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湘潭城市码头文化保护的地域性表达

时间:2022-06-26 04:08:45

基于湘潭城市码头文化保护的地域性表达

摘要:城市文化保存着城市记忆,记录着城市历史变迁的沧桑岁月。传统城市空间环境承载着湘潭特有的码头文化,保护老城区现存的历史街区及建筑风貌成为湘潭城市建设地域性延续的重要支撑。本文从全新的角度引入“点、线、面、体”的概念,对老城区传统空间形态四个组成部分――码头节点、街巷骨线、空间肌理、建筑形态进行了分析,为城市建设中的地域文化保护与传统更新工作的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码头;码头文化;老城区空间环境;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TU2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4)01-0058-04

1、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经济的腾飞,许多城市迎未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动力。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历史传统保护与文脉传承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由此引发城市建设如何达到科学、和谐、健康的发展,是摆在每一位建设者面前值得思考探索的重要课题。虽然城市发展程度和目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地域性差异,但很多依水而建的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似曾相似的演变过程,都是由傍依江、河、湖、海等地理特征所衍生出的码头及码头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承载湘潭城市历史发展脉络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载体,传统码头及其所形成的商业街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中心的转移,其综合商业地位逐渐下降。但时间积淀下来的传统老字号、文物建筑和历史街区,因其传统商业及历史文化的综合效应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构成了集历史行政中心、文化教育、、商业街区、民居民宅等多形式并存的、丰富的老城区空间形态,这种多功能综合布局密切了各社会阶层间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城市的地域性文化形成与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探索发掘其潜在的价值,是传统码头文化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重要途径。

2、码头文化概念

“码头”有两层含义:一为海边、江边专供船只停靠、乘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建筑物;二为水陆交通发达的商业城市。一个城市或一个码头因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政治及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在江河交汇、水陆衔接、交通方便以及利于避风、泊宿、装卸货物的地方,逐渐形成船舶聚泊的处所,这就是古时的码头。从城市空间形态上看,码头不仅指简单的特定建筑形态,还包括与码头经济活动相关的外部环境,即道路、堆放场地、过渡空间、建筑与建筑间的空隙等。在湘潭城市的变迁过程中,码头的这两层含义随着历朝历代政治经济的风云变换而交替出现,从单一驳船功能过渡到多元文化碰撞的多功能场所,从而确立了湘潭古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和战略地位,拓展了古城与外面世界的沟通能力,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湘潭“城总市铺相连几十里,其最稠者则在十总以上。甲乙之货云屯雾集,为湖南第一码头”。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观念里,湘潭首先是一个码头,然后才是一个城市,这是因为古潭城深厚的商贸码头功能及其文化深植于人们心中。

码头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码头空间和功能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断扩展的必然产物。它涵盖了以经济活动为核心的社会活动及形态,包括物质形态文化、非物质形态文化两个层面。城市码头文化的发展是从人类最初生存活动的原始阶段开始的,生活方式的丰富及部族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文化活动的萌芽和功能的复杂化,同时从生活劳作及日常经济活动中派生出其他活动空间,形成了相应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建筑类型,经过多次的社会化分工,产生出许多新的设施和特殊空间,以满足人们经济活动之余的功能与精神上的需求,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多元化的城市文化现象。

3、湘潭城市码头变迁及码头文化地域性形成的因素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湘潭城市码头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和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湘潭城市码头兴盛于唐宋时期,特别是自宋代迁县治至域正街至今,近千年城市码头空间格局没有太大改变。商贸活跃带动整个湘潭经济在明清时期飞跃地发展,使湘潭一度成为富甲三湘的湖南商贸中心和江南商埠重镇,

“金湘潭”、“小南京”的美誉久负盛名,形成了湖湘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地域文化。一切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正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湘潭居于湘江下游,南溯衡阳,北入洞庭,这种地域环境不但滋养出湘潭曾经繁荣的物质文化,还影响着湘潭精神文化的形成,使湘潭城市码头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3.1 自然环境因素

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所著《建筑十书》中关于城镇的选址,强调“必须有良好的水源供应,有丰富的农产资源,以及便捷的河道或陆路通向城市”。位于湘江上下游交汇的湘潭地处华南湘赣丘陵,市区三面环山,中东部平坦开阔,境内涟水、涓水、靳江自西南向东北而下汇入湘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繁衍生息环境。纵观我国因水而生的古城镇,如荆州、芜湖与湘潭古城(图1)一样均居于河流大钩背区域,形成利于商贸运输泊船和进行物流中转的地理优势。《湖南地理志-湘潭县》称:“水凡九曲,形如弓字,行二百四十余里,通行无阻,此县商繁盛之利源也”。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湘潭老城区独特自然地理位置对其走向商业鼎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宋代县治迁至今城正街以来,老城区就成为湘潭县城政治经济文化中枢机构的所在地,古城码头因水运商路汇据整个湘潭老城,串联县城与域外里坊形成横贯东西的商贸大通道,在明清至民国时期成为集居住、商旅为一体的复合体,并延续至今。因此,地理环境影响下的区域吸引力造就了鼎盛时期的湘潭古城,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码头地域文化。

