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属于我的故事

1

我要告诉我，一个属于我的故事，因一件事首先忘记的恰恰就是自己。

生活决定记忆，你无法背叛你的生活，所以你就无法抹杀你的记忆。虽说记忆可以模糊，可模糊的是记忆，而不是生活。生活还在那儿完美无缺地存在着。

所以，我记录的只是生活的表象，或者表象下的生活。

大概幸福就是用来遗忘的，不幸才适宜记忆，否则为何回头看去，对幸福总是模棱两可心存怀疑，而不幸却像珠子，牢牢地把人生穿了起来呢。

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六月里的一天，说起来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很遥远似的，是在我已经成长了二十五年后的某一天。如我是一棵庄稼，那二十五年前的每一天，好像都是在为这一天的长大而播种、发芽、开花做准备似的。这种长大是突如其来的，是无奈的，是不计前因而只讲后果的。这种长大好像跟年龄无关，至少不密切。

是六月的一天晚上，具体是几号我现在也忘记了。原来我曾非常憎恨那一天，也惧怕那一天，强迫自己好不容易把那一天从我的生命日历中模糊了，现在想再把它记起，再把它补上，可又不可能了，我已经把那一天同过去许多平静的日子一同埋葬了，再也显现不出那一天有什么不同了，这对于我该是多么高兴的事情，可今天的我却高兴不起来了。

我现在有的只是对那件事的感觉。对，就是感觉，它已经毫不留情地渗进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知不觉的对我进行了改造，包括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等。甚至融进了我的血液里，我无法再去重新换一个我。

我现在能说的清的只是一种过程，一个故事，像叙述许多我听来的别人的故事一样。我惊讶我的残酷，把自己曾经是那么惊心动魄的求生经历，打磨的像离自己非常遥远的别人的陈年往事那般心平气和。

没办法，我已经找不回那时的我了。现在有的，只是现在的我，说着昨天的故事，模仿着昨天的情境。

故事从那天晚上开始。因为在那以前，并没给我一个预兆，所以那以前我连个过程都没有，跟白过了一样，也只好省略了。

其实，白过了的是你，而不是生活。从那再以前的那一天，我的生命就注定了，从被拖拉机挤在墙上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当时庆幸的是没被挤死，不幸的是病根就在那时种下了，只因它长的很慢，被时光稀释了，而那一晚上，忽然被打捞出来罢了。

2

那天晚上有点闷热，毕竟到了六月份了吗，我这里已经开始热了，再没觉得有什么异常，我和我的过去，和大家一样吃饭睡觉，过着大同小异的生活。半夜时，我恶心，就一个人去了洗手间。那时，我住的是一个集体宿舍，共用洗手间，有一个大水池子，在那里我向池子里吐了第一口鲜血，池子里残存的水立即被染红了。

就从那时，我开始跟人不一样了，我是病人了。虽然我可能以前很早就不健康了，病魔已经不显山不露水地侵占了我身体的某一部分，但至少我还貌似健康，还能和健康人混在一起，谈论一样的话题，干一样的事情。可从那一刻起，我被剔除了，被正常的生活剔除了，虽然我不情愿，可我知道没人玩大口吐血之类的游戏，我们可以游戏生活，游戏自尊，但无法游戏生命，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健康就是健康，伤病就是伤病，没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必须面对这种现实。

可那时我不懂。我把水池子里水龙头都打开了，开的很大，水哗哗地往下水道里淌，目的是让水去稀释掩盖那些红色的血液，怕人家发现。当水龙头再也无法把我再二再三的大口吐出的血冲走时，我放弃了这种徒劳且愚蠢的举动。我知道，我必须去医院了，这样下去不用多长时间，我非把我身上的血吐光了不可，我自己对自己已经毫无办法了，我需要把自己交出去了，包括身体和一个小伙子健康的声誉。我对后者更感到痛苦。

