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天上的“耶稣”拉到人间

“当爱向你招手,追随他,/哪怕他的道路崎岖险峻。/当他展翅拥抱你,顺从他,/哪怕他翼中利剑把你伤害。/当他向你诉说,相信他,/哪怕他的声音会粉碎你的美梦,如同北风扫荡庭院。”黎巴嫩文坛骄子纪伯伦的《先知》被视为诗人的顶峰之作。作品风格淡雅隽永,满含着对于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对于理想追求的浪漫情怀,受到了东西方文学世界的普遍关注。然而这位出生于天主教马龙派家庭的作家,精神深处却郁结着一种隐秘的“耶稣”情结。这一情结深受宗教影响,却不囿于宗教范围之内,而是由此创造出了自己的耶稣形象,集中体现在他的诗集《人子耶稣》中,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懵懂的追求

1883年1月6日,纪伯伦出生在黎巴嫩北部著名的“圣谷”附近的山乡贝什里。1998年这里被列入《世界遗产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圣谷是世界上基督教早期最重要的修道士的聚居地。它的许多修道院年代已十分久远,引人注目地坐落在崎岖不平地谷中,附近是黎巴嫩山林遗址,这里的树木是古代宗教建筑优质的木材。因此纪伯伦的家乡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正是因为这里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公元8、9世纪伊斯兰教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时,这座山谷成为基督教在当地的避难所。

纪伯伦的母亲卡米拉是天主教马龙派一位牧师的女儿,因此纪伯伦跟随父母信奉基督教。在学习阿拉伯语之余,纪伯伦就跟随母亲读一些《圣经》。家庭中浓厚的宗教氛围,使他在心灵深处对基督教的许多形象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同时,纪伯伦对自己的家族有着一种神秘的看法,他曾向好友玛丽・哈斯凯尔回忆自己的家族史:自己的家族原是名门世家,祖上曾有过显赫的历史,600年前家族中有两位族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13或14世纪,家族的一位族长曾去法国和意大利打过仗。纪伯伦的这些叙述尽管未必很准确,但是这其中反映了他对自己的家世的看法,他在某种潜意识里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先辈有着某种认同感和崇拜感,甚至以此为荣耀。

据他的好友黎巴嫩作家米哈伊勒・努埃曼为他写成的传记记载,在他5岁的时候,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一个小土墩上竖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有一个长着金黄胡子、披垂着金黄头发的男人,他的双手和双脚都被钉住。他的罪行只是因他从天国下凡,要使人们全都行善。他四周围着一群冷酷无情的矮子和长着几乎垂到地面的黑胡子的巨人。他们手持短剑,用它来刺十字架,对着他的脸吐唾沫并嘲弄他,他们的名字就是犹太教徒。而在‘天上’,有一把巨大的椅子靠着四颗星星,椅子里坐着‘主’,他的白色长髯垂向地面,他说:‘这是我唯一的儿子。’然后他吐出火焰,为的是要惩罚这些犹太人。在十字架的最下面是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玛丽亚,她号泣不止,叫着:‘啊!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醒来之后,哥哥和玩伴们声称要上山同耶稣一起受苦,却不允许他跟随。过了中午时,家里人开始找寻丢失的纪伯伦,终于在几乎傍晚时,他们在教堂后面的墓地上找到了他。原来他是想要在荒野里“受苦”,手里的樱草花也是为了献给教堂里的耶稣。可见在纪伯伦幼小稚嫩的心灵中,耶稣的形象已经潜移默化为一种神圣崇高的信仰,让少不更事的他开始了懵懂的追求。正如他对努埃曼说过的那样:“耶稣很早就占据了我的心头”。在1908年他也向玛丽・哈斯凯尔表明:“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描绘耶稣的生活,除了在耶稣的人格中,我的生命再也不能找到一处更好的休憩之地。”

心灵的探询

事实上,纪伯伦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对耶稣这一艺术形象进行了心灵的探询。这一形象屡次出现在他的散文诗集《泪与笑》和《暴风集》中,而《人子耶稣》的创作则标志着他酝酿已久的耶稣形象开始定性和成熟。为了呈现自己心目中圣者的光辉形象,他夜以继日地埋头思索,整颗心都沉浸在对耶稣生活的想象中,仿佛轮回转世到那个信仰开始建立的时代,“他身居纽约禅房或波士顿他妹妹那儿,却探求于另一个世界,他遍访雪里勒山、犹太大沙河、约旦河谷、太巴列湖畔,追随耶稣的足迹,倾听他在群众、在学生中或独处时所宣传的福音,力图把这些福音及力量的精华,变成20世纪来在额头闪光的字母。”为此,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只担心病魔会在完成这部作品前攫走他的生命。1928年10月,书稿杀青时,他告诉好友努埃曼说:“关于耶稣的书占据了我时痛时愈的夏季。我不想向你隐瞒,我的心仍在它那里,尽管它已经出版,‘已从这鸟笼飞走。’”可见,在家庭的熏陶和纪伯伦自己的人生思考中,耶稣的形象早已深深地沁入到他的灵魂中,甚至形成了一种“耶稣情结”。纪伯伦是怀着一种欣赏、崇拜和向往的心态,将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和思考注入到对这个形象的塑造当中。

