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生命册》中吴志鹏形象解读

内容摘要：李佩甫在《生命册》中塑造了由乡到城的知识分子典型形象――吴志鹏。本文通过对吴志鹏离乡后的性格中明显的从“变形”到“还原”轨迹分析，由离开无梁村前受中原风土人情浸染下的朴素、重人情、守底线，变化成为追逐关系、人情淡薄、违规乱纪；又在物质利益极大成功后性格中占主导的因素逐渐淡化，转化为关注底层、心怀正义、回归底线，并且最终导向情寄乡土。这一轨迹背后作者指出离乡知识分子一方面内心有“精神还乡”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已无法真正回归乡村。在城市里处于成功者的离乡知识分子，经历着融不进城市、回不到故乡的双重无力困境。

关键词：《生命册》 离乡知识分子 “变形” “还原” 精神还乡

一

河南省著名作家李佩甫自创作之初，即将自己的文学世界构建于他的家乡――豫中平原之上。在这一文学世界中，李佩甫进行创作的《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金屋》《羊的门》《贼的灯》等作品不仅将地点设置在颍河流域，而且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也都带有深深的颍河风土人情烙印。出版于2012年3月的《生命册》是李佩甫的又一力作，这部作品也是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另外两部小说为写成于1999年的《羊的门》和2003年出版的《城的灯》。李佩甫称《生命册》“几乎筹划了五十年”。

李佩甫在《生命册》中重点塑造了一位由乡村到城市的乡土知识分子吴志鹏形象，并且突破性地刻画了主人公这一由乡到城的知识分子性格轨迹从“变形”到“还原”的过程。此中，“变形”对应的是吴志鹏离开家乡到省城工作后一步步背离最初家乡的美好风土人情，为融入城市而性格发生扭曲；“还原”是指吴志鹏在城市站稳脚跟、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极大满足之后，性格又发生回归，家乡的美好情感反而成为他的内在精神支柱。这一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还乡”的过程。吴志鹏身上这种由起初的追求城市里的物质、地位、利益，到实现之后，内心空洞，寻求“精神还乡”，追求自尊与爱护的过程不但在当下社会具有鲜明的典型意义，在西方心理学家的著作中也有所论述。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从人类需要层面来构建人格理论，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有五个层面：“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并指出：“人类需要是按照优先级严格排序的。换言之，一种需要的出现往往在前一种即优先级更高的需要被满足之后。”李佩甫笔下的主人公吴志鹏由乡到城后的性格轨迹从“变形”到“还原”的过程无形之中对应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这种对应既指由外在需要到内在需要，由物质需要到精神需要的内在逻辑，又指由低层次需要基本满足走向高层次需要满足的过程。这一性格轨迹的背后凝聚着作者对于乡土知识分子主题的一种当代焦虑。

二

在《生命册》中，吴志鹏身上所发生的“变形”具体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孤儿吴志鹏，在进入省城工作之后，远离家乡颍平县无梁村，在城市这个新环境下，利用各种生存环境，因势而变。性格由离开无梁村前受中原风土人情浸染下的朴素务实、自主独立、看重人情、坚守底线，变化成为虚荣浮华、追逐关系、人情淡薄、违规乱纪。这一明显的“变形”是有深刻的内在动机的，物质的贫乏，职位的低下，人脉的浅薄，在原本乡村生活经验中所构建起来的诸如本分守己、安于生存的乡土生存逻辑不再适用，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吴志鹏势必要做出必要的生存策略调整，这是其“变形”中符合常理的一面。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吴志鹏性格中的“变形”逐步背离了单纯意义上的生存策略调整，愈演愈夸张，导向沦陷于金钱与利益之中。