出了大门，我就一个人静静地走在午夜的街上，记得那时街上好象没有出租车，很空旷，我只听见我的脚步在跟我较劲，孤单而无助，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怕，空茫茫无根的样子，只想找个理由回去。

可我不能，道理很简单，只要我还想活着，别无选择。

就这样，我走进了医院，正好赶上这家医院装修，到处堆满了建筑材料。医生简单地问了问，就让我去中心医院吧。

我出来后天真地想，看医生轻描淡写的样子这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竟有了一点惊喜，好象自己准备了大把金钱去商场买东西，到时却发觉东西降了价，自己无端得了便宜似的。

中心医院很远，走是走不到的。我只好又回了宿舍。

宿舍里已发现了异常。在我回去时，值班的早出来了，开始片刻我还有点不知好歹地责怪他们的多管闲事，怨恨他们发现了我此刻还没有勇气示人的一面，可我对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我就又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似的把情况说了，值班的立即打电话找来了车，宿舍里的也起来了几个，陪我一块儿去了中心医院。

此时，已是下半夜了，路上，没见有其他的车。车上的人也沉默着，不说话。只有车轮轻微的擦地声，恍惚间，我不知这是去天堂还是去地狱。

好在很快到了中心医院急诊科，这种幻觉才消失了。医生问明了情况做了简单的检查，然后开了处方。因是公费医疗，不需交钱，护士就开始叮叮当当地把一些瓶瓶针针打进几个瓶子里，接着就给我打上了。

来的人在把我安顿进急诊观察室后，除了留下了一个照顾我外，其余的都跟车回去了。

我很感激他们。当时我什么都没说，我很木讷，我不知等待我的是什么，一个连明天都无法保证的人去说感谢，有何意义。

一边打着吊瓶，我一边还是吐，病房里充满了血腥的味道，让人想起了战场。同时，我还一遍一遍地跑厕所，工友帮我提着药瓶子。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大便还会有另外一种颜色，那就是黑色，非常的黑，像正熬着的沥青，更像夜色凝聚在心里，于是那大便已经没有了大便的本质，如鲜血一样充满了腥臭的味道。此后，我也知道了化验大便的潜血是我病情是否好转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也由此养成了一个随时观察大便颜色的毛病，正常了，我便欢天喜地，不正常，我就会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天亮后，我就正式住进了内科病房。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化验检查。

单位领导来了，母亲在接到单位发去的电报后也急冲冲地从老家赶来了。他们一个个都呈着笑脸，说着一些过年的话。我无法知道医生都跟他们说了什么，检查结果我也无法知道，我却尽力想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觉察出什么，可彼此谁都不去戳破，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我也难得从他们的欢声笑语中偷得片刻的安慰，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美好愿望，我还是喜欢。

其实，我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觉得害怕的，是从医生那严肃的脸面、护士那出出进进的脚步、陪护看望的人们脸上那勉强的笑容中开始的。我的心理很脆弱，人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都能决定我这一天心情的好坏。

在医院，面对的最多的就是死亡，而触及最小的也是死亡，它就像插着标牌的雷区，谁都要想方设法去绕过它，但心里却不由自主地就会频频地想到它，像蜻蜓点水似的，次数多了，也难免留下阴影。于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医院的空气始终是凝重的压抑的，虽然窗外阳光明媚，但心里很灰暗，像要下雨。

那时在病床上我就设想，我如果死后，人们会怎样，肯定也是装模装样的悲伤一会儿，然后该欢天喜地的欢天喜地去，该歌舞升平的歌舞升平去，因为我就这么干过。此刻，我却有一点莫名的仇恨。恨什么？是恨人家没永远悲伤下去，还是恨人家的生活还在继续。这样不是太苛刻了，说不清楚。

我想生病就是一场战争，一场不知彼也未必知己的战争。

好在，血早已止住了，医生的脸晴了，护士的脚步也疏了，我身上的重负也轻了不少。

然后就是保守治疗，早上医生查房，护士打吊瓶，然后到时量体温血压，再后来，体温血压不量了，医生查房也成了走过场，连床头上的护理等级也换成了绿色的三道竖杠时，这就预示着要出院了。

