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基金之困

如果没有李连杰的大倒苦水，人们可能一直不会注意到壹基金如今所处的尴尬境地。

近日，壹基金创始人、“功夫皇帝”李连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时表示，由于没有一个“合法身份”，壹基金在向公众募款时只能借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没有独立的账户和公章。而正因为如此，壹基金潜力巨大的手机捐款平台受到严苛的限制，在操作上存在严重不便，远远无法实现李连杰最初设计的“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的理念。更严峻的问题是，如果基金性质的法律界定问题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身份尴尬的壹基金或许将面临中断的厄运。

这个由影视巨星发起创建中国红十字会协办的民间慈善基金虽然起步较晚，论资排辈比不上其他“老大哥”，但论及影响力和公信力，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创办三年来，壹基金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云南旱灾及舟曲泥石流等重大灾害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迅速成长为中国标志性的慈善组织。一旦壹基金因为身份问题不幸夭折，势必将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民间慈善事业造成重创。

李连杰的言论振聋发聩。中国民间慈善标杆有善始而难善终，引人深思。民间慈善，究竟路在何方?

举步维艰的壹基金

2007年4月19日，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博爱大使”的李连杰成立了壹基金。壹基金分别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美国和新加坡设立了办事机构。在中国大陆地区，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致力于传播公益文化，搭建公益平台，以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三年后，李连杰做客央视《面对面》栏目，首次坦言壹基金成立三年来的困境，并表示在目前现有的制度规则下，壹基金计划有可能面临中断。

李连杰在节目中表示：“这几年也压得快喘不过气来。我过去四五年都在求人，在银幕上在所有镜头面前到处求人。人家说你装孙子，我不是装孙子，我是真孙子。我鞠躬了四五年，但还是有好多梦想没有实现。”在随后与柴静的对答中，李连杰明确了这个“梦想”的内涵――呼吁建立健全相关慈善法律法规，呼吁更多更专业的人从事慈善事业以及慈善行业――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建议，壹基金可以作为试点项目，来率先“摸着石头过河”。

在发表这番思考的同时，李连杰用壹基金面临的尴尬来举例：作为私募基金的壹基金挂靠在有公募资格的中国红十字会名下，可借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募捐，做公募基金会的项目。虽然暂时能向公众募款，但没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只能使用中国红十字会的。所以，壹基金潜力巨大的手机平台捐款，因为账户的不独立而在操作上存在重大的不便，无法实现李连杰最初设计的“每人每月最少捐1元，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的理念。

这番言论被媒体解读为，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合约期限将到，且合作过程并不十分愉快，分手已成必然。不过，壹基金很快便对舆论观点进行了澄清，表示从来没有所谓的“三年之约”，壹基金一直与红十字会保持亲密的合作关系，目前一切运转顺利，下半年的诸多项目正在筹备中，“在做一切该我们做的事情，李先生的话是呼吁更多人关注慈善行业发展”。

“壹基金要做公募基金会，就一定会离开中国红十字会，双方已多次谈到分开。”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分手不是“离婚”，而是“嫁女”，壹基金成长起来了，中国红十字会把它嫁出去，让它成家立业。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尚未就此做出回应。

无论壹基金这番话是拨云见日还是欲盖弥彰，作为中国标杆性的民间慈善组织，壹基金的境遇仍值得我们关注。李连杰并非无病，这番诉苦恰恰折射出中国私募慈善基金的困境。事实上，与壹基金面临同样尴尬的是中国大多数民间慈善组织，由于缺乏主管部门的认可，他们的活动和经营也都面临着“断粮”的困境。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慈善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近年来，频繁的灾害使得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通道，颇具实力的民资为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李连杰口中的“基金性质”问题却给了踌躇满志，意在公益的一干众人当头棒喝。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基金会非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公募基金有权向公众募捐，而非公募基金无权向公众募捐。私募基金须通过挂靠公募基金的方式，经过上报审批等复杂流程，方可获得主管单位以委托人身份划拨的善款。

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目前我国的公益基金组织在程序上的确存在一定问题，“这需要政府和组织共同努力来解决”。