吴志鹏性格上所发生的“变形”过程是有其内在阶段性的，从初人省城工作到教授梦成形是吴志鹏性格走向“变形”的第一阶段。具体体现为吴志鹏外在上营造城里人的假象，内在地构筑人脉，为谋求身份步步为营。初入省城的吴志鹏，工资低，吃饭只能打最便宜的饭菜，“生理需要”只得到基本满足。“连卖早点的小贩都用那样的眼光打量我。说我新来的？”在学院路上，也被老教授认作新来的……在这样一种身份时常受质疑，得不到肯定，没有安全感的生存环境下，吴志鹏的性格迅速发生了“变形”。“为了融进这座城市，我开始不断地修正自己。”外在的，他精心演练点头微笑，要将头点得如见了老熟人一样，似点似不点的；走路也要走得不快不慢，要走出一种从容；拿到工资后，买了几件仿名牌“包装”自己。至此，没人再说他是新来的了，也逐步融入了城市与高校的大环境。吴志鹏在这一层次的“变形”看起来卓有成效，就快要顺利实现他的教授梦，有属于自己的书房与灯光，但是，来自家乡的人与事打乱了他的计划，于是相应的他的性格又发生了“变形”。

从电话铃响起到放弃学术梦，是“变形”的第二阶段，具体表现为从看重人情，为家乡村民奔走到不堪家乡村民的各种请求，对乡土人情走向淡薄与冷漠，最后逃离省城，几乎断绝与他们的联系，吴志鹏对乡土人情经历着由热到冷的变化。当他接第一个电话，三婶让他帮她查她侄子的高考分数，并且分数不够，要求其走关系录取时，吴志鹏是尽力而为的，厚着脸皮去给主任送礼走动。但是当乡亲们以各种理由来打电话找他帮忙时，时常不知会在什么时候响起的电话，严重地扰乱了吴志鹏的日常生活，吴志鹏的“安全需要”受到威胁。“我害怕接电话。我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头皮发麻！”于是在面对患脑瘫的坤生孩子时，他找个借口脱身跑了。家乡村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原本教授梦的漫长，都使得“生理的需要”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较好的满足，而“安全需要”又时时受到威胁。于是，吴志鹏决定“割断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狗狗秧’关系”，放弃教授梦，离开省城。

从北京写书阶段积累资金到上海炒股经商阶段站稳脚跟、公司上市是吴志鹏性格发生“变形”的第三阶段。具体表现为由坚守底线到为了追逐金钱与利益迅速最大化，违规乱纪，逐步丧失知识分子品格。在吴志鹏告别高校的同时，他“人生的第二个目标只有一个字：‘钱’”。在骆国栋的带领下，吴志鹏离开省城，进入北京写书阶段，原计划体面的当‘’，编一百本古典文化经典书籍，既实现理想又能有丰厚的收益。但是，骆国栋联系的靠盗版和卖武侠起家的书商老万，真正的目的是让他们“捉刀”写一套“情感”系列小说，一本一万。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他们开始在北京地下室出租房中昏天暗地地攒小说，不但是“”，内容也涉及“黄色文学”，曾经知识分子对文化的追寻，对知识的崇高感都荡然无存了。吴志鹏由教授梦到了为了钱什么都干。无怪乎感慨“在生活中，你只要退了一步，一旦越过了底线，你就很难回头了”。丧失知识分子品格得到的十万元稿费被拿来作为两人进驻股票与投资市场的本金。在接下来的由炒股到成立“双峰公司”及公司上市的一系列商业活动中，吴志鹏经历着进一步的蜕变。为了利益来得更快，从两人开始“打新股”起，吴志鹏有了参与从银行工作同学那里违规贷款、把两班时段的船票包十天提高“打新股”中签率、目睹骆国栋收购钧州一家药厂时向厂长行贿一百万、将副省长范家福拖入公司上市关系网中、集体作公司上市假文件等等违法乱纪行为。吴志鹏这些或主动或身不由己地参与到的违规贷款、行贿、走后门、拉关系、参与作假、巴结领导等行为中，是他在城市环境下对于金钱和利益的进一步沦陷。吴志鹏内心的道德律也被金钱与利益所取代。

