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能为民主做什么

一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1993年，他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研究新闻业的博士论文《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ASom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在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受到海峡两岸新闻传播学者的重视。2003年，他的《广告，艰难的说服》一书，被纳入黄旦、潘忠党、陆晔主持的“传播・社会・文化”译丛，由华夏出版社出版。2009年，舒氏博士论文出版中文简体字版，书名译为《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去年，其另外两部代表性著作《新闻社会学》和《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也由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可以说，舒德森的主要论著大都已经引介国内学界，并渐渐发挥影响。

作为一名由社会学“出发”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代表性人物，舒德森对新闻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充满兴趣，他陆续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阐述此论题，2008年出版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即是这些论文的结集。这部理论专题著作以历史的眼光和社会学的视野，对美国代议制民主与新闻业的关系、“不可爱的新闻业”何以对民主如此重要，以及新闻业对民主的可能作用作了深入的剖析，具有独到的思想和鲜明的特色。除以上重点内容外，作者还在本书中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下的美国新闻模式、当代政治观念对美国新闻业的影响、新闻事件与新闻表达、对话与民主的关系、专家在新闻业和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等论题作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美国的新闻模式与其特有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新闻传统密切相关，“不能嫁接到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中去”，但美国新闻业中“勇敢说出内心之所想”和“轻松自然”的特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业则是完全可以效仿的。概而言之，舒德森通过此书，既对当今美国新闻业存在的“弊端”和潜在的“不良倾向”作了剖析，同时也对新闻业通过珍视、发挥优良传统促进民主发展寄予厚望。这部著作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美国新闻业发展史和当代美国新闻业，对于我国新闻业如何进一步发展亦不无借鉴作用。

二

民主不是一个新事物，早在2500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已存在。只不过，彼时的民主概念与今日美国之民主概念大相径庭。在古希腊时期，民主原本的含义是“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的原始含义以及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础是一种享有公民权的国民对国家事务进行参与和决策的直接民主。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几经演变才形成今天的面貌――它实行的是一种代议制民主，与民主的原始含义已相去甚远。自1777年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首次提出“代议民主”，将“代表”与“民主”联结在一起，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出现了。而迈克尔・舒德森所论的“民主”正是此“代议制民主”。作者认为：与直接民主相比，代议制民主“创造了一个更诚实、更公正、更可信任的治理体系”，“民主是一种竞争性选举，借助于适宜的程序，并在对个体权利包括对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的保护以及对多元文化的保存和维护的制度框架下，确保公众的参与以及公众对政府行政表现进行客观评论”，这是典型的代议制民主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着重点在于“竞争性选举”，公众选举可以信任的“代表”(“政府”)来管理国家事务，公民个体的权利就是在选举完代表后对其行为进行“监督”和“评论”。因此，在舒德森看来，“民主不是最大限度地使群众参与决策”，可以说，从代议制民主谈美国民主与新闻业的关系，是舒德森此书的现实语境和逻辑起点。

与之相关，舒德森对卢梭式的直接民主是充满质疑的。以卢梭的观点，国家权力应该由人民直接行使，国家决策应由绝大多数的人民来制订。而在舒德森看来，卢梭式的直接民主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压制了异议(少数人的意见)，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相对而言，“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人们提出异议相对容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各种异议都受到鼓励”。正因为如此，舒德森在《为何对话并非民主之魂》一章中，对尤尔根‘哈贝马斯、约翰・杜威和詹姆斯・凯瑞有关“对话在民主中的作用”的相关论点做了批评，认为民主谈话中的个体，首先要有必备的“文化资本”，民主对话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平等，而在于公共”。在本质上，民主对话“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受规则支配的”，这个规则应该是侧重于“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为了“社会交往”。因此，民主对话“更多的不是平等性与自发性，而是坚持平等的规范体制以及坚持一定程度的谈话公开的社会体制”，它应该是“公共理性标准下的公共传播工具，而不仅仅是社会互动的工具”。而哈贝马斯等人更强调民主对话中的“平等性”，这是舒德森与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对话的本质观念的不同之处。

