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语文的发展路径:在“开放”中“求是”

【摘 要】从“浙派语文”的“派”字，提出从“流派”的角度审视其发展路径的基本特点可以归纳为在“开放”中“求是”。其学理依据有三：一是“浙派语文”源于浙江文化，浙江文化的开放精神又源于它的“海陆共生”的地理条件。浙江先祖在“向海而生”中得到代代淬炼，与海争地而又出海发展，使浙江成为“百越文化”的发祥地。二是浙江人在开放、拓展中养成了实干求是的可贵品性，正是“浙派语文”得以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三是在“开放”中“求是”的发展路径特色，不仅体现在“浙派语文”一代又一代的先哲大师的精神风范之中，而且一直成为学界仰慕的精神标杆。如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省城的首个近代高等学堂，就叫“求是中西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

【关键词】浙派语文 开放 求是 发展路径

研究梳理“浙派语文”，一个“派”字，无疑就得从“流派”的视角来审视。而且，这是母语教育方面的一个地域文化派别。这就决定了它的文化品性与艺术风格，与其他区域的“语文”会有所不同，即使其发展路径也会有自己的地域个性特色。这是因为“浙派语文”不单纯关乎浙江“语文人”的个人禀赋和艺术风格，而是浙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在语文教育事业研究、实践过程中的投射，决定了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途径。

著名作家柯灵先生说得好：“古代华夏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争战逐鹿，治乱无常。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远离京畿，在举世嚣嚣中赢得相对的太平，给文化的孳乳繁衍创造了适宜的土壤。”（见《文酒风流二千年》――《浙江省文学志》卷首语）显然，“浙派语文”的发展途径，也不能不说与这种“地处东南沿海，远离京畿”的区位不无关系。笔者不揣浅陋，觉得是否可以将这种发展途径归结为在“开放”中“求是”。作这样的尝试，虽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怎么说也是想从一个侧面为浙地“文化之邦”作些添砖加瓦的零碎功夫。

开放：“向海而生”的精神淬炼

“开放”是“浙派语文”赖以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根本所在。这并不奇怪，因为所有的封闭都可能带来狭隘、僵化而日趋落后；唯有开放，才有与外界的广泛交流，才有集思广益、学长克短，在内外交融中激发出不断进取的动力。

“浙派语文”的开放精神首先得益于它的地理条件。浙江是一个海陆共生的省份，地处东南沿海的地理优势，使它不仅有10.1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而且拥有辽阔的海域。陆地海岸线长达1840公里，沿海有大小岛屿3061个，其中居人岛屿就有200余个。向海而生的浙江人，颇有面向大海、面向世界的开阔胸怀，同时又为浙江人提供了走出去作内外交流的有利条件。历史上最早就有浙江人去东南亚一带谋生的群体，促成了浙江也是遍布于东南亚一带的“百越文化”的发祥地。

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宁波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这一方面使浙江人较早地受到了列强欺凌、忍辱负重的诸多痛苦，但另一方面，因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浙江，浙江人也较早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如早在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女传教士、东方女子协进会会员奥尔特绥在宁波祝都桥竹丝墙门创办的女塾，开设国文、算术、圣经等学科。这是浙江最早的洋学堂，也是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女子学堂。此后，直到清末的50余年间，外国教会在浙江各地相继办起小学堂、中学堂、专门学堂20余所。教会学堂的出现，无疑是列强实施文化侵略的可鄙手段，但另一方面也为浙江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形式，同时也拓展了浙江人的开放视野。

同时，浙江人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因躲避战乱先后两次大举南迁的北方人，丰厚的中原文化也因此带到了浙江。这是浙江人开放精神的又一表征。

东晋太宁年间（323―326）因晋室东迁与定都建康（今南京市），促使中原一带的名门望族与大批学者涌向江南，浙江是理想的栖居之地，也因此包容扩大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诸如王羲之、孙绰、谢灵运、裴松之等文人南来定居，并聚徒讲学，带动浙江境内文风大开。如会稽县开始设郡学，永嘉郡设郡学于华盖山麓，成为浙江省最早的州学。这是第一次北人南迁。

