏人的祖先们经常看到的是生命的逝去，生命在这样一片土地上显得是那样的珍贵和短促，生死现象在青藏高原这个地方极度的频繁。在藏族社会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生命短如猫打哈欠”。通过这句谚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青藏高原复杂的自然条件影响了藏人的生命观念，面对这些，他们只能是“听天由命”。由于高寒缺氧，死亡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情。面对死亡，藏人的观念里认为，死亡是由死神主宰的，人类是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死的，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恐惧，而应当坦然地面对它并欣然接受死亡的来临。在他们的观念里还认为，死亡是另一段生命的开始，尸体只不过灵魂的一个载体，人死只不过是灵魂离开了躯体，身体死亡并不代表灵魂的死亡。在藏人的心目当中灵魂是永不会死亡的，这就造成了藏人“轻今生重来世”的生命观念。这种生命观念使得他们在处理亡者的尸体时不会像汉族那样的厚重，他们只需要灵魂升入天堂就可以了。所以天葬成为了他们最佳的丧葬方式。此外，在藏人早期对世界的形成，生命的起源等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当中充满了原始的唯物思想。他们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类也是物质的，因而也是可以在大自然整体中相互转换的，简而言之，也就是说既然人类是物质的，可以转化，人来源于大自然，最后当然也就应该回归大自然。那么，回归大自然的最佳方式就是天葬。这也就是天葬思想源头的所在了。但是无论是“听天由命”的观念还是“轻今生重来世”的观念，也不管是贺立博/著自然环境影响下的藏族天葬研究“灵魂不死”观念或是“原始唯物主义”观念，这些观念的产生都离不开地理条件对它们的影响，进而影响了藏人的丧葬方式，使天葬成为了一种可能。而各种观念的产生为其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和思想的源头。

青藏高原的生产方式也影响着天葬

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生产方式，青藏高原多元的地域特点也决定着该地区双重的生产方式———以畜牧业生产方式为主，农业生产方式为辅。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由于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其主要地貌特征是由无数的山峰，无尽的峻岭组成的的高山之原。虽然这些地区也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但是大多集中在河谷平原和湖滨平原且面积较小。“全藏区宜农土地只占土地的0.94%，宜牧的土地则达54%。拿自治区来说，河谷平原仅占全藏区土地面积的1.2%。而青藏高原1／3的土地不宜农也不宜牧。”[6]8更何况是，在高海拔的地区，气温较低且寒冷，以采集业作为求生的出路几乎不可能，加上该地区短暂的无霜期，加剧了食物的匮乏，而畜牧业则成为了他们最佳的生产方式。既然农业生产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因此畜牧生产成为藏族人祖祖辈辈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畜牧生产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逐水草而居”。他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流动性非常大。因此，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没有所谓的“乡土观念”。由于他们是逐水草而居，对土地的依赖性不强，“入土为安”的意识未能够深入扎根于藏族人民的心目之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而动，乡土观念不浓也使天葬成为可能。把亲人的尸体放在他们难以顾及的地方，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都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成为了他们最佳的处理亲人尸体的方法。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丧葬文化则是映照生活方式的一个侧面。青藏高原上的人们对于奢华浪费的丧葬方式不是非常推崇，而自然丧葬成为他们所推崇的丧葬方式，天葬正好是他们非常好的选择，形成了以简朴为美的观念。这种丧葬方式也适应了自然周期性的循环为主的流动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对生命认识和体验表现为二元思维下的生命不灭和轮回观念。当然这所产生的一切观念和生活生产方式都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