病友称出院为解放，其中的含义意味深长，健康人无法体味。

我出院的时候，先去跟医生护士道别，他们都嘱咐我出院后注意休息之类的话，有一样医生护士从来不说欢迎再来这样的话，我想这是不是世界上唯一不说这种话的地方。

然后我再回病房收拾东西，跟病友话别，他们眼里都含着一种光，很复杂，或渴望或绝望，或无奈或颓废。病情都写在脸上。

在出院单上，我看到了诊断，上消化道出血，一个很可怕的病，肝硬化的副产品。原因也许就是那次拖拉机挤后留下的，也许。

3

出院后，母亲陪我在集体宿舍里住了几天。后来见住在这里太不方便了，做饭吃药等等都不行，在征的单位领导同意后，母亲领着我回了老家――山东省海阳市（当时还叫海阳县）一个叫八夼的小山村。

吃点乡村医生的药，慢慢身体强壮一些了，我的病假也到期了，我又一个人回了单位，准备上班。

回单位后，单位领导问，上班能行吗？我惟恐人家用看病号的眼光看我，急忙说，行，能行。我就怕被人疏远，怕被人遗弃。

于是，我又回了原来的岗位。

到了一九九二年的六月，随着离发病那天的临近，我越发紧张了。

那时对那一天记得特别的清楚，天天计算着还剩下几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

不知上天真的有神灵，还是冥冥中真有不可知的奥秘，反正就在那一天的晚上，我的病又复发了，又住进了医院，又经历了那套程序，像学生复习课本。

当我再次走出医院的大门，我走的很急，好象又有人要把我拉回去似的。

这时虽然我搬进了一座公寓，条件相对要比以前好的多，但毕竟还是集体宿舍，无法照顾病号，母亲再一次把我领回了老家。

看村里条件不行，有个紧急情况离医院太远，母亲就托人到县城租了一间房子，领着我搬了过去。把父亲一个人留在了家里看门。

就这样，我和母亲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流浪生活。

记得第一次租房，那是在城边的一个村子里的一栋农房，我们租了其中的一间小偏厦，门向西，不足二十平方米，月租二十五元，是当时能租到的最便宜的了。

在这里，因为谁都不认识，少了许多杂事，心情比较平静，确实利于养病。由于离的近了，在县城打工的弟弟妹妹也能经常回来吃饭了，母亲就更忙了，要按时做饭，还要给我煎中药。不久，妹妹又怀孕了，为了照顾方便，母亲让妹妹退了她租的房子，也一块儿搬了进来。这下子，本就不大的一间小屋，显得更加拥挤了，走路都要侧着身子。

就这样，母亲为了贴补家用，还托人去羊毛衫厂进了一些羊毛衫，没日没夜地缝合。母亲的眼睛早已花了，纫一回针就需要半天。这样缝一个才几分钱，好的也不过一毛多钱。家里没一样能称上家具的东西，就是几个从家里带出来的破箱子。

不可否认，因为我，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围着我转，只要有利于治病，什么困难也要克服。以至于在我身体好转七、八年后的今天，这一切依然没多少改变。有的甚至已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可那时我不觉得，感觉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稍有不顺，就好象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治疗了几个月，我的病假又到期了，我就又回了单位上班了。

过不多久，病就又复发了，这样，我们在县城共搬过两次家。

4

母亲见老这样跑来跑去的也不行，这次我再回单位时，母亲干脆退了房子，把妹妹送到她乡下的婆婆家，跟着我来了单位。没有房子，就托老乡在厂子附近找了一栋房子好歹住了下来。来时，还找单位要了一辆车，从回家拉了几件破烂家具来。

房子是一个单位废弃不用的，一共有两间，墙皮掉得班班驳驳的，像小丑的脸，屋里没顶棚，能一眼看到屋顶，屋里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暖气等一切生活设施。

