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城市排名大变化的背后

虽然城市在短期内的排名升降，并不能代表该城市已经或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但此消彼长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市GDP排名情况发生很大变化。2010年，排名前10位的包括4个直辖市和广州、深圳、杭州、青岛4个副省级城市，以及苏州、无锡和佛山。而2011年，成都、武汉的经济总量极有可能进入到全国城市前十，杭州、青岛和佛山则可能会被挤出前十。

各城市GDP排名巨大变化的背后，是他们之间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他们所处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持续变化。

2011城市GDP排名分析

在2011年GDP排名前十位的各大城市中，北京和上海仍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上海以19195.69亿元拔得头筹，不过其去年经济增幅仅为8.2%，略高于北京。位居第二位的北京总量达到1.6万亿元，其增幅仅为8%。

紧随其后的穗、深、津、苏、渝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形成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二梯队。尽管广州目前仍位居第三，但已经明显感受到来自其身后的深圳、天津等城市的追赶压力。

2011年，深圳与天津、苏州、重庆一起迈入万亿俱乐部的行列，深圳经济总量达到了11502亿元，天津也达到了11190亿元，超过苏州位居第5，其经济增幅更是达到16.4%。而重庆则成为中西部地区第一个进入万亿俱乐部的城市，2011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11.13亿元，同比增长16.4%。

在万亿俱乐部中，苏、深、津三个城市的竞争引人关注。2011年上半年深圳虽实现GDP5015.22亿元，却被苏州和天津短暂超越，后两者分别为5380亿元和5098.65亿元。直到第三季度，深圳才又反超回来。而到了年底，天津又超过苏州，取得历史性的跨越。

不难看出，深圳、苏州和天津三个城市的竞争尤为激烈，这也恰恰代表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区域的竞争。这些年来，苏州超越深圳，天津超越苏州，苏州和天津逼近深圳的新闻总是引发人们极大的兴趣。

在上述城市之后，存在着由大约10个城市组成的第三梯队，2011年GDP总量处于6000亿～7000亿区间，彼此相差并不很大。如杭州经济规模最大，GDP达到7000亿元，比紧随其后的无锡只多出100亿元；沈阳经济规模最小，2011年GDP实现5950亿元，也仅比宁波少了60多亿元。

这些城市中，谁前谁后，谁能进入全国前10，谁在全国10名之外，其实有很多变数，变化比较频繁。如2010年的排名是杭州、无锡、青岛、佛山、武汉、成都、大连、宁波、沈阳、南京；到2011年前三季度成都、无锡和武汉就排到了前三名，进入全国前10，杭州、青岛、佛山等城市排名下滑；而到了2011年底，前三名则变成了杭州、无锡、成都。

第三梯队城市2011年最大的变化是成都和青岛，成都在2010年还排在全国第13名，2011年GDP则比上年增长15.2%，达到6854.6亿元，一举超越了青岛、佛山，挺进全国前十；而青岛则由2010年的全国第10名一路下滑，跌至2011年的第12名。

虽然城市在短期内的排名升降，并不能代表该城市已经或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但此消彼长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

区域均衡时代下的新格局

人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而言，不用30年，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就会发生很大的不同。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新世纪初苏州最耀眼，到“十一五”后天津最为迅猛。而近几年来，除了天津，中西部城市无疑成为星光闪闪的“小虎”，像成都、重庆、长沙、合肥这些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的上升轨迹更值得深究。

以长沙为例，5年前的2006年，长沙的经济总量为1790.7亿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仅仅位列第28位。到2011年，长沙的经济总量达到5600亿元，是2006年的3.12倍，在全国的排名也上升至第18位。

中西部城市的迅速崛起，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东部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传统的经济支柱――工业和出口面临增长乏力的困境；二是新兴第三产业增长不足以替代第二产业增长力不足的缺口。

正因如此，青岛、杭州等一些城市近几年也开始反思城市的发展模式。如青岛从去年以来就反复强调，城市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现代化进程还远未完成。

而中西部城市却得益于东部的产业转移，增长速度已经至少3年高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预计未来6―8年还会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

东部与中西部城市发展速度的此消彼长，其实与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遥相对应，即逐步从优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战略，过渡到全国性崛起的均衡战略，以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为特点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已初露端倪。

在保持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仍然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选择。2011年全国GDP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有9个仍然位于三大区域当中就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仍在东部，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而与此同时，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引擎，也都体现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如珠三角更侧重于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长三角专注于体制机制的探索和突破，而环渤海地区则倾力提升经济规模和能级。