其它的自然环境条件也为天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不是在单一的条件影响下产生的，造成天葬葬俗产生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首先要看的是葬具与原料的关系。一个地区实行什么样的丧葬方式，必然会有大量的供其开采使用的葬具原料。如果一个地区实行石棺葬那么该地区肯定有大量供开采使用的石料，如果说该地区没有石料，实行石棺葬根本是无稽之谈。青藏高原地区，海拔较高，温度较低。这样的自然条件限制了树木的生长，因而植物的生长的周期比较短，高耸入云的大树在藏区是很少见到的。由于缺乏原料，从而阻碍了佛教所大力推崇的火葬。汉文典籍《册府元龟》清晰地记载着唐朝时期吐蕃的森林资源的情况：“自赤岭至逻些川，无树木，唯钵川三十里，缘山有栝树，逻些川三百里，有柳、栝树，酸栖等，皆蟠曲不条茂。”[12]杜佑《通典》里也有非常相似的记载，并且把“无树木”改成了“绝无树木”。通过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青藏高原地区树木的匮乏并非一般，因此实行火葬显得有些奢侈，因为“一种葬具，如果为一个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普遍使用，必就地具有充足易得的原料。”[10]74藏区缺少燃烧尸体的木料，因此对于大部分缺少木料的地区，天葬则成为最经济的处理方法。据英国马克多那尔《旅藏二十年》记载：“因藏地冬季极寒冷，地冻如石，如欲挖掘坟穴，先须用火，将地面焚烧，而同时又极乏火柴，故以天葬为便。”[13]伯尔的《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处置尸体最普遍的方法，即裂尸于藏野，以飨兀鹰，其原因为土葬则地冻难挖，火葬则乏柴薪，水葬则污及饮水，故拉萨四周之平原，以及边旁之山谷有数地，即划出专作鸟葬之用。”[14]可见，原料的匮乏也在客观上促进人们选择天葬这种既简单又经济的丧葬方法。其次，冻土的大量存在也阻碍了土葬的实施。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冻土分布区域之一，也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地区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冻土区。高寒的气候使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处于冻土的状态，尤其是高寒牧区即使在夏天，一米以下的地方依然是坚硬的冻土，挖掘起来相当困难。尤其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以石器和木器作为挖掘的工具就显得非常的困难了。况且，藏族地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铁器工具还不能普及到下层的群众。所以说挖掘土葬并没有形成一种风气。马克多那尔《旅藏二十年》，伯尔的《志》都有相关的记载（上文已经引用）。再次，秃鹫的存在使天葬成为可能。秃鹫栖息范围较广，在海拔2000～5000多米的高山、草原均有分布，栖息于高山裸岩上，主要栖息于低山丘陵和高山荒原与森林中的荒岩草地、山谷溪流和林缘地带，冬季偶尔也到山脚平原地区的村庄、牧场、草地以及荒漠和半荒漠地区。青藏高原地区是我国秃鹫分布区域之一，秃鹫具有很强的消化功能，高原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没有秃鹫的肠胃，就不要去咀嚼金丸银蛋”。可见秃鹫的消化功能绝非一般，还有一种说法是，守候在天葬台的秃鹫是比丘的化身，具有通神的魔力，它可以带领着亲人的灵魂升上天空。所以他们会选择秃鹫来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因此秃鹫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天葬的核心力量。“天葬的任务由秃鹫来执行，不仅有其宗教因素，同时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也使秃鹫成为天葬的执行者成为可能。人们普遍认为秃鹫在清除野生动物尸体，保护大自然卫生环境中起着有益于人类的作用。在草原上经常可以见到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亡动物的尸体，这些尸体成为细菌的寄居所在，细菌在那里迅速地蔓延和生殖，它们向家畜和人类传播，不仅传播了致命的疾病也污染了环境。然而，秃鹫和乌鸦这些“清道夫”必须担当自己的责任清除这些尸体。”[15]最后，实行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有助于保护高原地区的自然环境。藏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主要特征就是流动。游牧民族的经常性流动，所以他们不会像定居的民族那样只注重局部的卫生，他们必须从全局考虑他们整个活动区域的卫生环境，实行天葬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实行天葬也不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如果实行土葬可能会污染水源和土质。这也是藏族人选择天葬的必然原因，“在丧葬活动中必须注意环境卫生，这是人们生存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