民间慈善机构募集资金难是一个普遍现象。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认为，只允许具有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公开募集资金，这本身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官办组织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但工作效率相对较低。”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壹基金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个案。募集资金难是所有民间慈善机构普遍遇到的一个难题。李连杰凭借着个人影响力，能够把壹基金带到一定高度，而那些“草根”组织和NGO(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境况却是步履维艰。

从一份山东省慈善总会办公室宣传部部长王忠本与媒体的访谈实录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民间公益事业所处的困境。

王忠本表示，除了国家批准的几家公募基金，山东省只有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有面向社会公众募款的权力。山东民间慈善组织募款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自身能力向有限的企业或个体募集，另一种是将项目计划、安排上报给慈善总会申请，慈善总会审核批准后，会以委托人的方式将所需要的善款划拨给这一组织。

“但山东地区前来申请善款的组织很少，”王忠本说，“也就是说，大多数民间慈善组织都在靠自身能力筹集善款。”他也坦言，即使是公募基金，善款募集之难都出乎人们的意料。

据了解，目前，山东的慈善基金会基本上都由企业捐赠或认捐的方式筹集而成，去年山东省此类基金的总规模达到了45亿元：然而，这看起来不小的数目，每年却只能拿出5％左右的份额用于慈善救助。“比如山东省银行业协会捐赠了5000万元，但是这部分钱还是要放在银行里，每年把通过吃利息或者购买理财产品的收益用于救助；而认捐的企业，如中国重汽集团认捐了1亿元，这笔本金还是要放到企业那里，企业每年拿出6％的利息来让我们运作，共持续5年时间，算下来实际捐了3000万元：”省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最近，“中国首善”陈光标高调宣布死后将捐出全部50亿财产用于慈善事业。然而，陈光标的50个亿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绝不可能仅仅依靠几个陈光标式的人物。更何况，民间如陈光标那样热情与实力兼存者又有几人?

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出于税金方面的考虑，以陈光标为代表的富豪们的捐款大多也流向了免税的公募基金。在社会捐款积极性不高的大背景下，为数不多的善款又主要流向公募基金，内外交困的私募基金遇冷看来在所难免。

行善门槛高不可攀

资金短缺之外，行善门槛高企也是民间慈善机构壮志难酬的原因。

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另外，根据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要成立社会团体，需面对非常严格的准入程序，经过复杂而严格的审批。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民间基金被批准成立，需要极强的公关能力和人脉关系，如果具备了较大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壹基金都拿不到公募基金的牌照，那大量民间慈善机构的转型更是无从谈起。

从目前来看，中国并没有民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先例。目前已有多家非公募基金会申请，希望能够转为公募基金会，但均未获审批。

在《面对面》采访中，李连杰以壹基金比作没有身份证的孩子，他说：“这三年这孩子起码还健健康康的，没出什么事，但是他没身份征”私募基金如何承接项目、法律结构是否清晰等，已经越来越受到希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更加专业透明化者的质疑。

或许借用它山之石可以为中同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作为全球慈善活动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拥有注册在案的慈善组织120万家。那么美国是如何管理这些组织的呢?

据了解，美国慈善组织注册比较简单，只需填写一份申请表，并月，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身份，使得更多的资金应用于慈善。但在中国，慈善组织注册主要是为了政府更好地进行管理。其次，美国的州政府和州检察长对慈善组织负有重要的监管责任。而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管是多头管理，效果并不理想。不过制度的改革绝非一日之功接近壹基金的人士告诉记者，从壹基金落户至今，李连杰一直希望能够做成公募基金，但在中国现有的政策下面临重重障碍。

据透露，今年年初，壹基金开始在民政部办理公募基金会申请程序，希望给壹基金一个独立合法的身份。

但目前，壹基金的公募基金会申请遭遇不顺。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称，他还不太清楚其中原因、但他猜测，对于拥有民间身份的壹基金来说，想要做像中华慈善总会那样涉及范围全面的公募基金会，而不是专于某个领域，审批难度会增大。

正如李连杰在《面对面》中提及，“每个人都觉得是好事，但还是没办法解决一些问题，这是比较费心的事情，所谓头发会白的事情”壹基金工作人员说，申请办公募基金会，这件事得到很多人鼓励，但事实上仍有些问题难以解决：

