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东亚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

一、引言

当前，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洗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进入大调整和大变革时期。在世界经济秩序重塑的过程中，一方面，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东亚地区表现抢眼，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涵盖东亚“10+3”主要成员国在内的“20国集团”机制在美国匹兹堡峰会上已被界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中新崛起的区域之一，充分表明东亚的国际地位在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显著提升，进而影响力也在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伴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东亚同样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等重大挑战，同时也面临着重大机遇。因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东亚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区内国家联合互助、自强自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新形势下，东亚国家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也亟需拓宽领域并深化层次。

因此，积极推进东亚国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简称TIF)领域里的合作，不仅对于促进后危机时期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FDI)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而且对于进一步密切区内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减少“贸易的非效率”和“投资门槛”等市场准入壁垒、扩大“亚洲内需”，夯实东亚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后危机时期东亚在全球经济中迅速崛起而带来的外部经贸环境的变化。

二、东亚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合作的成就与最新进展

东亚国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目前，区内各国都参与了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　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

自1994年《APEC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又称“茂物宣言”)以来，APEC成员在贸易便利化领域里的合作进展显著，已经在海关程序、标准与一致化、商务人员流动以及电子商务推广等优先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制定和实施了两个行动计划，使区内成员国的商业交易成本在2002-2006年和2007-2010年两个期间各降低了5％。除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个国家以外，其他同为APEC成员国的东亚国家与其他APEC成员国一道，还制定并实施了大规模的“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为在亚太地区最终建成一个交易成本较低、较为透明、稳定和有效率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11月日本横滨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被写入了领导人宣言之中，这表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机制化方面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二)　东盟自贸区(AFTA)下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

东盟成员国在加速实现其到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宏伟目标过程中，通过“东盟海关估价实施指南”、“单一窗口协议”等安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贸区框架下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经过数年的努力，目前东盟海关已将通关的平均所需时间从先前的数天减少至两小时；“绿色通道系统”为享受共同有效优惠关税(CEPT)的货物实现了快速通关；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新加坡等东盟成员国还采取了诸如“金卡计划”、“超级绿色通道”及“单一窗口”等有效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自1998年10月正式签署《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以来，东盟成员国一直在为整合区内市场，最终形成一个较为统一、透明和自由的“单一投资区”而努力。目前，《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已经启动，主要是通过实施“投资自由化计划”，逐步取消投资区内的各种投资限制，使区内投资者于2010年、区外投资者于2020年可以自由投资于东盟各个领域，以最大可能地吸引区内外投资者增加对东盟的国际直接投资。

(三)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框架下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

自1998年东盟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贸易便利化正式列入其合作内容以来，GMS在这一领域里的合作进展突出。从2001的《GMS未来十年合作战略框架》，到2003年的《GMS便利客货跨境运输协定》，再到2005年由中、柬、老、缅、泰、越等次区域六国政府会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拟订为期五年的《GMS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确定了海关制度、检验检疫措施、贸易物流和商务人员流动等四个优先合作领域)，这些协定和战略框架作为次区域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对于协调次区域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加强区内落后成员在上述各优先领域里的能力建设，并相互分享经验和成果，共同为企业创造更加有利的贸易与投资环境提供了保障。

(四)　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里的合作取得了明显进展。继2008年12月中日韩三国通过了《改善商务环境的行动计划》之后，中日韩三方投资协议经多次谈判也达成在即；2010年5月初，三国自贸区官产学联合调研活动也正式启动；在中日韩领导人第三次会议发表的《2020合作展望》中，不仅确立了今后十年三国合作的指导原则，还专门提及将加强三国问旨在消除技术壁垒的标准化领域的合作，并商定将设立常设秘书处，以使三国间的合作制度化。

(五)　东亚各类双边自贸协定(FTA)下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

在东亚已签署并实施的各类双边自贸协定(FTA)中，大多包含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绝大部分内容(见表1)。以已经全面建成的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为例，在2002年11月由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的《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就包括了“建立有效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简化海关程序和制定相互认证安排”等内容；不仅如此，该自贸区有关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内容还包括诸如推动和便利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含标准及一致化评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和非关税措施、海关合作)、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促进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此外，在三个东盟+1自贸协定中，除贸易自由化协议外，还另签有投资自由化协议，使东亚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总体得到提升(见表2)。

上述各种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合作机制互为促进、互为补充，其结果不仅使东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总体有所提

高，而且也提升了其在该领域里合作的整体水平，同时也为区内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更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进一步推进东亚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面临的障碍与挑战

归纳起来，东亚各国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的合作还存在着来自主要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硬件”和以制度建设为代表的“软件”等方面的障碍与挑战。

(一)　区内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一。进一步推进东亚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的“硬件”不足

众所周知，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投入，贸易投资便利化皆无从谈起。然而，目前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区内欠发达国家在某些硬件建设方面基础十分薄弱(见表3)，远不能满足区内快速发展中的相互贸易与投资之需，从而严重影响了商品与资本在区内的自由流动，也加大了东亚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里的合作难度。

