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区环境l论文：清代矿区自然环境演变研究

本文作者：黄健琴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关于矿业开发与人口的研究

在清一代,黔西北地区,由于矿业的大规模开采,吸纳了邻省及其他各省份众多人口。《黔南识略》[21]和《黔南职方纪略》[22]二书,对黔西北地区人口迁移都有记载。《黔南职方纪略》对人口数量进行了统计,把客民分为有产客民、无产客民、居住乡场不填丁口之户三种,而这些移民与矿业开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难得的材料。当前学术界对矿业开发与人口关系研究的论文有李中清的《1250—1850年西南移民史》、古永继的《元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外地移民》等。其中李文指出:“1700年至1850年间,有三十万余矿工迁进西南去开发西南矿藏。”[23]古文指出:“威宁州,其地盛产铅、铜,外地客民汇集。”[24]此外,蒋德学的《试论清代贵州的移民》[25]、王敏的《清代贵州移民叙论》[26]等文对黔西北地区人口迁移与矿业开发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有所涉及。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对清代大定府各时期的人口变化论述十分详实,指出:“在贵州各府中,大定府是铅矿重要产地,同时也是矿业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7](P261)《简明中国移民史》一书虽未对黔西北地区的移民情况作专门介绍,但其指出,当时贵州省的整体移民情况是“自由迁入的移民数量更多,他们的性质与迁入其他地区的流民并无二致。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的就属矿业移民”。[28](P439)成崇德的《清代西部开发》一书对移民与矿业开采有深刻的描述,该书指出:大量的剩余人口的涌入,伴随其足迹所至的是“一座座新的厂矿出现在寂无人烟的丛山密林中”。[29](P337)此外,《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史》[30]、《西南历史文化地理》[31]、《清代边疆开发研究》[32]等书也不同程度的涉及到黔西北地区矿业移民问题。从以上研究成果不难窥见黔西北地区矿业开发与移民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矿业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黔西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然而,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于矿业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

矿业开发易使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前人早已认识到其中之利害,从众多的记载可知,各矿区及邻近地区往往是自然环境破坏较严重地区。目前,学术界对于黔西北矿业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成果不多,论文主要有袁轶峰的《清前期黔西北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此文主要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前期黔西北的矿业开发造成的环境问题,而最突出的问题是石漠化和森林资源的耗竭。[33]此外蓝勇的《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34],杨伟兵的《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35]与《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1659-1912)》[36]等研究也对黔西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有所涉及。随着矿业的开发,人口的大量增加,黔西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逐渐降低,森林的变少使得对森林极其依赖的动物种群,如老虎、鹦鹉等,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使多种动物种群面临着十分严重乃至灭绝的危机。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文焕然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37]、文榕升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何恒业的《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与《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等书。其中文榕升一书研究老虎等动物物种的变迁,该书进而指出,历史上黔西北地区动物物种繁多,如虎、麝、长臂猿等。何书《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对黔西北出产的好几种鸟类等做了十分详实的研究,并指出:清康熙十二年《贵州通志•威宁府》、清《黔中风土志•大定府•平远州》、乾隆十四年《黔南识略•大定府•平远州》、清代黄元治的《黔中杂记》等书都记载了威宁府的物产有鹦鹉,威宁以东的平远州(今织金县)也出产鹦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黔西北一带的鹦鹉,久已绝迹”。[38](P245)论文有袁轶峰的《明清时期贵州生态环境的变化与虎患》一文,该文不仅给“虎患”下了定义,而且还指出“虎患”发生的原因,他说“康熙盛世时期的王朝开拓和山地垦殖导致大量的植被和动物无法在短时间复萌。它严重破坏了老虎的生境与生态,使得人与虎的缓冲地带的杂林木荡然无存,可供虎猎食的野生动物也随之大量减少。为了生存,虎只有加大猎食范围,促使虎不断的向人类逼近”。[39]限于史料的缺乏,关于黔西北地区动物物种与数量的变迁,存在很大难度,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亟待加强。森林的减少不仅会引发虎患,也会引发水土流失,使土层变薄,植物生长能力减弱,引发石漠化现象。对于黔西北石漠化形成时期,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韩昭庆的《贵州石漠化人为因素介入的起始界面试析》一文指出:“采矿吸引大批人员进入黔西北、黔西地区,使得这些地区成为雍乾时期人口增加最大的地方,为解决这些移民的吃饭问题,鄂尔泰早就建议开矿的同时,也要在此毁林开荒,这些政策无疑会对黔西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40](P162)另一文《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则指出:“贵州西部、西北部及南部等地开矿,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雍正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41](P120)在胥思省的《清代贵州开发及其影响初探》、张友谊的《清代贵州石漠化分布状况及其人为成因的初步研究》等文,对黔西北地区石漠化的分布作了比较详实的阐述,其中胥文指出:清初经过康熙及雍正年间的一系列开发,到了乾隆时期,随着高产农作物的引进,改变贵州土地的利用方式与对土地破坏使得地利得到最大的发挥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石漠化。[42](P18-19)而张文指出:自雍正王朝后大量汉民移入,大规模的“向山地进军”,增加了发生水土流失的几率,引发石漠化现象。[43](P38-39)但苦于在该方面的历史资料有限,无法展开深入的研究,学术界对于矿业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研究成果不多,且结论多为今人的推测,因此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关于自然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机制的研究

到了清代,有识之士对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现象及影响,揭示得越加全面、深刻。然而,有针对性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却不够具体,能够仿照实施的事例更是少见,这一现状不免给人们全面的、系统的了解中国传统的环境保护方式带来困惑。在黔西北地区的一些官员,找到了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相互兼容的开发路子,如一些官员一度对种桑养蚕进行奖励,此类举措,至少在客观上对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然而,遗憾的是,直接且明确的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目的的措施实例实不多见。然而生活在该地区的各族居民,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很好维护本地区自然环境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一些学者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如杨庭硕先生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将因矿业开发等人为因素引起的自然环境变迁称为“人为生态灾变”,并将这种灾变的成因按其施加影响的动机与性质划分为三类:其一,无意识地误用了资源利用的对象与方法,长期积累后造成灾变;其二,为了短期利益,强行对生态造成破坏,直接给相关民族造成了灾难;其三,由于族际关系的裹胁,相关民族的生物性适应能力遭到社会性适应能力的冲击,导致资源的单向利用,经长期积累后酿成灾变。[44](P122)杜薇的《留恋远去的大自然———大方县普底乡仡佬族生态适应的曲折与出路》一文,认为黔西北地区仡佬族传统的刀耕火种式的经济方式与传统的生态观是相适应的,然而,在“改土归流”的外界冲击下,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态观念越来越难以稳定延续,最终导致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45]生态人类学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还为我们所面临的“人为生态灾变”提出了较好的应对措施和合理的解决方法。有关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杨庭硕的《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46]、《地方性知识的扭曲、缺失和复原———以中国西南地区的三个少数民族为例》[47]、《苗族生态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价值》[48]、《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49]等;史继忠的《论云贵高原山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等[50];马国君的《近三十年来云贵高原生态变迁研究综述———兼论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价值》[51]、《经济开发与生态适应———以历史时期云贵高原三大族系各民族传统生计方式变迁为例》[52]、《论原生态文化资源利用的扭曲及其生态后果———以云贵高原三大环境灾变酿成为例》[53]、《云贵高原石漠化灾变的历史成因及治理对策探析———兼论经济开发与生态适应的关系》[54]等。以上诸文,为本论文探讨黔西北自然环境变迁提供了文化思考、很具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