来安顿好后，又找人从电线杆子上接上了电，用水只能提着桶去很远的一个公用水龙头去接。那儿也不是时时有水，要去排号等着。

母亲从年轻时就落下了关节炎的毛病，以前还需天天吃药抗着，现在见钱紧了，药也不舍得吃了，就那么坚持着，实在坚持不了了，就帖上几帖膏药。

这时，医药费更紧了。因当地医院没什么合适的药，只能去外地捎药，而药费全部自费，使家里的经济更窘迫了。

那时，买衣服成了非常奢望的事，几年不添衣服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母亲每次出去，都单独给我买一点肉几个鸡蛋，她和弟弟就是萝卜白菜，里面也没几颗油星星。

家里更是一贫如洗。几件旧家具是从老家拉来的，那还是母亲出嫁时带来的，当时去拉的司机就说这种破家具还能拉，拉到还不散价子了。在母亲的央求下，司机才答应了。为给我解闷，把家里的一台旧黑白电视机也拉去了，算是唯一一件能摆在箱子顶上的东西了，虽然当地的工人家里早就没有这种黑白电视了。后来，因信号不好，电视也没能看上多少。常陪伴我的是一台小收音机。

回来后，我就再没上班，天天在家里呆着，哪儿也不能去。在那几年里，我好象就是休养住院，然后再休养再住院，没干过别的。表现在外貌上，就是脸色红晕和苍白的更替。

量变的累计会达到质变。经过几年的反反复复，这一年，病情一下子加重了。我也不知是第几次住进了中心医院。症状跟以前一样，就是更加突出了。进了病房，医生就要求插管。就是把一根顶头带皮囊的管子从鼻孔里肚子里去，一听就让人害怕。

母亲跟医生商量，能不能不插，以前也没插过。

医生就当着我的面说，以前没这么严重，这是到严重抢救时最后的手段，趁着现在神志清醒还能去，否则到时候想插都没机会了。然后说了一大堆事例。

话说到这份上了，再说医生也是为你负责，那就插吧。

这时一个女医生端着盘子来了，上面放着带皮囊的管子钳子手套之类的东西。女医生戴好手套，就开始操作了，当她把管子往我鼻子里一插，我就紧张，就觉得鼻子发酸，眼睛流泪，恶心，甚至上不来气。由于我的不配合，第一次插管失败了。

医生重新消毒，然后跟我说，你别紧张，像吃东西一样使劲往下咽。这次好歹是去了，医生把露在外面的一头用钳子夹住了，就走了。

接着，护士开始打吊瓶。这次一下子打两个，手上一个，脚上一个，动都没法动了，上厕所更是成了难题。以前，打一个吊瓶，有人提留着瓶子就可以上厕所，现在可好，没法去了。记得第一次在病床上躺着撒尿，明明憋的慌，就是撒不出来。小时侯晚上不知不觉就撒在炕上，母亲打都不行。现在真的要尿在床上，反而办不到了。经过很长时间的折腾，终于撒出一点点，然后就好了，就适应了。人还真是到了那步说那步的话，说早了说晚了都不合适宜。

经过十几天的治疗，血再也没出过，皮管子也没用上。倒是医生隔一段时间就来抽一抽，除了胃液别无它物，那时很长时间不能吃饭。

最终等了二十几天后出院了。出院时，医生说保守治疗也就这样了，最好去外科动手术，切除脾脏，切断之间的血液流通，缓解门脉压力，减少上消化道出血的可能性。

以前有医生提过这个建议，可因为害怕等其他原因一直没实行。现在，没其他的路可走了，硬着头皮也的上了。

其实，开始肯定害怕。怕手术的风险，怕以后的生活。当被逼上了绝路，就要没有以后了你还害怕吗，这时害怕还有意义吗，再谈害怕或其他的借口，就不是矫情，而是不识时务了。

于是我采纳了医生的建议，去了外科。

外科医生看了看我的实际情况，说现在不适合立即手术，血色素等指标不理想，回家养一段时间再来。

回家后，效果不理想，经常黑便，这说明肚子内还有毛细血管往外渗血，这样血色素不但不升反而往下降，休养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这样，我又去了外科门诊。医生检查后，收下住院，准备手术。

