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司法解散问题探析

摘　要：应加大控制股东原告的举证责任，增加要求其对公司僵局无过错的举证，在作为第三人的其余股东不同意解散公司，并初步举证控制股东原告具有过错，损害公司，导致公司僵局时，要求控制股东举证自己无过错。应增加股东压迫作为请求法院裁判解散公司的事由，可以以公司彻底"死亡"来震慑控制股东为所欲为，并辅以强制性换股等替代性措施，一次性解决小股东受压迫之苦。

关键词：公司 司法解散

一、公司司法解散审判实务之建议

（一）注意审查公司控制股东作为原告之有责性

一般而言，要求解散公司的原告为公司中小股东居多，因为产生公司僵局或者股东压迫而无法收回投资，对中小股东影响较控制股东为大。但是，笔者在审判实际中亦遇到控制股东要求解散公司之情况。例如　BX　公司于2005　年　8　月　11　日登记设立，注册资金　50　万元，原告注资　25　万，占有　50%股权，且担任　BX　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余三股东合计占公司　50%股权。BX　公司经营歧见，所有股东均参与经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年检报告显示　BX　公司亏损15494.77　元。2008　年　12　月　11　日原告向其余三名股东发出召集股东会通知，告知其同年　12　月　20　日召开股东会。但是，仅　1　名股东参加股东会，但是与原告发生严重冲突。同年　12　月　22　日，原告向其余三名股东发出信函告知要解散公司。12　月　26　日原该要求解散公司。在审理中，除原告外之其余股东均不同意解散公司。原告作为被告　BX　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被告同意解散　BX　公司。法院认为　BX　公司亏损额仅仅占注册资金很小部分，无法认定为公司经营严重困难；原告作为　BX　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召集人，具有召集的能力，无法举证在公司正常经营三年内召集过股东会，对公司连续两年未能召开股东会有过错，故驳回原告解散　BX　公司之诉请。

笔者认为上述案例中原告控制股东具有召开股东会之职权，而未召开具有明显过错，在公司并未严重亏损，还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要求解散公司，其目的存疑。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控制股东为了规避竞业禁止义务，或者为了攫取公司的商业机会而恶意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就公司解散制度立法本意而言，在于保护中心股东的合法权益，在控制股东解散公司诉讼的情形下，更要严格审查，防止控制股东利用该制度达到不正当目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应加大控制股东原告的举证责任，增加要求其对公司僵局无过错的举证，例如按照公司法或者章程规定，履行了召集董事会或者股东会的义务。在作为第三人的其余股东不同意解散公司，并初步举证控制股东原告具有过错，损害公司，导致公司僵局时，要求控制股东举证自己无过错。此外，为了避免控制股东控制被告公司，产生虚假诉讼情形，当控制股东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情形下，承办法官应要求被告公司更换代表其出庭应诉人员。

（二）从宽把握公司司法解散诉讼立案

就公司司法解散诉讼立案条件，司法实践中曾有过争论。有些观点认为符合公司法第　183　条公司僵局要求即可以立案，另一观点认为作为新类型案件，应从严把握立案。笔者不赞同从严立案之观点，从严立案系立案环节代行了审判环节的职能，提前审查了原告胜诉所需之证据，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权，且无法律上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的第　1　条对公司解散纠纷诉讼立案条件予以具体规定，从而明确了立案的具体条件，方便了司法实践操作。

笔者认为法院依法审慎审查立案应以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立案规定为准，不应在案件受理环节考虑过多法律以外之问题。民事纠纷产生，当事人诉至法院，作为提供司法这种公共产品之法院即有义务依法受理。如果法院提高受理案件之门槛，将案件挡在法院之外，纠纷不会自动解决。就公司司法解散纠纷而言，在真正判决解散之前，司法机关可以采取多种手段解决纠纷，例如替代性救济措施，以股东离散方式避免公司彻底解散　而使公司存续。就广义解决社会纠纷方式而言，可以动用多种社会力量共同解决群体性矛盾。因此，对于解散类似于民营医院等涉及面较广的所谓特殊公司，这要符合法定的立案条件，即可受理。

（三）公司司法解散案件受理费确定及诉讼中财产保全审查

就公司司法解散诉讼案件受理费收费标准而言，因《诉讼费缴纳办法》对此类案件如何收费未作规定，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公司司法解释是行为，无需处理公司财产，可按照非财产案件，每件收取人民币　80元；有观点认为如按照每件收取　80　元，收费标准太低，可能导致大量公司解散案件涌向法院，法院将不堪重负。公司解散不能单单理解为只是一个行为，公司股东以财产出资组建公司，解散必然涉及财产，因此，应当依据公司注册资本金额，按照财产案件收费标准收取；第三种观点认为单纯参照财产案件收费标准计算诉讼费显然过高，参照破产案件收费标准收取诉讼费较为合理，可以依据公司财产总额或者注册资本金额作为标的额，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收取，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由于收取受理费标准不统一，导致当事人与受诉法院就诉讼费金额观点不一，当事人被法院视为未缴纳诉讼费，按照撤诉处理的情况发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诉权与司法权威。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对此予以明确。