三

吴志鹏“变形”阶段的发生与完成只是其性格轨迹的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由“变形”走向“还原”。这里的“还原”指的是吴志鹏在经商阶段成为“双峰公司”总经理，收入颇丰之后，性格中占主导的虚荣浮华、追逐关系、人情淡薄、违规乱纪等因素逐渐淡化，性格转化为关注底层、心怀正义、回归底线，并且最终导向情寄乡土。摒弃了原来性格中“恶”的层面，转而回归到“善”的层面，需求层次理论中指出由低层次的需求到高层次的需求可以与此对应。“还原”阶段发生的前提即为吴志鹏作为总经理，拥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体面的职务，“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极大满足，进一步追求自尊与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吴志鹏性格中由“变形”走向“还原”的过程首先体现在对底层工人的人道主义关怀上。在吴志鹏作为代表派去钧州谈判收购一家濒临破产的小药厂时，面对有的下岗工人甚至将患肾病的老婆扔到了厂门口不管的惨烈生存现状，吴志鹏与骆国栋站在了两个立场上，骆国栋一心追逐利益与金钱的最大化，不顾工人的实际利益，只求压低收购价格，而吴志鹏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不住为工人争取最高的利益，希望收购的价格可以尽可能的合理。在骆国栋说工人们偷“山楂丸”吃时，吴志鹏也坚持认为“那些工人还是善良的，有是非观的”。吴志鹏性格“还原”中对底层工人的这种人道主义关怀体现了需求层次理论中“尊重的需要”：“生存在社会中的人（少数病态情况除外）都需要或渴望对自己有一个稳定的、有坚固基础的、（通常）很高的评价，渴望自尊、自重，也渴望别人的尊重”。

吴志鹏性格轨迹中“还原”过程还体现在对不正当金钱、地位的敢于言弃。吴志鹏在前四种需求得以满足之后，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明朗起来，这种自我实现是与不当金钱与地位，以及对越过底线的利益诱惑说不，丢弃这些非法利益，靠自己本身的才能来实现自我，追求一种内心的平和。吴志鹏在钧州收购药厂期间，就认为骆国栋让小乔飞去美国专程为副省长范家福配纽扣这件事做得太过，两人之间开始产生矛盾。紧接着，为了让公司上市，参与报表作假，分歧进一步加深。紧接着，在看到骆国栋为公司上市出资一千万收买电视台主持人时，他想辞职了。一些不为他所知的交易上的秘密，进一步促成了辞职。公司上市后，骆国栋以股份市值还在涨为砝码希望吴志鹏回公司来，吴志鹏却很清醒，并没有被巨大的金钱数额所诱惑，总经理的职位也没有吸引力，他明白骆国栋已不再是过去的骆国栋，钱太多的人气场太大，与最初两人在北京共同奋斗时的情景不同了。日后，他明确辞去了顾问的职务，不再领一分钱的工资，彻底脱离“双峰公司”。至此，吴志鹏放弃高职位与巨额金钱的诱惑，不再在靠非法手段建构的安乐窝中浮沉，而是走出泥淖，寻求正当自我实现，与之前各种非法商业活动划清界限。

无论是吴志鹏性格“还原”过程中对底层工人的人道主义关怀还是对不正当金钱、地位的敢于言弃，其背后都有一股强大的感情――情感上自我内心对故乡的认可与追寻。吴志鹏出生即为孤儿，吃百家饭，喝百家奶长大，是无梁村的村民们用自己的无私和包容在哺育着他。无梁村村民在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靠自己的双手生存，虽然面对利益时，不免自私自利，但是这些在中原乡村上行走的人们的本色品格中包含着源自生命本能的承受苦难的坚韧；乡土生活方式中人们的比邻而居、相互依赖；务实善变等特质。正是其中的坚韧、友善、务实填补了吴志鹏“变形”过程完成后的无方向感，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使其内心自觉地回归到与无梁村村民们同样善良的层面，追求“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故乡的乡土人情成为吴志鹏心理上的寄托，寻求真正自我的动力。尽管这种对故乡的认可与追寻推动了“还原”过程的发生，但是吴志鹏这种认可与追寻只是一种“精神还乡”，而非一直与乡土同在的品格。经过对吴志鹏性格由“变形”到“还原”轨迹的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故乡风土人情中的善与美，对他人的无私关心，那种淳朴善良并未持续投射在吴志鹏的性格中。整个“变形”阶段，追求身份、地位、金钱、利益的过程中，这些品德都不复存在，家乡乡民的电话让他深恶痛绝，当其自身生活处境“艰难”之时，是无暇顾及他人利益，无心去把守内心的道德律，只有在他金钱、名誉双丰收之时，内心那股美善之念才悠忽出现。说到底，更多的是对内心空白与无方向感的一种填补，在城市里，内心缅怀乡土人情，难免有叶公好龙暂时之态。