3.2 商贸经济因素

历史上因朝代更替的多次大规模人口迁徙移居湘潭,都是选择傍依湘江作为重新聚集之地,不同地域多元文化或文明形态往往借便捷的交通进行传播交汇,伴随着交通的演进派生出城市多重文化现象。湘潭历史上就是湖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以米、药等商品的转运贸易为基础,湘潭经济在明清达到了全盛时期,明朝时为“工商十万,商贾云集”的商埠,清朝至鸦片战争之前,湘潭是南粤进出口货物运输的重要中转站,是湖南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城市。城市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城市码头变迁、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变以及城市文化地域性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商贸经济活动的发展刺激了城市文化的演进。湘潭古城湘江沿岸因商业的聚集效应所设立的码头不胜枚举,众多市总、商业精华集中在十四总至十七总,七帮商人遍布街头巷尾,商业店铺、会馆林立,湘潭的商贸专业街早在清初便已出现。伴随商业贸易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人湘潭,形成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如海会寺、关圣殿、鲁班殿、基督教堂等众多建筑文化的引入,使城正街至十八总一带分布着不同地域风格建筑,成为构筑湘潭城市码头文化地域性景观的重要部分。

3.3 人文环境因素

湘潭地域性格的形成,既受到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政局变迁的制约,也受到特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湘潭远古居民多以蛮越族系为主,唐宋前土著居民和中原移民因战乱骤减,“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带来文化大交流。地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普及,先进文化观念的催发反过来又促进地域经济的发展。宋代湘潭迁县治至今域正街,交通更加便捷通畅,商贸活动日益繁盛,商人队伍日益壮大,跃然成为江南商业明珠。湘潭万商云集,来自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北五省形成地域性的行业帮会,集资兴建会馆,其中江西万寿宫、广东岭南馆、北五省关圣殿等房阁殿宇雕梁画栋,水榭楼台尤为壮观。城内外正街两旁市肆鳞次栉比,行、栈、庄、店达5400余家,十四总至十七总为富商大贾萃集之区,是湘潭商业精华所在,多元化城市空间环境及建筑艺术都集中反映了湘潭商贸经济的成就,体现出多元的地域文化特点。

3.4 民俗民风因素

湘潭民俗文化的地域性首先表现在老城区空间环境的物质形态特色当中。从码头的命名可见一斑:以地域行帮命名的江西码头、茶陵码头、岭南码头、万寿宫码头、水府殿码头、关圣殿码头等;以行业物资命名的盐商盐码头、盐店码头、石码头、南竹码头、纸商绸商建的仓门前码头等。明清时期湘潭已是万商云集的商埠,码头附近兴建会馆达50多个,行业会馆、公所组织多达15个。会馆建筑艺术结合当地文化的同时也体现不同地域的风格,神祀是会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它凝聚了社会环境的熔冶,也规范了会馆发展的方向因地域的不同存在差异,会馆的神灵设置始终是会馆保持其完整性的首要条件和重要部件。其次,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民间地域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民间的生辰、祭祀、中元、节庆、禾苗治虫、酬谢大神等多以传统舞狮、地方曲艺、皮影戏、木偶戏等民俗活动形式表达,民情风俗节日活动使老城区的公共空间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清初湘潭民间盛传的“竹枝词”就是一种记录市井俚俗、风土民情的七言绝句,“水门巷外彩灯摇,总里灯来大埠桥;不羡九衢行火夜,而今五月赛元宵。”记录了每逢正月十五,从市总经半边街到大埠桥,龙舟赛后举行五月初五天符庙灯会的盛况。可见,民俗民风的发展传承与码头文化地域性形成紧密相关。

4、码头文化与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的地域性表达

自唐宋以来,随着湘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湘潭已成为区域经济南移重要的水上码头,各地商贾云集湘潭设立商号,每年有大量的粮食、茶叶等物资依水路北上南下,码头的兴旺与繁荣形成了湘潭老城区独特的文化特征,从而影响整个古潭城的文化气质。

