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寨银行“救”山林

不稳定收入人群的增加，是一个社会悲剧，但对企业来说同时也是一个空白市场，一些企业开始关注这个边缘顾客群。“低成本”和“商业互助”应运而生。

从丽江市区进老君山河源村的80公里盘山公路上，李玉坤眺望着丽江的另一座大山———玉龙雪山渐行渐远。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穿过老君山的原始丛林，在李玉坤等山民们世代聚居的谷地中并流向南。白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等476户构成的多民族聚居村分享了这里108平方公里山林。

2010年9月开始，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在这里启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项目，启发村民把杜绝乱砍滥伐山林“绑架”进村寨银行、生态产业合作社等创新组织，试验各种“在环境保护中受益”的发展方式。

河源村蜕变

1月5日，作为河源生态产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李玉坤要赶回去主持2012年的总结会，会计、出纳及14个村小组的理事在等着他。

这个“见过世面”的山民有一双儿女在丽江市区读书，他和妻子也在新县城经营餐馆。李玉坤频繁进城，还因为两年多来帮助他们建立各种组织的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三生）在丽江市区有个办公室。河源生态产业合作社出产的准备外销的蜂蜜、虫草和未来的天麻也集中存放在这里。

3天前，河源村的第9个村寨银行在推进最困难的普米族村组——荞地坪村成立，开始了第一次入股和放款。这个村30多户村民，只有15户加入，按每户1000元，三生再1：1配比1000元建立3万元股本金，分3批、每批5户放贷，一户一年可得贷款6000元。荞地坪村组组长李桥登靠抓阄获得了第一批贷款资格，他准备用这笔钱买两头下仔的母猪。

如今距离2010年12月河源村第一家村寨银行在新房村组成立已过去了两年，当年打响头炮的是新房组组长李玉坤。“这笔钱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笔钱建立一个机制。”李桥登几乎是在复述两年前李玉坤的话。

“通过管钱来管事，建立管理制度，把权利、义务分配到每个人头上，再相互制衡，不是哪个人说了算。”今天的李玉坤已经远不是过去那个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山民。而北京三生的项目总监邓仪则一字一顿地补充，“这两年来的收获就是，做事情要讲究规则”。

在总结会上，李玉坤以云南本地方言和理事们讨论一年来村寨银行和合作社的得失，河源村的村主任、书记及邓仪作为合作社监事坐在一旁。“农民应该建立自己的组织，通过对生态的保护（而非破坏）来获得收益。”邓仪适时地发言。

2009年他受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之托到老君山做调研，“河源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最为紧张的一个村”。近30年来，各家山头划出来的集体林和国有林成为乱砍滥伐的重灾区。本村和外来人的斧头一起伸向这些“无主之地”，火拼在老君山几乎年年上演。“几十条枪开枪对打，森林公安都吓跑了。”

李玉坤兄弟曾是村里最会砍树的人。“配合一天，就能有200多块。”砍树卖钱这个祖上传下来的生计，到了外来盗伐者频出的年代就变成乱砍滥伐。李玉坤对松木的印象很深——“初中时还有三四十厘米粗的，高中时就只有二三十厘米粗的了，现在只有十多厘米粗的。”河源生态产业合作社副理事长朱桥云所在的大麦地村组最靠近原始森林，因为乱砍滥伐，前年横贯村组的两条河沟中的一条干涸了。

朱桥云曾经做过国有和集体林的护林员，“一大片山林一个人看，夜里盗木的多，早上起来发现了，护林员一般都会把痕迹掩盖掉，不然护林员的补助也没了”。

但这两年来河源村自己的村民再没做过砍伐国有林和集体林的情况，大麦地村组河沟里的水也回来了。“过去一个人看，现在是全村人的眼睛都看着。”朱桥云认为正是村寨银行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重要的手段就是李玉坤提出、全村人约定的“与封山协议联动”。

与封山协议联动

2010年9月，邓仪等开始在河源村启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项目，第一件事就是选出13个村民代表，和县、乡镇、村的干部去全国其他项目点参观和培训。邓仪过去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副秘书长，有20多年在内蒙古、贵州等地做公益项目的经验。

“农民教农民是最有效的。”邓仪选择了和河源相似的贵州毕节古胜村，让李玉坤、朱桥云等去看那里的山民如何保护山林、修路和做村寨银行。而对于很多最远只去过大理的河源村民来说，这次“免费旅游”的机会让他们受益良多。

“那么穷的地方，乱石岗上也能种树。我们成片的林区，上面有虫草、菌子、药材，为啥就不能保护好呢？”李玉坤对去到的贵州山村十分佩服，尤其是看到古胜村的村民自己做起村寨银行，通过资金互助来发展生产。

“过去一说搞生产和贷款，大家就觉得要靠政府。”他记得2008年到2009年政府在河源村大量推广种植芥末，让信用社给村民贷款，但最后种出来没人来收购。上世纪80年代末，农业部曾在全国乡镇推动建立“农村合作基金会”，最后这笔钱也如泥牛入海。