对直接民主的质疑，还使舒德森对新闻业的民粹主义始终怀有一种警觉。希尔斯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一种对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知识分子之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信”。0而在舒德森看来，“实现人民的意愿”，不会提供给我们最好的政府，美国新闻界尤其善于宣扬民粹主义情绪，具有推崇普通百姓意见样本的民粹主义倾向，但新闻业的角色应该是民主的，而非民粹的，新闻业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拥护和捍卫代议制的民主体制。虽然现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源自近代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潮和美国的人民党运动，此后又有欧洲、拉丁美洲的以多种面目和形式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及社会运动，但民粹主义的思想，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这种以平民百姓为指向，充分考量道德原则的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容易博得同情，尤其在社会动荡、社会分化严重的时期更是如此。在传媒业发达的美国当今社会，当然也不例外。美国新闻业和美国新闻从业者的“民粹主义表现”，除了表达一种“民主”的姿态，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策略性考虑。舒德森虽然在书中对民粹主义颇有微词，但是对其成因却无说明，关于其对新闻业及民主发展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没有深入剖析，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三

舒德森认为，在民主社会里，新闻业承担了七项重要功能：一、信息提供；二、调查报道；三、分析评论；四、社会同情；五、公共论坛：六、社会动员；七、宣扬代议制民主。他在本书第二章的开头首先批评了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将“新闻等同于民主”的观点，凯瑞认为新闻业被理解为民主的另一个代名词。但是，舒德森指出，虽然新闻业对现代民主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对于现代民主，新闻业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新闻业本身并不会产生民主或提供民主范式。而且从媒介发展的历史看，古代民主早就存在，而彼时新闻业并未形成；从美国的新闻史看，新闻业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存在，但当时美国的代议 制民主尚不存在。从这一点看，舒德森的观察是细致的，其论断也是切中肯綮的。那么，新闻业到底如何服务于民主，更好地践行自身的功能呢?舒德森认为：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新闻媒体、新闻记者既要对新闻报道对象有尽可能多的熟悉和了解，同时也要尽最大可能与采访和报道对象保持一种必要的疏离感。但是，美国新闻业是从殖民地时期的报业一步步发展而来，期间经历了政党报刊时期和便士报时期，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才逐渐演变而成。如果说，在政党时期，报纸在资金来源上普遍依赖于政党支持，从而不得不为所依附的政党摇旗呐喊的话，那么便士报时期的报纸，为了赢得市场、获得更大发行量，就不得不屈服于市场竞争的魔力，从而制造耸人听闻的故事。历史虽然远去，但其影响仍然存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美国新闻业，虽然客观性的理念深入人心，但新闻业仍然时时受到来自“政府审查”或“市场审查”的威胁(美国当代新闻史上，“越南战争”、“美国入侵猪湾”、《纽约时报》记者造假等背离新闻客观性的典型案例比比皆是)，而这两项“审查”对于新闻业维护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无疑是极大的威胁。所幸的是，美国有源远流长的反政党传统和业已形成并深入媒体从业者精神深处的专业主义精神。历史上，华盛顿、麦迪逊、杰弗逊等人对美国的政党制度都颇有微词，及至19世纪末，随着便士报的兴起以及人们对政党价值的质疑，这股反政党的潮流和新闻业在经济上的逐步独立，终于使美国新闻业逐步确立了客观性理念，离新闻专业主义更近了一步。

那么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业呢?舒德森的答案是“不可爱的新闻业”。由于“新闻媒体对事件而不是对趋势和结构的关注，新闻出版业对不论何时何地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的偏爱，新闻记者在涉及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等诸多事务上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和冷眼相待，还有新闻记者对他们所报道社区的情感上的中立和疏离，使得媒体很难难为人们所喜爱。但不这样恐怕又难以推动民主的进步。正是这些特征使新闻出版业始终保有一种对既定权力的监督、腐蚀、破坏和颠覆的能力。”