表3显示，东亚各国在港口基础设施、航空运输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质量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具体来看，与新加坡在这三方面的质量都较为突出相对照的是，越南、柬埔寨等区内国家则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二)　巨大的发展差距。造成区内国家对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的认知及实施能力参差不齐

虽然贸易投资便利化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由于东亚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从而阻碍了区内国家在这一领域里更深入的合作。

一般而言，一国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认知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即一国经济越发达、人均GDP越高，则其对外贸易与投资的能力也越强，其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认知程度也越高，从而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积极性也越高。由于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使东亚国家目前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参差不齐(见表4)，从而对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动力也存在差异。比较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东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较高，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积极性也较高、实施能力也较强；而区内一些落后成员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则较低，实施能力和积极性也较低。这不仅直接制约着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与外资引进，而且阻碍了东亚区内贸易和相互投资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影响着东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表4显示，东亚各国在通关效率方面水平参差不齐。就进出口耗时而言，新加坡表现最为突出，分别仅需三天至五天的时间，而区内欠发达国家老挝则需要长达五十天的时间；而在进出口手续方面，则以泰国海关最为简便，分别仅需三项和四项，而区内欠发达国家柬埔寨的进出口通关手续最为繁琐，高达十一项。由此可以看出，东亚各国的贸易便利化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呈正相关趋势。

总之，成员国间差异巨大的发展程度，对于东亚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的整体向前推进十分不利。

(三)　贸易投资便利化成本高昂，欠发达国家难以承担

根据亚太经合组织(APEC，2000年)对其21个成员的海关程序、标准、一致性及商务人员流动等领域进行的研究，复杂的海关程序和法规被评估为与关税等同的阻碍贸易便利化的最大难题。因此，海关管理部门的改革对贸易便利化措施能否成功实现至关重要。然而，对东亚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来说，为实现贸易便利化而进行的现代化通关改革、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的建立、软件的维护、升级，海关、企业以及政府其他相关主管部门之间的联网等成本高昂，难以负担。

此外，与贸易投资自由化所不同的是，大部分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里的合作都需要不断提高各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人力资源水平，建立起更加透明、便捷和高效的贸易和投资管理体制，甚至会涉及各国国内法律、法规的修订和经济体制改革，并需要强化区内国家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协作。这对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迥异的东亚国家，尤其是便利化水平尚处于初始程度的欠发达国家而言，任务十分艰巨，难以在短时期内完成。

(四)　区内现存国际投资政策错综复杂且标准不一

如今，一方面，全球性的国际投资协议体系正在迅速扩大――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的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球共有5500项双边或多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协议，平均每周有三个双边投资协定签订；几乎每个国家都已签订或加入了至少一项国际投资协议，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签订或加入了多项国际投资协议。此外，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内部也还有一系列鼓励和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3期保护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法规。另一方面，由上述数量庞大的国际投资协议组成的全球投资协议体系因其涉及的层面多、范围广且缺乏协调一致而使相关规定变得越来越分散、复杂和多样化。其结果是，在各类投资协议中，涉及国际直接投资(FDI)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十分杂乱且标准不一，令投资者无所适从，从而影响到国际直接投资健康、有效的发展。因此，如何协调区内各类国际投资政策，保持其一致性，减少更密集的国际投资条约带来的更高风险，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也成为了当前东亚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中的当务之急。

(五)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成本与收益难以量化评估

虽然，贸易投资便利化对于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和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定量测度却难度很大。同时，由于东亚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要想协调其海关程序、法规制度、劳工标准以及安全与技术等标准的难度可想而知，而测度其便利化的实施效果更是难上加难。与贸易自由化所不同的是，在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成本与收益统计数据的获取方面存在着诸多障碍，一般难以简单地对其进行“成本一效益”的经济学分析，而在缺乏一定量化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无疑将增加各国政策制定者们对加强该领域合作意愿的不确定性。

综上，一方面，东亚各国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诸如因成员国发展差距大而导致的基础设施落后、管理水平不高及贸易与投资的政策法规不一致等有待进一步提升本区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水平的困难与问题。在后危机时期东亚合作的新形势下，亟需通过进一步提升东亚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里的合作层次，推进东亚经贸合作向着更广泛而深入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近年来，东亚国家经过不同合作机制下的共同努力，使本地区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中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正处于进一步夯实复苏与可持续发展基础的关键时刻。从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看，继续深入挖掘东亚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里的合作潜力，积极应对东亚在这一合作领域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无疑是符合区内成员扩大合作范围、提升合作层次，缩小发展差距、加强能力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只要区内各国政府进一步提升对加强这一领域合作的政治意愿，采取积极、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不遗余力地向前推进，则该领域的合作必将有力地带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而为后危机时期东亚经济的稳步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