而古胜村的村寨银行项目，让李玉坤看到了3个不同：一是村民自己必须拿钱，不拿钱出来就不能确定责任；二是三生要配比资金，并进入银行的公共积累，这样才能形成村民参与的动力和公共管理；三是借款人应占股民的少数，例如后来河源村的1/3原则，每次借款的人都是村里的少数，这样才能形成多数人的压力，保证还款。

回到河源后，李玉坤就酝酿在新房组做村寨银行，比古胜村更进一步的是，他希望把村寨银行和封山协议联动，不砍树的人才能发还股本金和得到贷款。但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切断了砍树谋生的村民的财路。

新房组分了4个片区，其中狗子箐片区的树几乎都被砍完了，这片区的村民是村寨银行坚定的反对者。李玉坤隔一两周就召集一次会议，“我们出1000元，三生就出1000元，不能让这四五户村民把大家的利益都影响了”。最终，这几户既想砍树又想占贷款的便宜的村民在多数人的压力下也加入了联动协议。

2010年11月底河源村的项目申报会，李玉坤带着村寨银行和封山协议联动的计划书，在邓仪、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办主任和丽江县外援办主任三位专家组成员前答辩，最终和牛住山组、峰坪组的修路，白岩组的野蜂养殖项目一同胜出，李玉坤的项目得分最高。

邓仪刻意剥夺了政府和NGO对项目的打分权，把它全交给14个村小组代表。“这样才能避免官员的影响及N GO的英雄情结。”

2010年12月17日，新房组33户村民中的30户正式加入村寨银行，同时签订了《村民自然保护地协议》，入股村寨银行的盗伐者除面临罚款外，还将失去三年的贷款资格。对于非村寨银行项目户，则“将在其自留山上砍还5倍以上林木”。而另一条在村组里极具杀伤力的约定是，“一旦发现谁家使用农药，全村拒绝与他家礼尚往来和在红白二事中互助”。

对于欠款户，其他所有股东将集体上门讨债，不参加讨债者必须出100元/天的误工费，直接从股金里扣除。召集护林股东也必须参加，不参加者扣除股金，多次不参加的，取消贷款资格。这两年里，老屋基村组两次发现外来盗木者，两次都成功地依靠村民联防阻退。

天麻合作社“意外”成立

去年，朱桥云、李玉坤等又被邓仪带到了内蒙古的股份制奶牛场参观。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三种股份形式：公益股份制、私人出资的股份制和以奶牛入股的寄养制。最后发现寄养制的农户越来越多，“他们都希望用牛场的周转资金买草料，再把奶牛拉回去生小牛”。牛场后来取消了寄养制。

朱桥云在其中深受触动。“过去一说搞项目，农民想的就是骗政府的钱。‘三生’所说的‘生态、生活、生产’到底是什么意思？”三生也可以提供资源，“但他们是希望我们真正自己把事情做起来”。他想起邓仪常常向村民宣讲“在环境保护中受益”，股份制合作社就是能否让村民“受益”的关键——股份制合作社可以扩大规模，适合新技术的推广，也不容易被市场盘剥，有更多公共积累，邓仪认为它能比村寨银行更深入一步健全农民的组织，“NGO离开后公共管理还能延续”。

回乡后，朱桥云选择了河源人熟悉的天麻来推动建立生态农业合作社。计算出来的16万资金需求，分拆为1000元/股，河源村35户已入股7.6万元，剩下的7.4万元缺口，三生寻找社会资金来填补，“除老君山管理局答应的3万～5万，其余将请技术员入股，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的技术捆绑进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指导几天就跑了”。

2011年5月，河源生态产业合作社成立，全村403户每户出5元钱，花了9个月时间才申请注册成功，35位村代表选举出理事长李玉坤、副理事长朱桥云、张四海和14位村小组的理事。而合作社天麻分社的成立，又花去了8个月的时间吵架，村书记、合作社会计，包括朱桥云，一开始没人相信合作社真的能组建起来。

邓仪和朱桥云带着村民跑西安看药材市场，到永胜和昭通看天麻种植的新技术，再到昆明和成都打探价格。自己不主动出面，朱桥云让大麦地组的颜四泽参观回来帮助宣传，他手机里拍的天麻村民们见也没见过，泡的乌天麻酒把村民都灌醉了。

最关键的是，7月26日是大麦地村组的村寨银行第一年回收贷款的日子。“结果100%还款，村民们对于合作的顾虑才真正打消了。”朱桥云吩咐用500元利息买来鱼肉和酒，全组人几十年来第一次坐下来吃了顿饭，唱歌跳舞打麻将到深夜。

而在选举天麻分社主管、技术员、会计、出纳和监督员时，邓仪又花了番心思。朱桥云对天麻分社的鼓动，打破了大麦地家族势力的平衡。柳家兄弟柳成刚和柳顺才经常在各个会场和朱家兄弟针锋相对。选举这天邓仪提出合作社理事长、副理事长不兼任分社工作，让朱桥云提名柳顺才为分社主管，朱桥云作为监督员，“这样家族之间就和解了，柳顺才因为承担了责任，也从破坏分社运行到认真承担工作”。

今年，天麻种下去了，合作社将重点解决如何与市场接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