唐代的湘潭商贸物流重心虽然位居县治洛口(今易俗河),但在湘江河西沿江域正街一带已陆续出现初具规模的市肆。两宋时期是中国“城市革命”的突破性飞跃期,其城市经济发展有两个质的变化:一是市镇的兴起;一是“破墙开店”的城市大突围,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在城市发展中开始居于重要地位。湘潭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迁县治至城正街,湘潭老城区格局基本形成。约在明末至清朝同治年间,从县城到十九总的沿江南岸长达五公里,依靠湘潭的地理优势和经济活动自发地扩展而形成古城基本格局并保持至今,商埠依靠湘江作为主要的物资运输通道,使湘潭成为沿江发展的带型城市,各功能区沿交通线延伸形成了“三街六巷九码头”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其中,三街古指正街、河街和后街,正街是联接一总至十八总的主商业街,古称宣化街,现分为一总至八总的城正街、九总至十二总的平政路和十三总至十八总的中山路(图2)。

本文运用国外城市设计理论中相对成熟的分析模型,如“图底模型”、“城市形态肌理”三要素、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等分析方法,总结出反映空间环境特征的构成要素主要表现为:①码头节“点”的生成;②街巷骨“线”的衍生;③空间肌理“面”的延展;④建筑形“体”的展现等四个方面(图3)。

4.1 码头节“点”的生成

在很多依水而生的城市,水运码头成为城市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往往集交通、商业、宗教等功能于一体,具有交通可达性、功能复杂性和地域识别性的特征。节点分布不仅受到城市人口分布、区域经济活动和交通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城市形态特性也决定着节点的分布特征。湘潭老城区形成于宋代,其形态沿湘江河岸呈带状延伸格局。随着商贸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展,湘潭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北五省等省及湖南湘东一带的货物云集,清朝嘉庆年间沿江码头由明末的10余处增至37处,到清末货物装卸码头多达54座,从大埠桥向西延伸至求子桥,延绵十五里沿江呈线性格局分布(图4至图13)。从老城区九总西延至十九总区域内码头节点的密集分布与工商户聚集强度相对应,码头位置的选址更多地考虑到水运交通便捷中转和内部街巷的可达性,成为联通外部交通和内部城区的聚集点和转换点(图14)。

湘潭不同时期码头节点积年累月的发展,在历史地段中沉淀下许多历史人文遗迹,它们共同构成了湘潭老城区历史地段极具个性的景观,历史地段的景观特色真切地反映出湘潭老城区的历史文化氛围,体现出城市的地域个性。

4.2 街巷骨“线”的衍生

湘潭古城是有机增长式的城市,据记载:明嘉靖年间修城,建熙春、观湘、拱极、瞻岳四门,城内分三街、九巷、二十六坊(乾隆《湘潭县志》)。三街为河街、宣化街、大街。自锦湾至燕子桥为河街;东起熙春门,西至攀龙巷(今板石巷)为宣化街;西为大街,至学宫东。如今,老城区主街道主要由城正街、中山路、平政路、雨湖路、人民路、熙春路、窑湾和壶山组成。其中最为繁华的传统商贸主街道为自上十八总至一总的中山路、平政路和城正街,垂直于主街道的各种空间尺度各异的小街巷高密度的分布在道路两边,街巷蜿蜓曲折。其中城内仍沿袭老城格局呈“三横九纵”形态分布,三横为城正街、井勘巷、大雷家巷;九纵为板石巷、泗州庵巷、新育里巷、城隍庙巷、广大香巷、胜利巷、通济门巷、学坪路街、社区小巷。老城区街巷结构具有完整紧渍的传统居住及商业文化空间特征,表现为有机生长的空间形态、尺度宜人的街廓比例、细致丰富的街巷界面。

“总”是湘潭古城空间环境结构中的一大特色,“总”的由来与水运商贸及其码头息息相关。“总”这个特殊的称呼,来源于古代打更巡夜所设的“总铺”。展开嘉庆丁丑岁(1817年)《湘潭县志》所附《城总全图》,便见各总之间设有门楼,上标各总之名,从八总到十八总,赫然醒目(图15)。明初湘潭古城正街沿湘江从东至西被划分为十八个“总”,即为一总至十八总,其中一总至八总在1576年筑城时包含在了城内,清朝湘潭城商贸与城市活动向城外集中,一总至八总的称呼不再使用,城外的九总到十八总地名及码头格局延用至今,古代有“官绅居县‘城’,工商户居市‘总’”一说。

4.3 空间肌理“面”的延展

城市肌理是一种有序的空间等级层次及空间联系,在某一范围内显示了城市空间环境结构。正如美国学者罗杰所说:“一种预设实体和空间构成的‘场’决定了城市格局,这常常称为城市的结构组织,它可以通过设置某些目标性建筑物和空间,如为‘场’提供焦点、次中心的建筑和开敞空间而得到强化。”湘潭老城区空间肌理较为连续而丰富,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形成了有机的结合,这种肌理较多地反映了历史传承的痕迹,特别是保存较好的历史街区,保持着特有的地域特色。

