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杀童案报道的媒介伦理探讨

摘要：2010年3月至5月，中国连续发生数起校园杀童血案，关于媒体报道是否存在“示范效应”也成为业界和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笔者拟以波特图式分析媒体报道的两难困境，并进一步分析媒体是否真的打开“潘多拉魔盒”，最后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去探讨媒体报道如何在自由和责任之间把握平衡。

关键词：校园杀童案 媒体 伦理

媒体报道校园血案真相，尊重公众知情权，进一步做好社会防范；媒体沉默不报或者报道不充分，谣言四起，易引起社会恐惧，或者引起更大社会矛盾的爆发。究竟报与不报，站在信息传达者的立场，还是以社会责任为最高标准，在社会大众的质疑声中，媒体也处于两难之中。本文试图以波特图式分析不同媒体在校园杀童案中的伦理依循路线，以便分析媒体报道的两难窘境。

“波特图式”与校园杀童案的报道态度分析

波特图式是由哈佛神学院的拉尔夫・波特博士设计的一种道德推理模式演变而来，它是将道德分析的四个方面（定义、价值、原则、忠诚）纳入其中，通过了解道德分析中的诸多因素，运用社会伦理学的推理方法，提高有关媒体伦理的辩论水平和理性工作的质量，从而在以后长期的媒介实践中加强选择的合理性。图式如下①：

笔者试用波特图式分析不同媒体对校园杀童案的报道态度，以此更清晰地看出媒体报道各自的价值观和判断的差异。情景是自2010年3月23日福建南平发生小学校门前残杀儿童的事件经媒体报道并引起社会关注以后，至5月12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各省接连出现了至少6起校园暴力凶杀案。有人认为，是媒体的报道造成了“示范效应”，甚至有人直接称媒体为杀童案“帮凶”。在对校园杀童案的报道中，一些媒体选择淡化处理或者不报，比如南方日报记者张蜀梅在微博中表示：“今天上午我个人决定放弃派记者前往泰兴采访。同时报告上级领导。改用网视焦点的方式关注事件，同时对近期连续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进行反思……”而一些媒体则紧密关注事态发展，采访遇害者家长、学校、行凶者的邻居等相关人员，并对凶手作案动机进行推测，试图完整地呈现血案的真相，以通过报道来警示社会，更好地实现社会防范。

在媒体选择报道态度的背后，是基于价值观的不同。选择淡化处理或者不报的媒体，更着重于媒体的社会责任，归附于社会的伦理道德观；选择忠实报道的媒体，则是从尊重公众知情权的角度出发，偏向媒体的职业价值观，全面地报道事实。价值观的不同偏向，也导致其原则的不同。一些媒体主要顾及社会整体稳定，选择最小伤害原则；一些媒体充分报道事实，基于新闻真实性原则。不同的原则，也显示了各媒体忠诚的对象。忠实于社会，还是忠实于广大受众，判断的不同继而导致不同的行动偏向。

整个推理过程如下图所示：

通过这样的图式分析，我们对于不同媒体的报道选择，以及媒体在报道时面对的伦理困境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不过，在媒体报道的两难困境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媒体的报道是否真的会引起“示范效应”，媒体报道与校园杀童案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潘多拉魔盒”与校园凶杀案报道的价值取向

媒体报道是否真的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可能让极个别具备人格的人深受“启发”，进而模仿并疯狂报复社会。英国传媒学者伯顿在其所著《媒体与社会》中说道：“无怪乎最为持久的担忧就是：大众传媒当中的暴力引发了社会当中的暴力……安德森的调查结果显示，约77%的研究证明了媒体暴力确实引发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时至今日，这一结论仍然是成立的。”②

至于媒体报道是否引发媒介暴力，这也属于媒介效果的研究领域。效果研究着重研究受众，看媒介内容对他们产生了何种影响。综观媒介效果领域的研究，大多属于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一句戏谑之言说，媒介效果研究历经几十年，最简练的一句结论是“看情况”。所谓情况，在实证研究中指的是一个研究假设的前提设定，比如效果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累积的还是非累积的，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除此之外，媒介内容的种类和收看或阅读的环境也属于事先设定的前提。众多类别的前提在一个研究中被组合和设定之后，得到了多样化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既有“强效果”，也有“弱效果”和“中间效果”。