第二次南迁则发生在宋室南渡之后。建炎三年（1129），南宋朝廷将杭州行在所升格为临安府，并在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临安府，由此中原望族和百姓开始大规模流迁到东南一带。临安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教育也更趋空前的兴盛，具体表现在杭州出现了一系列中央官学，如建起了国子监、太学、宗学、武学、画学、医学等，国子监与太学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南宋的太学建于绍兴十三年（1143），由岳飞故宅扩建而成，规模宏大，藏有宋高宗及吴后手书的《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等石经，作为太学生攻读儒家经书的标准教材。太学先后存在130余年，在校学生最多时达1600余人。同时，建炎二年，孔子第48代孙袭封衍圣公，也随高宗赵构南渡，建家庙于衢州，成了孔子南宋圣地。从此，南孔圣裔传人辈出，极大地推动了儒家在浙江乃至江南的发展。浙西、浙东两路在今浙江省地域的行政、建制改为5府6州领66县后，原来的各州州学改为府学，钱塘、仁和、嘉兴、新昌、建德、庆元六县改建县学，县学增加到65处，除西安县（今衢县）外，全省各府（州）县均已建立地方官学。除此之外，各地新建的书院林立，据统计在51个县内共有书院近190处。当时，全国有比较知名的书院20余所，浙江省就有婺州丽泽书院、湖州安定书院、衢州柯山书院、衢州清献书院、越州稽山书院、睦州龙山书院6处，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名儒前来浙江讲学，影响深远。如朱熹就多次来过浙江，曾在十余所书院演讲程朱理学。鄞县人高闳与明州淳熙四先生（舒U、沈焕、袁燮、杨简）等组成了四明学派，永嘉县人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的永嘉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在学术思想上互相交往，推进地方教育，使得“人文之盛一时冠于全国”。这不能不说是北人南迁，浙江的开放兼蓄，才成就了“浙派语文”的“有容乃大”。这一切，当然也带动了浙江民间学塾的兴盛，“村里学童竞习歌诗”。教育盛则人才兴，在南宋150年间，能进入宋史列传的人物中，就有浙籍人物200余人，占了很高的比例，当时突出的浙籍学者就达388人。这不能不说是浙江的开放包容带来的直接好处。

较早和大批地派遣留学生，也是浙江人深化开放意识的又一重要表现。自同治十二年（1873）起直至清王朝终结，浙江省官费派赴欧美留学的学生有80余人，赴日本留学的学生更多，达近千人。文史、法政、理工、农、医、教、军各领域都有涉及。这些人学成归国之后，在省内外实业界、学术界、教育界和政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章太炎、蔡元培、周树人、许寿裳、徐锡麟、秋瑾、经亨颐、陶成章、马寅初、竺可桢、陈鹤琴等，这些大师级人物都与“浙派语文”的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如果仅仅以为“浙派语文”说的只是狭义的“语文课程”和中小学“语文教师”，那就难免自取浅薄了。

开放，从浙江先民的筑堤斗海，扩展疆域，到口岸通商，推进中西交流；从北人南迁，浙江的兼容并蓄，到大批派遣学生留洋，促进西学东渐……所有这些有助于开放交流的行动，才成就了浙江的人杰地灵，也才有了改革开放之后，浙江民营经济飞速发展的甘为人先，当然也才有“浙派语文”与时俱进的壮大发展。

求是：前行中的脚踏实地、讲究实效

“浙派语文”的发展路径，“开放”的意识固然重要，但还必须具有求实、求是，脚踏实地的“持之以恒”。

“求是”的含义是探求真知。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说。“求”是探求、研究。“是”即正确。指客观事物内部真实的情况和规律。要求得真知，必须遵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根据实证，求得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要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对待和处理问题。