住院后，就是化验和检查，前所未有的详细。最后汇总的结果是其他的指标尚可，只是血色素太低，只有三克血，而手术前又无法输血，否则极易造成更大规模的出血，只有边手术边输血，于是手术风险增大。

几克几克血是人们平时对血色素的叫法，有点医学常识的都清楚，人的血色素不能低于七克，否则就要考虑立即输血。而三克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了。

我当时不知这些，也没人告诉我这些。我只记得我那时不敢动，无论是从病床上爬起来还是拿个杯子这种小事，我都不能快，这个动作到下一个动作都是慢悠悠的，甚至动作的连接都有点僵化，就像慢镜头放出的木偶戏。就是这样，也没少休克，提前也没什么征兆，一下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论我正干着什么，把之间的一切都省略了，留下了一段段生命的空白，无法填补的空白。而这种空白对休克者本人来说，是无大小长短之分的，它只对清醒者才有意义。那时，我就想，死亡是不是像休克一样，也是空白，只是再也无法连接的空白，如把它们比做光线，那休克就是线段，死亡就是射线了。

这时，我所在的齐鲁石化公司炼油厂工会负责同志来了，带来了单位领导职工的捐款。记得当时我很感动，不是因为捐了多少钱，而是觉得他们还没忘了你，你还在一个集体里面，有人还在关心着你，牵挂着你。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不久，手术方案确定了，开始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了。

手术的前一天，就开始控制饮食。

同一个病房里前前后后换了好几个病人，手术前都很紧张，头天晚上辗转反侧没怎么合上眼。我却没怎么紧张，也不是说就是不害怕，而是很麻木，自己对自己都放弃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紧张的。

记得我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护士来叫才醒了，当时护士笑了。我问她笑什么。她说到这时候了还能睡的着。我说只有你自己把它当回事时它才会是个事，否则它就不是个事。

这次，我很配合护士的工作，让刷肠就刷肠让备皮就备皮，就是很难的往胃里插管也一次完成了，也没觉得有多难受。

接着，手术室的护士来了，推着一个小车。很好分辨，她们的服装颜色不一样。我把衣服都扒光了后，自己爬上了小车，然后躺在了小车上。

护士推着小车出了病房，出了病区的大门，再等了很长时间的电梯，从电梯里出来，就是手术室了。手术室一般都单独设在楼顶层上，周围没有病房，静静的，一个大门上用红色写着手术室三个字，大大的，这种环境下不由你不严肃。

我被推进了写字的大门后，相随的亲朋好友都被阻在了外面。我知道剩下的只能我独自去面对了，不管它是什么。大门里还有一个大厅，边上是独立的一个个小间。我被推进了最里边的一个小间里。

小间有普通的一间房子大，中间是一张手术床，四周散放着氧气瓶监护仪之类的东西，都冷冰冰的，没一丝温暖的感觉。

这时，护士把我搬到了手术床上，然后把我的手脚用橡胶带子啪啪地拴在了床边上，这样就是想动也动不了了。我觉得我此刻跟一头猪没什么两样，，还谈什么羞涩自尊。

好在护士小姐看都不看，照旧忙活自己的，还拉着家常。也许在她们眼里，我真的跟一头猪一个样，甚至还不如一头猪，起码猪有一身能吃的肉，还能带来营养，我什么都没有。

不久，麻醉师也来了，在验明正身后开始麻醉了。其实真正从何时开始麻醉的，我不是很清楚。因为麻醉师一边问着话，一边倒腾一些设备，护士还在打吊瓶，无形中我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再说依照我原来的那点医学常识，麻醉都是用大针管子往身上打药，我还正等着打药呢，谁知麻醉师往我鼻子上扣上了一个东西，我纳闷，现在就要输氧吗，忽然觉得有一点怪味，我马上意识到了什么，最后说了一句，我还没插导尿管呢。因为我见过已动手术的都插了那么一个东西。

