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 第14期

您希望我参加“中国青年”的“青年怎样对待百花齐放”的讨论，我很觉兴奋，想要提供一点粗浅的意见。但是读了两期的“青年怎样对待百花齐放”专栏各文以后，我又觉得我想说的话，同志们都已说过了，而且说得很好，此时我实在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值得占“中国青年”的篇幅了。现在姑且写这么几百宇，表示我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不一定合用，请您斟酌着办罢。

我打算谈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青年们是不是学好难而学坏容易？

不少人，特别是团干部，似乎觉得要使青年学好很费力，而放松一下青年就学坏了。我认为这是没有认清我们这时代的青年们的本质。我们这时代的青年不是这样一碰就坏的。当然，在今天，也的确有不知怎地一下就学坏了的年青人；但这是极少数。百分之九十九的青年是朝气蓬勃，吃苦耐劳，知道自己的肩膀上负担着怎样大的责任，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他们的一切。有人以为这样好的青年是历年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结果，或者，具体说，是“钢铁怎样炼成的”这一类好作品的教育所致，这，我也同意；但是我却不能设想这样受过好的思想教育的青年一旦看了武侠小说（比方说）就想求仙访道！“红楼梦”不是列为我国古典名著，为青年们所普遍阅读的么？可是看了“红楼梦”，一心想做贾宝玉、林黛玉的青年，究竟是极少极少的罢？也许，学校的一班学生的一部分看了“红楼萝”以后用贾宝玉、林黛玉来互相戏谑，或者常常哼着“葬花词”，可是，我以为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青年是青年，不能认为个个青年都必须像“儒林外史”所写的道学先生，这才可以放心。我倒觉得如果个个青年，或者大多数青年都变成酸气冲天的道学先生，那倒是值得忧虑的。

其次，所谓学坏容易的“坏”，也应该有个明确、合理的涵义。无理取闹，可以算“坏”脾气，但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敢于据理力争，可就不能说是“坏”。滥搞男女关系是“坏”的，但正当的恋爱行为就不是“坏”。如果把唯唯诺诺、不作独立思考，算作美德，这就不符合于工人阶级的思想品质。如果说难于领导的就算学“坏”，那也得先看看领导他的方法是怎样的？如果领导方法是家长式的，、命令主义的，而在这样领导下的一群青年们竟然伏伏贴贴，一点不“坏”，那倒值得我们深思，而不应该认为这是好的现象。

总之，我们不能武断地说，青年们看了有问题的书，就会学坏；重要的是，一方面我们大胆“放”，一方面就要针对那些问题作出明白正确的答案。教条主义地作个答案，不解决问题。大胆“放”了以后，领导青年的工作确实会不像从前那样单纯，教条的一套大概吃不开了，但最大的好处将使青年们更加朝气蓬勃，富于创造精神，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必须的人才。

第二个：光给细的经过消毒的东西吃呢，还是应当也给吃些粗的，不完全消毒的？

这是个比方。不能以文害义。这个问题，是从上一个问题来的。如果我们以为青年们不是那么一碰就坏，如果我们不认为青年们的脑子像一张白纸似的染上什么颜色就抹不去，就不会发生斗争而终于使“善”的战胜“恶”的，那么，自然不能不把他们放在完全消毒的环境里。（姑不论完全消毒的环境是实际上没有的），如其不然，那就应当大胆一点，让青年们对各方面的东西都接触一下，锻炼出辨别力来，因而也使他们对于真理认识得更透彻。光看了事物的正面，而不看看它的反面，则对于正面的认识也会是皮毛的、不深入的。学习唯物论而对于唯心论毫无所知，对于历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不去研究，则对于唯物论的理解不会真正深刻。只吃甜的，从没吃过酸的和苦的，则对于甜的真正好处不会真正懂得。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不打算让青年们毫无准备地进入社会，那么，让他们先从书本上先认识一下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复杂的思想情况，有什么不好呢？反之，倒是脑袋里充满了美妙的幻想而对于现实的复杂没有认识的青年，在踏进社会的时候，会弄得迷惘失措，甚至想邪了，消沉悲观起来。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以为应当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政策的英明、正确，和积极作用，毫不怀疑，应当坚决地贯彻它。 （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