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杀医案”背后的隐忧与启示

2013年2月19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发生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杀医案”进行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英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但一名医生的生命却永远无可挽回。

凶手此前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发作

时间回溯到2012年11月29日这一天。13时许，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女医生――47岁的康红千，在第十四诊室内被62岁的病人王英生手持斧头砍死。康红千的遇害，令这里的医务人员极度震惊。院方表示，在24年的从医经历中，康红千从未与患者发生冲突，从未引起一例投诉。

针灸部医生石江伟对记者说：“回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他不得不回忆――杀害康红千的凶手王英生，一年多前是石江伟的住院病人。

任凭这位当时的主管医生怎样努力，也只有见到病历才意识到，凶手与自己有过交集。石江伟每年收治的病人在200人次以上，只有那些极其特别的才会给他留下印象，王英生不在此列。他无论如何也记不起王英生的相貌。

医院针灸部副部长、针灸第二病区副主任于涛当时是王英生的上级医生，事发之前他对此人也毫无印象。他告诉记者：“可以肯定不存在任何医患的矛盾。”

依据病历，两位医生回忆说，王英生2011年8月因脑梗死发作在天津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发病后40多天转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于涛说，脑梗死是一种脑血管病，因脑血管堵塞导致部分脑组织坏死。病历记载，当时，王英生左侧肢体活动不利，也就是俗称的“偏瘫”。在偏瘫病人中，他属于中等严重程度，肌力为3级，勉强能走路。

王英生住在10楼的针灸八区病房，这是被害医生康红千生前工作的地方，但当时两人没有医患关系。根据记录，王英生2011年9月23日入院，当年10月1日出院。而康红千早在2011年8月1日就因乳腺肿瘤外出就医，直到2012年3月1日才回到工作岗位。

在10楼的住院病人中，王英生是住院周期较短的一位。石江伟说，入院三四天后，王英生出现了一些“精神方面的症状”，有时他说同室的病友要杀他，有时则说邻居要害他，似乎产生了别人骂他、杀他的幻觉。

于涛、石江伟请来本院心身科的医生会诊，给王英生开了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

于涛解释说，脑血管病的病变发生在脑组织，个别病人存在精神异常状况。遇到此类情况，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听从心身科医生的建议。

经过8天的针灸和药物治疗，王英生办理了出院手续。石江伟说，其间，医生与患者之间肯定没有纠纷，如果有，他们就不会对病人完全没有印象。他打比方说，就像司机记不得平时开车的状况，但会对车辆剐蹭的过程记忆深刻。

于涛说，自此之后王英生再也没有找过两位医生。

一年之后，王英生又来到这家医院，这次住的是心身科病房。但王英生在心身科病房只住了一天，医生建议他转到精神专科医院治疗。出院结论是：中度抑郁发作，伴精神病性症状。

没过多久，2012年10月14日，王英生又回到这家医院，成了康红千的门诊病人。他在14日和18日看过两次门诊，接受过一次针灸治疗，挂号费和治疗费总计67元。像往常一样，在康红千这两次行医过程中，没有同事见到她与病人之间发生过口角。

康红千医生的最后时刻

石江伟印象中的康红千是常常微笑的。他记得，康红千曾对年轻医生说过，医疗的服务对象是人的健康和生命，是人们最珍惜、最重视的财富，我们作为医生应该牢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永远将患者放在第一位。

康红千指导过的学生胡晓晴也记得，有时遇到不讲理的患者，他们都替老师感到委屈，但老师安慰他们说：“没事儿，做人要换位思考，病人都生病了，心情不好也是正常的。”

就在遇害3天前，康红千接诊了一位小脑梗死急性期的患者，应该住院治疗。她联系了几个病区均无床位，最终她找到曾经的学生、如今的同事马涛，用“几乎恳求”的语气请马涛帮忙找一张病床。当马涛费尽周折安排患者住院，她一个劲儿向马涛道谢。

2012年11月29日上午，康红千的病人排得很满，以至于没法到食堂吃午饭――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闻名遐迩的针灸科，这是常有的事。到了中午，医生高淑红如往常一样去食堂，路过第十四诊室门口，习惯性地向里望了一眼，见到诊室里“挤满了病人和家属”，康红千正在给病人治疗。这让高淑红有点担心康红千还没从癌症治疗中恢复的身体。但高淑红没有想到，这是两人的诀别。