护士说，不用你管了。这是我手术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然后我就咕咚一声掉进了一片黑暗中，非常非常的黑，一下子就把我淹没了，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我就彻底地从我的意识里消失了。

我再次把我自己找回来已经是八九个小时以后了。找得很艰难很累，像走过了很多地方，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终于从千里荒原把自己找回来一样，心里怯怯的很不好意思似的，只张着一点耳缝，使劲才能听见一丝丝若有若无的声音，空中飘满了冰块子，声音也被冻住了，怎么也到不了我的耳朵里，我那个急呀，可我又拿自己毫无办法，我命令自己叫喊，我让自己动动手脚，然而我的想法竟无影无综了，连到哪儿消失了我都不知道。

慢慢的，外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还是感到冷，我就告诉他们，我冷。他们依然不理我，我就大声喊叫，他们还是不理睬我，我急了，忽然我又把自己弄丢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找到了一条路，正是晚上，没月亮也没路灯，自己连自己的手脚都看不见，我只能摸，摸着摸着，我忽然摸进了太阳里，一大片阳光一下子就把我的眼睛打疼了，我赶紧闭上眼睛，等了很长时间，我才重新睁开了。

这时传来了惊喜的叫声，醒了，醒了。

后来，我问母亲，我使大劲叫你，你怎么也不答应。母亲说，那有啊，光见你的嘴皮在动，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醒了，我就想活动活动，可母亲她们赶紧摁住了我，说不能动，插着管子呢。我这才发现我鼻子上输着氧，身上插了三四根管子，有在左边的有在右边的，把我箍住了，翻身都成了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架子上还挂满了血袋子药瓶子。

随着麻药慢慢的失去了作用，疼痛也逐渐加剧了。刀口上好象压着一块大冰块子，很凉很重，还硬邦邦的。说句实话，疼也没觉得裂心割肺似的不可忍受，就是那种疼痛始终跟着你，躲又躲不了，忘又忘不掉，使人没一刻喘息的机会，于是就很烦躁，觉得心里很空，总想找点什么麻烦来转移一下。接着就没完没了地喊护士打止疼针，护士都有记录，不到时间她们不会给你随便打止疼针。

不过，真的打过了，也没觉得轻松。

过了几天，氧气撤了，再过了几天，管子也撤了，可以下地了，然后放屁了，说明肚子通了，可以少量吃点东西了。过了二十几天，我终于解放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这其中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有一点重新做人的意思。

我非常感谢那些帮助我的师长、朋友们，特别是炼油厂党委书记任英民，公司宣传部部长丁圣光，厂宣传部长盖波，等等，他们在精神上工作上方方面面给予了我无私的关爱。虽然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就没想着索求什么回报，我也无从回报，但依然热心地做着……

谁都不喜欢苦难，可苦难真的降临了，就无从逃避，只能硬着头皮去迎战，在挫折中学会坚强。人的优良品质不是靠平时养尊处优然后储存起来的，它只能从艰苦的环境（包括自身）中不断磨练来的，手的后摆是为了脚更快的向前迈。

母亲常说，没事别惹事，有事别怕事。

想一想，还真是，不过做到不容易，毕竟没脱胎换骨，努力吧。

我的那段故事讲完了，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什么说是新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延续呢？前后想一想，还是不一样的，虽然我可能把它淡化，但我是站在了自己的苦难的肩膀上的。我无法潇洒，我只能迎着苦难前行。我能摸着身上那长长的刀疤说，那是蚊子咬的吗，那不是自欺欺人吗。

当然我会慢慢把那段经历压扁，放在我人生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好腾出更大的空间去迎接未来的生活。

我只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想起它，然后提醒自己，我跟别人不一样，就像我对我自己做了一次“忆苦思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