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糖里的石油问题

当石油变得不那么好开采的时候，当化石能源变得稀缺的时候，粮食中的食糖价格率先上涨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对“粮食/化石燃料”定价机制的报复。

麦当劳涨价了，圆筒冰淇淋、新地和脆皮圆筒都上涨了5毛，原因是:白糖涨价。一年间，国内糖价由原来每吨2500元上涨到了每吨5700元以上，价格上涨了1倍还多，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国际上，糖价从2005年初的每磅8～9美分涨到了每磅18美分。照原料上涨的态势，麦当劳的涨价还只是个开端，只要价格坚挺，糖果、糕点乃至饮料都免不了涨价。

糖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糖大国的巴西将生糖直接用来制酒精，替代石油，从而造成食糖供应短缺。油价上涨和食品价格上升，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居然以食糖为媒介联系起来。仔细一想，这背后隐藏的又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甘蔗以糖的形式储存来自于太阳的能量用于植物的繁衍生长，而石油最初不过是动物腐败的产物，是太阳能沿着食物链从植物到动物的累积。石油和食糖，一个储存的是远古时代的太阳能，一个储存的是现实时刻的太阳能，时间上“关公战秦琼”，却挡不住人类的干预，被生拉硬拽出干系。

“干系”在于人类只是自然界食物链里的一员，再进化也未脱离以低级别动植物为食物而奔波的命运。旧石器时代，每公顷土地上每年只能出产0.4到20公斤的干果实，这些干果实里包含的能量换算成单位能量约每平方米840到41870焦耳;到了农耕时代，在没有化石燃料和化肥的帮助下，每公顷的干物质产量增加到50～2000公斤，有了上百倍的提升。人的一生中，婴幼儿时期体重的增长和食物摄取关系最为密切：一个婴儿在生长期，每增加1公斤体重，需要46万焦耳的能量。在原始社会靠采集为生的时候，使一个婴儿增长1公斤体重的可能是11到550平方米土地一年的果实，到了农耕时期，只要几平米或者不到一平方米的土地就可解决了。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饥荒是重要的限制人口的因素。正是因为人的生产力的改进，人口得以在历史的重要时段爆炸开来。150年前，人类开始使用化石燃料，改变了大自然能量转化的基本规律。过去，光合作用、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惟一的获得能量方式，而化石能源为动力的机械取代了人力畜力，化肥更直接以营养的方式把百万上亿年前动植物储存的太阳能输送到作物中。因为有了额外的能量来源，每公顷每年的干物质产量又成10倍上升。

问题是，在这一能量转化工程中，效率却低下得惊人。为了获得数倍的能量增长，人类投入的化石燃料往往要数十倍地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平均一亩地中化石燃料的投入是太阳能的4倍;在发达国家，化石燃料与太阳能的比值是40:1;美国这一比值更高达90:1。如此低下的转化效率是否能随着能源减少显著提升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大自然的任何形式的能量转化中，都伴生着能量的巨大浪费。拖拉机消耗的一升汽油中，只有少部分变成了使拖拉机移动的动力，其余的大部分变成热，散失掉了。同样的道理，大自然中食物链的能量传递也以惊人的速度递减，从植物到食草动物到食肉动物，生态系统中的能量在沿着捕食食物链的传递过程中，每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能量大约要损失90％，也就是能量转化效率大约只有10％。

大自然安排了食物链中的能量递减，为的是动物要运动，要捕食，从而消耗能量。人类的依据供给和需求形成的价格机制却不能引导人类最有“效率”地利用能源。按90:1的比率，绝大部分古代凝聚下来的太阳能浪费在拖拉机的“突突”声中，出产1公斤甘蔗凝结的可能是数十倍数百倍远古时代甘蔗储藏的太阳能量。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远古也有金钱，难道那时候的甘蔗价格就应该只是现在的一个零头？

化石燃料的价格按供给和需求定价，而非它曾耗费的太阳能的成本定价的结果，使发达国家得以通过占有廉价能量，摆脱对食物生产的依赖。美国在200年前，80％是农业人口，现在只有2％;欧洲250年前75％是农业人口，现在下降到10％。当然，因为把大自然数十亿年积累的能量“免费”再生到当代的农产品中，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食品价格事实上下降了高达90%，贫困人口也因而获益。如果未能透支远古时代的光合作用，很难想象工业革命后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发展中国家则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支配着世界上很少一部分化石能源，人口很难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假设那里的人民每天消耗2500卡路里的能量，生产这些能量的投入是25000卡路里。那里的化石能源和太阳能的比率是4:1，为了获得4/5，也就是20000卡热量的能源，那里的农民必须工作5个小时以上，为维持饮食，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花在食物上的劳动是美国人的16倍。

当石油变得不那么好开采的时候，当化石能源变得稀缺的时候，粮食中的食糖价格率先上涨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对“粮食/化石燃料”定价机制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