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我们评选什么?

下一步，我们评选什么？

一场评选十大名山的活动，引起舆论波澜，千百年来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南岳、西岳不幸落选，古云“山不在高”被当成一句空话，山的名与不名完全取决于评选主办方聘请专家的举手表决，中国大地的命运已经变得越来越随意了。

评选之风，非自今日始。回想这许多年我们都评选出了一些什么，实在也太乱了，最先评选范围只限于演艺界。演艺界的十大评选创造了可喜的经济效益，于是许多商业操作趋之若鹜，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评选。任何领域，任何专业，任何范围，都可以开展十大评选，入选的一夜扬名，落选的，自然就要“继续努力争取”了。

对于生活中富有格局变化的事物，用评选的手段对受众做出引导，这或许不失为一种推介方式，譬如美女，今年美女，明年老了，又有新的美女露出水面，自然需要做些更新。再譬如什么金曲、银曲，老歌唱厌了，新歌人未识，通过评选制造效应，也无可非议。令人不解的是，评选扩大化，竟然要动摇国人几百年、上千年的共识，以民众不可理喻的标准，强行树立或者改变民众的传统认知，这就未必有什么意义了。

《人民日报》林希

南京的哥为何大骂经济学家?

一位在读的经济学研究生讲了自己经历的一件小事：不久前，他打的回家，谁知司机指着这位朋友身上印有该校商学院字样的衣服问：“你认识你们学院的某某吗？”这位朋友以为自己老师名气很大，路人皆知，随即回答说：“我还听过他的课呢？”不料，那位司机冲他嚷道：“以后见到某某的话，帮我带句话，以后他就是给双倍的钱我都不会拉他，并且我还会联合其他司机不拉他。”交谈中，那位司机表示他对这位经济学家在房地产方面的观点深为痛恨，认为他没有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上说话。“他和房地产开发商一个鼻孔出气，合伙误导老百姓买房。”

这两年的舆论界流行着一种现象，就是以批判经济学家为荣，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似乎把贫富差距拉大、国有资产流失、医疗改革失败、房地产市场泡沫飞扬等社会负面现象的根源都归结于经济学家，以至于现在听到出租车司机咬牙切齿地咒骂经济学家，都有一种理所应当的感觉。然而，为何在经济学家一直呼吁“理性回归”的背景下，反而遭到来自时评界乃至南京的哥的咒骂？

再结合前段日子矿难频频之际不少人对相关专家的质疑，就会发现所谓的“专家意见”正在从圣坛上走下来，而广大民众也从盲目迷信到质疑，甚至到恶语咒骂的地步。从“专家指导”到“专家误导”，说明了什么？到底是经济学家的研究进入了误区，还是人民大众在误解着经济学家？《江南时报》高明勇

由“录像”看针孔里的名节

一篇关于“李金斗遭‘录像’敲诈”的报道，因为事件涉及的人物是相声界里颇具声望的李金斗老师，还是在整个媒体圈里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这些苟苟且且的事情之所以能吸引大众的眼球，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名人效应吧。

李金斗受朋友邀请，在夜总会让小姐小小地按摩了一下，就让人用针孔摄像机拍了下来，并敲诈勒索80万，心里一定不爽。消息泄露，荣登娱乐头条并被渲染为有嫌疑，郁闷一定是大大的，我们姑且不评价他。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怎么又对人说，“当时喝的酒太多，还干没干别的记不清了”呢？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因此酒后失德――干脆说“酒后”吧，这种事发生的频率肯定不比“酒后驾车”低，并且“被抓”的可能性也不小――一个人脑袋不清爽的时候，就容易疏忽大意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不怀好意地揣测：李金斗老师这一次的的确确栽进了“针孔”里。

做人难，做名人更难，名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做起来难上加难。赵忠祥、黄健中已经中了埋伏，李金斗又遭遇了勒索，娱乐圈真是个大陷阱。所以像李金斗的那位朋友讲的：做人要谨慎，做名人更要谨慎。但是脚在河边走又总爱趟浑水，哪能不湿鞋呢？《生活日报》金中丽

美女是城市最好的名片

重庆十大名片新鲜出炉了。我为这则新闻叫好，特别是为美女、雄起、邹容选入城市名片而叫好！以往我们在选择城市的形象代表时，往往是选择“市花”、“市树”等物或者其他名胜古迹，但却忘记了城市生活的主体――人。其实，城市是人塑造的，城市也是为人而存在的，人才是城市最好的形象代表。

美女选入城市名片不等于将人物化，不等于是“出卖脸蛋儿”，宣传城市出产美女、宣传城市美女多，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一种对人自身价值欣赏的表现，也是敢于将美女当作一种审美艺术进行推介的表现。进一步说，将美女入选城市名片同样体现了提升城市的人文精神。美女入选城市名片当之无愧！《国际在线》杨涛

取消户籍限制，天塌不下来

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日前在中央综治办召开的流动人口会议上披露，公安部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这一消息，无疑再次激起人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期望。刘金国的此番讲话，是近年来公安部领导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最明确表态。从户籍制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尽快取消户籍限制已是大势所趋。

大多数城市管理者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不希望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他们经常提到的两个理由是，过早放开城市户籍会出现“城市病”，并挤压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

一些城市管理者对放开户籍的担忧，其实是出于他们的私心。城市管理者既能得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又不需要为此支付势将减损城市利益群体的当前福利，何乐而不为？

社会发展到今天，现有户籍制度的存在，在限制了人身自由、割裂了社会共识的同时，阻碍了社会的整合与良性运行，制约了人口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无论从制度的效率，还是从公平度来看，适应计划经济要求的户籍制度都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取消户籍限制，天不会塌下来。

《中国青年报》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