总体来讲，进入“十二五”以后，中国区域经济将呈现一种崭新的格局，即东部的大部分中心城市及它们所依托的区域开始进入产业升级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城市正处在通过要素投入以加速补账的阶段。对于广州、深圳、苏州这类城市来说，它们正不断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从追求速度走向了追求质量的阶段。

比如，2011年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2140亿元，比GDP只有5600亿元的长沙还少1千多亿元。但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3.66%，远高于重庆、成都、长沙。其生物、互联网、新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增速高于GDP增速2倍以上；其万元GDP能耗只有0.47吨标煤，是全国最低的。

2011年，国家发改委先后印发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和《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一年之内连续就海洋经济确立了三个国家战略，表明国家对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科学发展的期待和倚重。因此，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并在自身发展中加快未来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重要政策考量。

新区域经济版图逐渐清晰

中国正在进入自东向西推进的大发展时代，以高铁为纽带、中心城市为支点、区域经济带为整体布局的立体化战略图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我们可以认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参差错落的区域大融合格局，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中心城市又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发展将被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中国新的区域经济版图正在逐渐清晰，这也就预示着更多的试验区和创新区将在全国不断涌现出来，而区域试验正在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演进逻辑中的关键一环。

理解这一发展趋势需要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东部地区缺乏土地以及日益上升的要素成本，使得从中国沿海地区向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正在形成新的大规模增长区域，这将有利于中国制造竞争地位的保持和中西部地区的均衡增长。

今后10年到20年，全国由南到北有望形成由沿珠江经济带、沿长江经济带、沿黄河（陇海―兰新）经济带、京津―呼包银经济带和大东北经济带构成的经济协作基本格局，五大经济带的出海口―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值得我们关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青岛排名下滑的原因在于其区域定位的不明确，青岛的未来并不在环渤海经济圈，而在于能否有效整合沿黄河流域的各种要素并为其服务。

在五大经济带的新区域格局下，城市的聚集将最终形成40―50个能级不同的城市群，换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更高阶段，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中西部地区的武汉都市圈、成渝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西咸都市圈等区域由于在内陆地区最为密集，也最能体现规模效应，有望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整体布局的形成，区域发展将逐步回归到合理水平。一些老牌特大中心城市将依托所在区域重现往日的繁荣，如成都、武汉、重庆、西安、沈阳等；一些城市的地位将有所下降，城市的繁荣与所在区域的繁荣将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多体现在所在区域的竞争上。

不同发展战略解读

2011年城市GDP的排名变化，开启了新一轮区域发展格局。在这个新起点上，各个城市发展战略选择也不尽相同。从城市发展战略的不同侧重点，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城市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大的区域，来做一个简要的解读。

东部城市目前普遍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外部压力和土地、资源、环境等内部约束的加大，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不足等。其城市发展战略更多关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更多关注转方式调结构的产出效应，更多关注未来增长的平衡性和协调性。

如深圳2012年首次提出实施外溢发展战略，将强化深圳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能力、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以外溢发展突破城市空间制约，以区域合作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与东部城市相比，中西部城市面临的形势更趋复杂。一方面，中西部的工业化进程尚未最后完成，一些地方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没能摆脱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以新技术革命为核心的“第三次浪潮”，也同样对其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交错式现代化”特征是中西部城市发展战略选择需要考虑的基本前提。

考量的结果，一是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新内陆经济发展模式，尽快完成工业化进程。如成都“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武汉“国家现代制造业中心”和“国家商贸物流中心”、重庆“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等一些战略的提出，都带有这样的色彩。

二是充分发挥交通、人才、文化等已有优势，以中心城市的突破带动所在区域的突破，如成都、重庆的城乡统筹实验区，武汉、重庆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成都的“泛成都经济圈”等，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三是积极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加快从投资驱动型发展向综合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如武汉的“国家高新技术创造中心”、“新兴产业生成中心”，成都的“全域开放”战略等。

尽管如此，各个城市在确立城市发展战略时也都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考虑，有些目标也基本一致。首先，城市发展战略以“城市群”为核心。各城市的发展战略均强调了正确处理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关系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加强整个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发挥1+1>2的协作效应，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实现城市的规模经济，最终提高城市发展的整体效率。

其次，城市发展以“新经济”为主要内容。新经济是指以信息与网络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为基本内容的新兴产业的崛起，并逐步成为社会经济支柱产业的新经济形态。传统经济在城市发展中的统治地位，将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所取代。各城市对此均有所考虑，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上也都有体现。

同时，城市竞争以“差异化”为主。各城市已普遍认识到目前城市发展有“趋同”之势，没有形成多模式的特色城市。因此，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一再强调要加强城市地方特色，鼓励城市结合自身特色建构多样化城市发展模式，增加城市发展的差异性，从而使城市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