另一位医生谷巍也是在午饭时分，见到康红千趴在办公桌上写病历。遇害前不到半个小时，康红千跟一位同事谈论过大学生就业问题。她的女儿小白在一所名牌大学就读，她挂念女儿将来的出路。相熟的同事知道，康红千的父母、公婆年事已高，丈夫也做过手术，她瘦小的身躯上压着很重的生活担子。

康红千那天的午饭是在诊室里吃的。她的馒头只吃了一半，死神就来了。据同事事后回忆，当时是午休时间，诊室外有病人在椅子上等候。王英生到来后，先是坐了一会儿，等到人少时才进了门。一位同事认为，这证明王英生当时头脑清晰，有备而来。

惨案最终还是发生了。当诊室外的其他患者察觉动静异常后进入诊室，为时已晚，康红千的白大褂上已浸满了鲜血。而这时，患有偏瘫的王英生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他敏捷地爬上窗户，翻身从二楼跳下逃跑。随后，他因摔伤被送往南开医院救治。

受害人康红千被送往急救室，然而生的气息最终还是离开了那个“好像总是充满了能量”的瘦小身体。

医务人员发声明望严惩凶手

一些愤怒的同事不愿相信凶手王英生有精神问题。于涛告诉记者，出于对事实的尊重，他们愿意公布病历的内容，但不希望这成为凶手逃避惩罚的借口。

我国法律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司法定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事发时，王英生能否算作精神病人？是否具备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2013年2月19日，在对此案的审判中，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人王英生在2012年11月29日实施危害行为时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有完全责任能力。

事发后，在一份公开的声明中，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会希望严惩凶手，“还医务人员安全执业环境”，“无论凶手有怎样的借口，都无法掩盖其蓄谋行凶、践踏医务人员生命的罪行。”

于涛说，此事对于医生的积极性、安全感，造成了巨大打击。他至今后怕，凶手当时也有可能找到他头上。但他说，即使真有这样的病人出现，他仍会履行医生的职责。“不能因为有过这样的事情，就不顾职业道德推诿病人。”于涛说道，“我们不可能戴着钢盔去给病人查房。”

怎样才能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伤医案不断发生，仅2012年，便有王浩、戴光琼、康红千死于患者之手。不断出现的“杀医案”，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住手！都住手！”这是2012年11月29日康红千被病人手持利斧砍死事件发生后，王东清发出的呼吁。王东清的儿子王浩，曾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医生，2012年3月23日在医院被患者李梦南刺死。

“又多了一对伤心欲绝的白发父母，又刺伤了已在流血的医护的心！”2012年11月13日发生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袭医案，泌尿外科护士长戴光琼身亡，让王东清心如刀绞。王东清说，一个医护人员能救千百个病人，而在千百病人中有一人不满就可能伤害众多医护人员，长此以往谁还肯送子学医？

在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惠娟看来，这位父亲想要表达的是，“不能再杀了，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病”。

李惠娟说，面对这样的案件，她有一种强烈的失败感。10多年来，李惠娟一直从事弥合医患关系的工作。她四处为医生和医学生们讲课，劝他们自省，教他们如何自律，如何防范风险，减少医疗纠纷。尤其是，她总是为人们分析医疗纠纷，从中找出医护人员自身的问题，告诫医生们引以为戒。可这样的案件不断发生，令她“越来越觉得没有信心”。

“让我们怎么总结呢？之前总结的是医患冲突。可王浩、戴光琼、康红千，哪个是跟凶手有过激烈冲突的呢？王浩说错话了吗？戴护士长做错什么了？康大夫做错事了吗？”李惠娟也觉得很困惑。

康红千被害后，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律师在协会的公告中说，一件件伤医事件被“化解”，一件件伤医事件又不断上演。除了呼吁，我们还能做的实在是太少。医护权益维护和医患关系好转，需要政府、社会、媒体等多方面努力。他表示希望犯罪分子受法律严惩，否则，就是“对医患关系的二次伤害”。

康红千的同事韩宝杰说，康红千之死给大家造成的心理阴影很难消除。他只能呼吁全社会，给医生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让医生能够心无旁骛地治疗病人。“医生怎么去保护自己，我也不知道。”他说。

杀害康红千医生的凶手，案发后跳楼造成骨折，随后被紧急送到一家医院治疗。他杀害了一名医生，重创了医学界，然而受害人的同行即使哭干眼泪也要全力救他――出于救死扶伤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