“求是”作为一种精神，在教育领域一直为浙人所仰慕，最早表现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知府林启在浙江巡抚廖寿丰支持下，于杭州蒲场巷普慈寺址创办的近代学堂，就叫“求是中西书院”。当时由林启任总办，聘美国人王令赓为总教习，是浙江最早的近代高等学校。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改称浙江省求是大学堂，它也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以“求是”为浙江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命名，绝不会是信手拈来，它无疑体现了创办人对学术风格和文化品性的一种追求，而且对浙地的教育乃至“浙派语文”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求是”的精神离不开“求实”的品格。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那种生命状态一直在浙江人的身上有着鲜明的存在感。其实，浙江精神中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和“讲究实效”都是一种“求是”的心灵追求。这在当代“浙派语文”大师级的一些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深切感受到这种求实精神之可贵。如小语界的全国领军人物袁微子先生，在身居主持人教社小语教材编写要职又兼任多届全国小语会理事长的情况下，仍然深入基层，与一线的语文教师、语文教研员一起听课评课，视察调研，参加各种教研活动，纵论语文教育问题。他说：“一个编教材的人，一定要了解教学。因为，只有深入到教学实际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到这套新教材能不能适合教学的需要。这样的编法，老师们是不是好教。”（《人民日报》记者郑保生：《躬身实践，具体示范》）1981年5月13日，袁微子还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第二小学五年级6班，亲自执教了《在仙台》一课。这是一次指导性的公开教学活动，当时课堂上挤满了前来听课的教师，博得一致好评。一位语文大家竟如此深入课堂，具体示范，其求实、求是的精神，可见一斑。又如前杭州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全国知名的小学语文教育专家朱作仁先生生前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他在1990年发表的《小学语文教学研究断想（五题）》一文中，率先提出语文教学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究实效”，他认为：“多少年来，‘假而大’的话，‘玄而空’的话，使我们吃了许多苦头，贻误四化建设匪浅，真是令人不堪回首。”他把在语文教学研究实践中应当发扬的求实精神归结为“大三实”和“小三实”。所谓“大三实”，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究实效”；所谓“小三实”是“朴实”“扎实”“真实”。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影响全国并得到高度赞同的语文教育研究实践的至理名言。

袁微子先生、朱作仁教授都是享誉全国的“浙派语文”领军人物，今天在浙江的许多特级教师、语文教育专家学者，都曾经是这两位大师的弟子、学生。他们在获得两位先生恩泽的同时，也承传了尚实、求是的师道，并在代代沿递中不断发扬光大。（下转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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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中不断“求是”，才成就了“浙派语文”的厚重

任何一种流派的形成，与其历史的长短、成就的大小和积淀的多少，必然会有一定的联系。“浙派语文”当然也不例外，在其发展途径中，正是在“开放”中的不断尚实求是，才凝聚成特有的厚重。

一般地说，语文因其是人类思想交际的工具，而总是与生命活动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有人类生命的出现，客观上就有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表达和交流，这就有赖于语言（包括各种语言的早期形成）。有语言就会有语言的教育（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相授）。浙江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的发掘，是在7000年前，这说明浙江应当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语言最早的出现地之一。

如果是更为成熟的教育，在浙江的出现也是很早的。有史籍可考的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为了复国雪耻，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实施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国策。“十年生聚”是繁衍人口，“十年教训”便是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和学习活动来振兴国家，为复国大业做准备。“十年教训”的教育谋划，当然也包括了语文的教学活动。

如果论较为正规、系统的学校教育，在浙江也是早就形成了。史籍记载，东汉建武十一年（35），在浙江上虞境内就已有书馆。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显然，这书馆的规模还是不小的。当时民间的学习热情已颇为高涨，“习经者以千人数，道路但闻诵声”。当时浙江境内最早出现的一批地方官学，如天台的“高察读书室”，平阳的“平阳县学宫”，永嘉的“永嘉郡学”等等，都相当知名，反映了浙江一带“学风炽盛，人才备受重用”的盛况。因为当时的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读经论道，语文教学当然是不可缺少的，甚至也可以认为是以语文教学为基础。这不能不认为“浙派语文”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涵也十分充实。

由于“浙派语文”秉承开放、求是的发展路径，自然也成就了“浙派语文”的教师队伍的英才辈出，不乏名家大师。而且正是因为他们的惨淡经营、刻苦勤奋，才在学术成就上屡有辉煌业绩。如王充是东汉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做了一阵子官，最后还是回家在学馆事教或集徒讲学，一边教育弟子，一边著书立说。他倾毕生精力写成的巨著《论衡》，犹如一盏明灯，透过历史烟云，放射出无穷光芒。其他如范仲淹、程端礼、王守仁、徐渭、刘宗周、唐彪、章学诚等都司过教职，一面授徒讲学，一面建树学术，都因其成就重大而名垂史册。这无疑也是“浙派语文”发展途径上值得书写的辉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