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经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形式

（一）经济增长不稳定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在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同样这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二）金融体系脆弱

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三）收入差距过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到990年代末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而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

（四）创新能力不足

从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4倍和4.4倍。

（五）对外部经济依存度强

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特别是马来西亚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

此外，贫困集中、就业困难、城市化失序、腐败严重、信仰缺失及社会动荡等问题，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形式之一。

二、我国解决对策

2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481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二是人口结构的变动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三是改革放缓和逆市场化的趋势有所加强，四是城乡二元分割格局有所强化，五是社会流动性低的状况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刚性加剧等。对于这些问题，前国务院总理早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这充分表明，党中央早已充分意识到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的，也是与当前阶段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的。

从国际经验上看，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例如，韩国在980年时人均GDP是645美元，到983年时是2074美元，但995年韩国人均GDP就已达到了469美元；日本人均GDP在972年接近3000美元，976年就接近5000美元，到984年，日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2年时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览各国发展的历程，各经济强国的崛起无不是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期，进行了必要的体制改革，适时转变产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从而成功跨越了经济发展的壁垒，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立足我国国情，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二）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为突破口，使科学技术真正变为第一生产力，形成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重要举措。首先，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仍十分欠缺。早在2006年，我国就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优势。如何在未来10年时间里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成为摆在所有中国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仅占0.56%，而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大多数企业中该比例都在4%左右。缺少核心技术，不仅使我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在最低端，也形成了产业技术上高达40%的对外依存度。其次，科学技术创新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而发展新兴产业的关键是突破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就只能在低端制造上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一句空话。在发展科学技术具体对策方面，一是要加大科学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要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要加强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二是要立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要优先解决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要充分发挥科技工作在建设农村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中的积极作用；要重点抓好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中技术改造和产品质量提高、节能降耗和合理利用资源等经济建设中的迫切问题；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先进科技成果应用的覆盖率和规模效益。高新技术研究要在追踪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抓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加快产业化步伐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使其尽快发展和发挥作用。另外，基础性研究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要始终不渝地给予特殊扶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批部级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为未来支柱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技储备。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三）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四）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