就上述三种观点而言，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收取案件受理费主要为了弥补司法成本支出，同时也起到了防止滥诉的功能。单纯从任意一点考虑受理费标准，均有失偏颇。公司司法解散案件情况较为复杂，处理案件所支出司法成本不亚于财产案件，仅收取　80　元显然过低。一般认为，公司司法解散案件系一种确认之诉，并无财产执行内容，完全按照财产收费并不妥当。故笔者认为采取上封顶，比照财产案件减半收取的办法，能平衡当事人利益与司法成本负荷，应予采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的第　3　条对诉讼保全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允许股东申请对公司证据与财产保全，但是不能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并由股东提供担保。笔者认为就诉讼证据保全而言，为了维护当事人权益，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作出正确的司法判断，司法机关对此类保全应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而对财产保全而言，在公司解散与否还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财产保全，会影响作为被告之公司的正常经营利益。另原告请求对被告公司财产予以保全，并非为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之考虑，而是为了公司解散之后清算中原告股东的分配利益。笔者认为应从严审查，并责令原告提供财产担保。此外，司法机关也应严格要求原告提供担保，在原告恶意解散公司而被驳回诉请情况下，被告公司可以实际实现要求原告股东予以赔偿的目的。

二、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之完善

（一）公司司法解散请求事由

我国目前的公司司法解散请求事由仅仅限于"公司僵局"。就立法层面而言，我国立法者设立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目的即是为了打破公司僵局，针对公司因为股东之间分歧严重，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不能形成有效决议，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的实际情况。就司法实践层面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之第　1　条第一款仅仅系对公司僵局出现的情形予以具体化。虽然该款第四项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但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而言，该项所指的其他情形也不应超出公司僵局所涵盖的范围。从域外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看，其请求事由范围大于我国，除了公司僵局外，还包括股东压迫以及公司因违法而予以裁判解散的请求事由。

就股东压迫而言，其与公司僵局情形存在重合部分。当公司章程赋予小股东以特别否决权，或者公司章程将某些决议事项表决通过比例提高之时，小股东如对提案不满意，行使相应的否决权，即使控制股东拥有超过　50%表决权的股权，公司也将无法通过决议，会导致公司僵局产生。但是当公司章程中并无上述倾向于小股东的条款之时，控制股东可以通过任何其所赞同的提案上升为公司意志的决议，压迫并剥取小股东的利益，而公司同样可以正常运营。此时，如果公司正常无其他退股规定，则鉴于我国公司法第　75　条对小股东过于苛刻的退股条件，小股东将处于任控制股东摆布的地步。即使小股东提起控制股东侵权之诉，要求控制股东赔偿，但是，小股东远离公司经营，举证能力不足，未必会取得有利的结果，即使胜诉，耗时耗力的司法程序未必会阻止控制股东下一次的盘剥行为。就我国而言，即使在相对监管较为严的上市公司中也存在控制股东因"一股独大"而不顾中小股东的利益，恣意妄为的情况，更遑论为数众多具有浓重合伙性的有限公司。

因此，笔者认为应增加股东压迫作为请求法院裁判解散公司的事由，可以以公司彻底"死亡"来震慑控制股东为所欲为，并辅以强制性换股等替代性措施，一次性解决小股东受压迫之苦。就公司违法解散而言，我国采取行政解散的手段解散违法公司。笔者认为公司违法经营，危害公共利益，采取行政解散的手段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尤其在环保领域，公司违法排放"三废"，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具有不可逆性，后期处理耗费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如果被关闭解散公司不服行政解散决定，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且被解散公司损失主要系利润损失，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但是我国行政解散还针对一类所谓"休眠公司"，包括开业6　个月以上不经营和歇业超过　1　年以上的公司。笔者在审判实践亦遇到某些公司并未办理歇业手续而实际停止经营，且不办理工商年检手续，也可属于"休眠公司"。在我国，商主体原则只允许使用一个商号，在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辖区内新等级商号不得与已经等级注册的同行业的商号相同或近似。1"休眠公司"实际大量占用了商号资源。"休眠公司"股东不主动清算公司，导致很多债权债务无法及时顺畅了结。目前采取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吊销并注销"休眠公司"方法，无法全面保护"休眠公司"债权人之利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休眠公司"未经清算程序，无法使债权人公平受偿，且并未采取公告等方式将"休眠公司"将予以注销的事实告知债权人，使其无法及时获知，保护自己的债权。笔者认为应参考域外公司司法解散制度，采取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向法院申请裁判解散"休眠公司"方式。由法院审核"休眠公司"是否需予以解散，并采取公告申请等方式尽可以告知"休眠公司"，能保证公平公正，防止启动程序与做出决定主体同一。裁决解散"休眠公司"之后，也可由法院公告判决等方式公示，通知相关主体进入及时申请进入了清算程序。