舒德森说，有利于民主的新闻业者，还应该在关注事件本身的同时，考察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关注主流社会可能不予理会的新闻事件，其后可能隐含着具有重大价值的新闻素材。当前，在美国新闻业，主流的价值观无不是对新闻业独立性的捍卫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自主追求，这些对美国代议制民主的正常运转无疑是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虽然舒德森所谓的不可爱的新闻界立足于美国社会本身，而美国社会的状况可能与其他国家也存在较大差异，即使世界上其他实行美国式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国家，其民主运行的效果也远较美国逊色。但毫无疑问的是，舒德森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提出的不可爱的新闻界应具备的这些特征，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新闻专业主义和社会民主进步的新闻业及其从业者而言，都极具借鉴意义。

“不可爱的新闻业”既密切关注、联系社会各界，同时又与之保持疏离，力求保持自主性，这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阿尔伯特・加缪认为：“当传播媒介不依赖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力的时候，才能说传播媒介是自由的。”从媒介组织自身的角度考察，只有自由的媒介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社会赋予它的职责。但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然受到其他社会压力集团的影响，自由与限制的力量博弈始终困扰着它。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在其《公共舆论》一书中写道：“一份报纸要是得罪了那些本来可以给它带来最佳广告收益的人，它在广告商看来就不是一个好媒介。”。80多年过去，世界各国的新闻业，“好媒介”越来越多，掌握“金钱权力”的市场左右媒介的力量也越来越大，再加上英美等西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频繁竞争并购形成了少数传媒巨头，“竞争”最终导致市场“竞争不足”，传媒巨头垄断加剧，单一媒体日益成为传媒产业链条上的小小环节，其独立地位更是岌岌可危，直接影响了媒介组织在民主生活中作用的发挥。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考察，舒德森认为新闻记者“对官方信源的依赖”、“专业文化的约束和限制”、“传统智慧的约束和限制”妨碍了多样化观点在新闻中的表达，进而限制了民主。在笔者看来，新闻记者过分注重新闻(事件)而有意无意放弃了对新闻事实真相的追求，无疑也限制了新闻业在社会民主生活中的作用。“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假设是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显示画面”。李普曼这一番关于“新闻与真相”的分析无疑说明，对于公众而言，最紧要和最需要的是“真相”；对于新闻记者而言，最有价值的工作实践也是“真相”。可反观现实，相当一部分报道都是有“新闻”而无“真相”。恰如记者柴会群所说，“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包括我们传媒人。我们不仅不明真相，而且在浮躁与功利、傲慢与偏见的裹挟下，正在丧失探究真相的能力”。新闻真相而非新闻(事件)是媒体安身立命的根基，《南方周末》《财经》杂志、《嘹望东方周刊》等媒体的成功，无疑证实了这一点。长远来看，新闻记者列新闻真相的追求必将对社会民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迈克尔・舒德森在本书第一章《导论：事实与民主》中引用了汉娜・阿伦特对事实的论述：“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难道还没有证实这种脱离解释的事实性确定是不存在的吗?”用以说明我们感知的事实并非事物本来面目，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新闻业是关于事实的事业，但也是关于事实建构的事业。新闻业如何建构世界，如何尽最大可能反映事实真相，并进而促进社会民主，舒德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视角。

注释：

① 迈克尔・舒德森著、何颖怡译：《探索新闻　美国报业社会史》.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

②③ 王绍光著：《民主四讲》第2、4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④ 迈克尔・舒德森著、贺文发译.《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除压明出处引文外.其余均引自此书。

⑤ 转引自林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第3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⑥ 转引自约翰・基恩著，s继红、刘士军译，《媒体与民主》第13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⑦⑧ 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共舆论》第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 柴会群：《谁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载《后台》(第三辑)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