从该领域碎片化和多元化的特点来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77%这一数据只能说明此类研究中不同结论的比例，而并非程度。前提设定不同的研究结论是无法用以支持某个带有价值判断的观点的。第二，实证研究的特点是用近似自然科学的方法，测量媒介变量与人的心理或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经过提纯和限定的研究结论所揭示的不同规律，在组合成一个学术范式时有其意义，在解释某个特定的社会现实时却不能生搬硬套。从此角度看，将媒体称作“暴力帮凶”，是一种过时的媒介中心论，也是对社会现实中其他引发暴力因素的忽略。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论出，媒体报道与校园杀童案的接连发生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总理在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也表示，“频频发生的杀童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③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突出，个体利益表达渠道的极度缺失，极易导致对社会整体的怨恨感。

虽然媒体报道与校园杀童案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但一系列悲剧之后也隐藏着“示范效应”的可能性，对其报道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应忽略。而对于校园血案媒体报道与否，笔者则持赞成的态度。媒体作为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其首要职责就是传达信息，告知公众周围的生活环境。忠实地传达信息也是新闻自由的底线之一。如果不报的话，在信息传播渠道发达的今天，则可能会导致谣言四起，引起社会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报与不报，而是如何报道的问题。正如资深传媒人士范以锦所言：“恶性事件报道，都有正效应和负效应，正效应体现在告知真相，防止流言引发麻烦；提醒做好防范，包括安全防范及对相关人员的心理疏导；呼吁各方促进社会和谐。负效应就是引发的恐惧和对某些偏执狂产生‘诱导’作用。分寸把握得不好或恶意炒作的媒体，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甚至无正效应。而负责任的媒体，分寸把握得好，正效应大。完全没有负效应几乎是不可能的。媒体的责任就是要着力强化正效应，把负效应减小到最低限度。”④

校园凶杀案报道的原则

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披露核心要素的新闻自由底线；兼顾社会责任，将报道产生的负面效应减小到最低。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媒体应该如何把握，笔者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秉持最小伤害原则。所谓最小伤害原则，是指记者对待公众要公正、尊重。要谨慎处理儿童和未成年人的新闻，谨慎使用陷于悲痛和失去理智的人的照片，只有公众利益迫切需要时才能侵入他人私生活等。“最小伤害”强调行为产生的结果，属于结果伦理取向。在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伦理规范》1996年9月修订版中，“最小伤害”被列为与“追寻真相”、“独立行动”同等重要的地位。⑤

在具体操作中，媒体不应过度报道，追求轰动性的新闻。不要报道犯罪细节，对受害者的保护原则，称谓要准确，消息源要权威，不主观揣测等。秉持最小伤害原则，尽可能对报道涉及的每一个人做到公正、尊重。即使是凶手，也要对他的全部犯罪嫌疑做到客观、公正，不做涉及其人格和尊严的判断。另外，谨慎处理案件中儿童和未成年人的细节。谨慎使用陷于悲痛和失去理智的家属的语言。尽可能克制地进入受害者家属及凶手家属的私生活。

坚持报道与引导并重。新闻不仅仅是事实，还包括意见和趋势。因此，媒体在报道校园杀童案时，要坚持及时与准确、报道与引导并重。报道刑事暴力案件，从有利于人心安定、有利于案件妥善处置的角度出发，做到既及时又准确，在报道事实的同时更加注重舆论引导。

避免为凶手立传的煽情主义。媒体在报道校园血案时，要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笔调客观冷静，而非带有煽情意味的过多情感的沉溺。在报道这些新闻时，不要过度报道，挖掘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避免为凶手立传的煽情主义。

结语

如同《媒介公正――道德伦理问题真的不证自明吗？》一书发出的喟叹：“为什么要去为那些原则操心？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样的说辞常常出现在道德上陷入困境时的一种职业性的不耐烦姿态中。

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显然不能仅仅恪守自身职业伦理规范，而是要在忠实地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主动去承担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责任。在报道过程中，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态度，摒弃文艺青年式的滥情、悲情、煽情，回到科学的审慎逻辑上，回到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上，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持以同情之关爱，对凶手的家属抱以体恤之保护，避免仇恨的蔓延。

注 释：

①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美］等著，蔡文美等译：《媒介公正――道德伦理问题真的不证自明吗？》，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格雷姆・伯顿［英］著，史安斌译：《媒体与社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③：《要解决校园血案的深层次原因》，http：//www.省略/01wzb/2010-05/18/content_1124212.htm

④引自范以锦的新浪微博：http：//t.省略/profile.php？uid=1339440642&page=2

⑤王卉：《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9）。

（张子娟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蒋建国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