（二）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之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之第　4　条明确规定了公司作为被告。其认为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案件性质上属于变更之诉，系变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出资与被出资的法律关系。就原告股东与公司之间关系而言，公司作为法律上之独立主体，在该诉中属于责任主体，因为该诉中要求解决的是该公司是否应予以裁判解散。原告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随着公司成立，股东之间关于出资设立公司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由于公司的主体出现，股东之间的设立协议关系也转化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出资关系，不存在解除协议问题。因此，在该诉中列公司为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从司法实践角度终结此前公司司法解散诉讼被告系公司还是股东的争论。笔者认为在仅将公司僵局作为公司司法解散诉讼唯一请求事由情况下，将公司列为被告具有合理性。除了最高人民法院阐述的列公司为被告之理由外，在公司僵局情形下，股东之间对公司经营管理等事务产生歧见，导致双方之间丧失了与对方共同继续合作经营公司的预期，如果公司继续存续则已不符合一方股东的预期，但双方对公司僵局产生均无过错，无法律上可责性。因此，将公司作为被请求解散之被告，进而返回出资于股东合情合理。

如将增加股东压迫作为公司司法解散请求事由，则不应列公司为被告，而应列控制股东为被告，列公司为第三人。当控制股东通过各种手段压迫小股东之时，公司运转可能并未停滞，股东对公司存续预期并未受到损害。然而，控制股东压迫小股东，导致小股东无法从公司存续中获利，小股东从公司运营中获益的合理预期受到了控制股东损害。控制股东压迫行为存在过错，违反了诚信义务，具有法律上的可责性。因此，将实际的矛盾双方放置在原被告的位置上，可以便于法庭审理时查明事实，设置双方举证责任并最后作出判决。另外，在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中，小股东往往作为原告实质目的在于收回投资，请求裁判解散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手段，案件往往会以小股东股份被收购而告终结。在公司僵局状况下，系变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列公司为被告，审判实践中方便由公司出资回购原告股东股份。当因股东压迫导致了解散公司诉讼时，鉴于控制股东的过错，将其列为被告，应由其出资购买原告股东转让股权，而不应由在诉讼中处于中立位置之公司出资。在增加"休眠公司"作为法院裁判解散公司请求事由之时，相关行政机关请求解散主体为公司本身，系公司与外部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并非内部股东之间的关系，使公司处于被告诉讼地位当无疑问。

（三）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救济措施

就我国目前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而言，公司法第　183　条仅规定了判决解散公司或者驳回解散公司请求作为公司解散诉讼的结案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之第　5　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解散诉讼时，应注意调解。关于具体调解的内容，该条司法解释认为当事人可以协商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减资等方式使公司继续存续。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对公司法第　183　条非常原则规定的一种重要补充，亦吸取了域外相关制度，在判决形式之外又增加了一种缓冲手段。我国的调解制度核心原则即是，自愿合法，双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在承办法官的监督指导下，从双方各自的角度出发，权衡各自的利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解协议。调解成功与否在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司法违背当事人意愿而强制调解，可作为申请再审的理由。在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中，双方矛盾较为激化，原告乃是维护自己利益之最后手段。因此，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可能性较小，尤其在我国，大量中小有限公司股东产生矛盾往往并非仅限于经济利益，更可能牵涉到更具有人身关系色彩的事由。

在公司法第　183　条并未规定替代救济措施的情况下，司法不可能突破立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之第　5　条也仅仅能从调解的角度出发，建立公司司法解散的替代处理办法。因此，以调解这样过于软性的措施，作为公司司法解散判决的中间过渡性处理措施，笔者认为未必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立法者应参考域外相关制度，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较为刚性的替代救济措施，例如强制收购股权、禁令、设置公司监管人。立法可以规定将强制收购股权作为公司解散诉讼判决可选择的裁判内容之一，司法机关在审理过程中，在衡量了原告、公司及其他相关者之利益之后，并征求当事人意见之后，判决解散公司，或者根据被告不同，判决由公司回购或者控制股东收购股东的股权，股权价值可以通过合意或者评估的方式确定。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应对如何选择作出具有约束力的指导原则规定，在保证原告股东利益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替代救济措施。在"休眠公司"作为被告情况下，在被告公司应诉的情况下，也可以适用替代救济措施。

参考文献：

[1]赵万一，吴晓锋：《商事思维下的公司法实务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2]甘培忠，刘兰芳：《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