四

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增大，读书取得高学历离开故土到城市去扎根的知识分子和进城务工的青壮年成为由乡进城的两大股潮流，而吴志鹏成为前一种的代表。《骆驼祥子》中，祥子来到城市走向堕落，《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行走城市后又回到了乡村，在《=生命册》中，李佩甫同样写到了“乡下人进城”的主题，却并未单一的将视角放置在主人公在城市生活中的堕落或者描写主人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适而回归乡村生活，而是敏锐地结合当下越来越多的乡土知识分子走向城市的现状，如实刻画了在都市浮沉中，该类人物的精神蜕变轨迹。这体现着作者对于背负着故乡行走的乡土知识分子典型，对于乡土知识分子主题的一种当代思考。

这种思考背后体现着两个核心问题，其一为离乡知识分子内心的“精神还乡”需求。以吴志鹏为代表的这类由城到乡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离开物质贫乏的家乡初到城市时。往往为了尽快融入城市、站稳脚跟追求“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而谋权谋利、背弃善良淳朴。但是，当他们苦心钻营，达到有名有利，在城市稳稳扎住脚跟，是一位绝对成功者的姿态，理应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有极大的满足感时，却往往越在城市中处于成功者的姿态，内心就越发地空空荡荡。由最初的对物质的贪恋，转而追求一种尊重与精神上的寄托，当初所做过的违法乱纪、谋权谋私的事都不再做，美好的乡土乡情又一次充斥着他们的内心，在都市中带着这样的情愫生活着，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是急需“精神还乡”来支撑曾经空荡荡的灵魂。所以，无怪乎吴志鹏在小说结尾处感慨：“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唯一能托住我的东西。”

另一个为离乡知识分子在城市了无寄托的心境下，是否能够重回乡村，与乡村融为一体呢？《生命册》中给出的答案也是否定的。一方面来自于乡村自身发展状况的变化，村里几层高的楼房都盖起来了，原先的苇荡水塘都不见了。各种工厂林立，树都伐光了，连狗都不咬了……家乡景象已不是当年树木林立、狗吠虫鸣、牛哞声声的景象。已与乡土知识分子离开前那种天然、本真的乡土形态不同了，小时候那种天真淳朴的性情也只是存在于记忆与日后的幻想回忆之中。从自然环境角度，故乡是回不去了。另一方面，乡土人情以及乡土知识分子的观念已产生矛盾，不再对接。骆国栋的自杀使吴志鹏成为厚朴堂的最大股东，身价很高，回乡一朝，就有熟人央求吴志鹏给县里掏几个钱，上个项目，资助资助，要价一千万，允诺给他弄个政协常委，但吴志鹏开口问有项目么？回答是项目不好说。家乡人面对吴志鹏是一颗渴望沾点利益的心，吴志鹏面对要求是城市生活中观念上的理性。再回家乡，乡亲们也是冲着你身上的财富来巴结你、拉拢你。一旦身败名裂，恐怕无人问津，当初的美好感情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回到现实往往不堪一击。

除却选取从“精神还乡”角度刻画人物，李佩甫也对乡土知识分子命运与前途给予了深刻的关注，在城市里处于成功者的离乡知识分子，经历着融不进城市，回不到故乡的双重无力姿态中。在结尾处，作者写道：“我知道，我身后长满了‘眼睛’……可我说不清楚，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脱离了乡村具有了在城市安身立命能力的乡土知识分子，心系着故土，面对变质的乡土、面对故乡同样复杂的为利益而生存的现实已经回不来了。李佩甫在《生命删》中刻画的典型现状，表达的焦虑，是值得人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