通过“图底分析”可以将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的结构关系清晰地表达出来,使我们很清楚地认识街坊里建筑实体与外部空间的共存关系,反映出特定空间环境结构关系在时间跨度中所形成肌理的匀质性和结构组织的交叠性。总的来看,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肌理比较丰富,明清建筑及近代建筑形成街巷主要的肌理形式,这些建筑群体之间相互联系,共同限定出街道与广场,形成小尺度、交织着的街道网络,同时建筑朝向统一、排列密集,空隙之间自然形成众多近人尺度的院落,成为居民生活的小环境。建筑密集排列所产生的外部空间自由活泼,使弯曲变化的街巷在建筑群中自然形成,外部空间较为积极,俨然不同于现代居住小区趋于单调的空间肌理形式,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老城区空间肌理的丰富性和包容性。

4.4 建筑形态“体”的展现

湘潭老城区中建筑空间形态以商贸活动发展所产生的“按行结肆”为基础,围绕经济活动最为频繁的通商码头及其行业会馆公所出现了茶庄、客栈、酒馆、妓院、手工作坊、药号、钱庄票号、典当等多向产业空间。清周翼嵩《湘潭竹枝词》中:“橹声咿哑篙声歇,估客帆收落日中”、“十里楼台皆傍岸,碧波灯火彻通宵”描述了湘潭商业及夜生活盛景。传统建筑实体和空间形态因丰富的社会生活呈现出多元性、集市性和阶层性,具有宜人尺度、匀质的肌理、良好的细部特征,以高密度一层或二层民居建筑形态向水平方向延展,其中穿插标志性区域中心建筑组群。公馆会所、寺庙、教堂等建筑比一般店铺民房体量高大,起到视觉上的支配作用,其外部空间的阶层性较为丰富,空间大小、形态、开合、穿插于渗透多姿多样,如城内文庙、十总的万寿宫、十一总的关圣殿、十四总的鲁班殿等,建筑形态以庭院组织气势恢弘的中心建筑,采用传统封火马头墙与重檐歇山屋面并存的建筑形态,局部装饰有泥塑百禽、瑞兽、彩画、人物等,门窗装饰有木雕,透刻、浅浮雕等,与大面积的民宅店铺门前屋外的细腻精巧形成对比,形成了以黑白灰为主色调的民居建筑群落为底色,突出点缀富丽堂皇的标志建筑的整体格局(图16)。

建国后,建设高潮使老城区新添了以低层或多层体量的仿苏建筑形态,红砖、青灰等材质增添了朴实淳厚的特色。改革开放的脚步推进了旧貌换新颜的建设步伐,无序地拆建使老城区原有匀质的体量削弱,代之以毫无特色或与传统城区风格不协调的多层或高层建筑形态。

湘潭古城至今保存着百多年来的数幢近代建筑,形态多样,风格迥异,是湘潭近代历史建筑最集中、反映湘潭历史变迁最为丰富的体现。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观赏价值,它们将成为构成湘潭古城近代商贸历史街区风貌特色的重要因素和再次繁荣的关键。现在有迹可寻的只有关圣殿、文庙、鲁班殿、海会寺而已。

5、结语

传统历史古城具有空间结构的整体性,内部诸因素之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有机关联和相互作用使各个因素共同构成完整的系统。曾有人比喻:湘潭古城犹如一条商龙,城正街是龙头,沿江各码头总市连成龙身,窑湾是龙尾。湘潭老城区的每座建筑、每一条街巷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统一的空间环境当中的一个单元,它需要通过一定的空间结构、网络与整体中的其他单元进行对话,从而使其自身的形象得以完善。面对日趋失去特色的传统城市与街区,需要尽快把那些失掉了相互联系性,并已失去活力和含义的城市要素进行调查、分析,把各部分组成单元与特色要素统一、整合起来,重现传统景观的“历史性”与“渐变性”等主旋律特征(不是简单的复古),延续历史的文脉,维护持续的演变,以体现城市的永久发展。

基于码头文化保护的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地域性表达与城市建设发展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和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牵涉到人民生活和生存的方方面面,牵动着当地居民的心路情感体验。老城区空间环境一般都经过长年累月的历史性变迁,它的结构形态往往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现状特征,对它的保护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其历史背景与现状特点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保护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的风貌、空间格局的同时,必须致力于改善其基础生活设施,以适应当地居民对现代生活的要求,否则很难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本文从建筑学的角度为寻求传统码头文化的保护和地域特色营造方法的探索提供研究基础,为保护与振兴湘潭城市传统地域文化作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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