作为基督教最重要的形象,耶稣的原型在文学史上有着丰富而深邃的宗教、文化和历史的内涵。《圣经》中的四福音书通过叙述耶稣传道时的种种神迹,树立起人们的和崇拜,各时代的作家也纷纷将宗教中的耶稣形象移植到人们的文学视野中。而纪伯伦并不将耶稣形象局限在宗教范围内,而是试图超越宗教经典和宗教传说,力图书写一部全新的“纪伯伦福音”。虽然生活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背景下,但是他的思想却超越了一切的宗教,他认为人的精神存在于上帝之中,他又把上帝比喻成陶工、射者、至高无上的诗人,上帝其实就是人自己,人就是上帝,上帝是长了双翼的人类,这是纪伯伦经常重复的话。总之,纪伯伦不再将耶稣的形象囚于传统的宗教范围,而是通过自己的独特思考,对这一形象重新进行了身份上的定位,并赋予他一种前所未有的个性气质。

人间的天堂

《人子耶稣》并没有严格遵守《新约》中的结构和事件,而是通过77个与耶稣同时代的人物之口,从各叙述角度来形成对耶稣理解的侧面,这些侧面组合起来犹如一面多角度的反光镜共同折射出一个完整的形象,这一形象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耶稣视为“人之子”。在《人子耶稣》中纪伯伦的耶稣是出生在拿撒勒的一对夫妇的家里,他是一位拿撒勒人。他试图表明拿撒勒人耶稣并不是基督教中的耶稣,这可以从《沙与沫》中得到证实:“每隔一百年,拿撒勒的耶稣就和基督徒的耶稣在黎巴嫩的花园里相会,他们做了长谈;每次当拿撒勒的耶稣向基督徒的耶稣道别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的朋友,恐怕我们两人永远、永远也不会一致。’”在《人子耶稣》中耶稣多次被人们称为“人子”,诗人对诗集的命名Jesus the Son Of Man更加强调了他的创作意图。文中作者通过情景化的艺术手法将耶稣作为一个人生活的场景想象出来,如玛丽亚的邻居“关于耶稣的青春和成年期”的回忆,将耶稣作为邻居的儿子来叙述;同时,讲到了耶稣的幼儿,少年时期,12岁,19岁的情景,具体构想出耶稣的成长情景,让他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更加充实具体,而不是像《新约》中那样,从出生几乎直接就写到他30岁开始布道;纪伯伦还将耶稣置于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如母子关系,兄弟关系,师徒关系及敌我关系等中。当时的人们对他的种种看法,像一面360度的反射镜一样使他作为人的形象更加立体化。

然而耶稣并不是普通的人,在他的身上闪烁着神性的光辉。他将“权杖”交给了“可怜的牧羊人”,把“智慧”置于“穷渔夫”的心田,把“欢乐”送给“沿街乞讨的可怜人”。他的爱高出人性,然而它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性的升华,这种人性与神性的辨证关系正是纪伯伦的创作意图之所在,也是他爱与美的人生理想的表征。可以说,《新约》是努力将耶稣拉到天上,而纪伯伦则尽力将高高在天上的耶稣拉到人间。对这一人物进行“去神圣化”的处理,证明他是在人间存在的人,证明人的生命可以神圣化到神的高度,使他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将人们的信仰和现实存在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使人们通过仰望“纪伯伦的耶稣”重新建立起对人性和生命的崇拜感。由于这一形象“渴望而可及”,这就使这一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

斗志昂扬

然而纪伯伦的耶稣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软弱隐忍的受难者,而是一位无所畏惧的勇猛的战士。他充满了捣毁一切伪善者、旧势力的魄力和刚毅。诗人说过“我已经烦透了那些信仰他(耶稣)的人,他们谈论他,描写他,绘制他,似乎他是一个有胡子的女士:他是美丽的,但他可怜、衰弱、贫穷、温顺、谦卑。……在我这里,他是位有毅力的男人,就像他曾是一位慈悲的男人。他不是可怜虫也不是卑躬屈膝者。我憎恶怜悯,我认为谦卑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指出,耶稣降临到人间是要“捣毁骷髅堆上的宝座支柱,拆毁坟墓上的巍峨宫殿,粉碎矗立在弱者躯体上的偶像。”是要“打倒那些将各民族变得安分守己的势力”。“是为了会见大地上的刀剑,而不是和平。”代表了一个旧世界的反叛者,一个勇敢的旧世界的“掘墓人”。他驱除了圣殿上的污泥浊水,他将旧世界看做是“尸体的洞窟”,在这里“无知在繁殖自己,盲人领着盲人走向深渊,死人在埋葬死人”。他希望人们能够打破旧世界的锁链,从黑暗中觉醒,带着对生命神圣的信赖,去迎接“裸的真理”。耶稣号召人们在邪恶面前要扔掉软弱、谦逊和退让,大胆地维护正义,而不是做一个懦弱愚昧的承受者。《人子耶稣》的末篇为十九世纪以后的《一个黎巴嫩人》的叙述,实际上就是作者个人观点的总结和感情的抒发,他将耶稣称为“战士中的战士”,作者卒章显志地表明,自己的耶稣是战斗的耶稣。

由此,纪伯伦的耶稣一方面充满了对于全人类的慈爱,为人类树立起人格追求的光辉典范;另一方面,则斗志昂扬地要连根掘起旧世界赖以生存的基础,以一种威严之势对邪恶怒目相向,这两方面正如佛教中的“菩萨低眉”与“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是形容人的面貌态度慈祥,以爱摄护他人,“金刚怒目”则是以面目凶暴的威势,以降伏诛灭恶人。两者形相、作法虽有差异,但都是为了普度众生于水火之际。这正如纪伯伦塑造的耶稣形象的两个方面,虽然是两种表情状态,但却完整统一于纪伯伦对道德理想的追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