对此，壹基金公募基金会的申请最终能否审批下来，壹基金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仍在等待中。

税收等政策上的壁垒同样让私募基金头痛不已。

资料显示，西方国家的慈善捐款占GDP的比例一般在3％－5％之间，美国高达9％，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则低于0.5％。之前山东地区曾统计，该地区能够提供的慈善捐款大约在70亿元左右，但2009年山东各地慈善总会总的募款金额仅为9.5亿元，差距颇大。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张广通表示，民间慈善热度与税收优惠政策存在较大关联性西方发达国家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幅度普遍较大，如美国个人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率可以达到应纳税所得的50％，但我国目前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的扣税基数为不超过企业全年经营利润的12％，且手续办理复杂，山东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要想办理捐款退税，要通过50多道手续。

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人士告诉记者，公募与非公募现在正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之下。“如果有人想捐款，捐到公募组织中可以免税，捐到非公募组织则需要缴纳很高的税金，这就使得将近90％的资金流向了公募组织，这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制约”“不鼓励”政策

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底，我国共有基金会1800余家，其中公募基金会为991家，这里包括各省的红十字会。而非公募基金会从2004年第一家至今，已发展到800多家。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刘忠祥指出，这几年，公募基金会增长率远远低于非公募基金会增长，因为国家从政策上鼓励非公募基金会，而对公募基金会不抱鼓励态度。“99I家，这个数量已经够多的了。”

刘忠祥指出，因公募是向礼会募捐，基金会数量太多的话，可能会造成公众对慈善捐助的反感。

但刘忠祥也强调，并不是限制公募基金会发展，目前有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不占多数，因此，首先应让现有公募基金会发展好。如果有做得好的民间慈善组织想做公募基金会，还是可以通过的，并不是一棒子打死。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指出，我国的公募基金会不能从数量上衡量，而应以符合条件标准来衡量：“要做公募，就要符合行政管理标准。”

我国现有基金会才1800多家，与美国近10万的数量相比，相差甚远。其实，老百姓的慈善热情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一直是高速发展的。只是日益增长的热情却和现有的体制呈现出很大反差

目前我国公募基金为人诟病最多的，无疑是慈善捐款变相成为政府财政补贴。

在笔者接触过的慈善业内人士中，所有人都指出，已有的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是由政府各部门创办，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慈善本就属于民间的事，应该还归于民间。”徐永光认为，慈善由政府来做，是政府的越位行为。政府自己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就会造成监管缺位：公募基金会长期保持官办色彩，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政府会利用其行政权力进行捐赠摊派，这是经常出现的被慈善和被捐赠现象：而慈善机构一旦有行政级别，那么，慈善机构的官员首先就是对政府负责，“为保护乌纱帽，肯定要听政府的。”

另外，经常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来做慈善，这种慈善组织就不是以透明度和资金管理效率来取胜，造成了慈善产业内部的不公平竞争。在这种体制下，很多公募基金会就经常不把保护捐赠人的情绪、尊重捐赠人的权利放在最重要位置，不利于激发公众的慈善热情，也不利于慈善文化的传播。

对此，王忠本表示，慈善市场管理、运作机制有待完善。目前《慈善法》还没有出台，只有《基金会管理条例》，而这对市场本身只有指导作用，却没有法律约束性。“慈善总会的善款使用情况，每季度、每年都会有专门的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并在媒体上公布。显然，一些民间慈善组织还达不到这样的清晰程度。”王忠本认为，这主要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组织本身缺乏这方面意识，同时也有主管部门的问题。

此前，号称规模达83亿元的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成立时，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唐骏曾公开表示，将用半年之后的审计报告证实新华都基金会的透明与清向。但是数月过后，这一时间点又被“一年以后”所代替。对于这个时间变化，唐骏没有作出解释。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所示，对新华都这样规模的基金会，现有的硬性监管措施只有一项――基金会需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交年度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并在指定报刊上刊发。

“日常信息公开只能重在自律。但现状是，一些在地方注册的基金会，从来不公开其财报，年检也并不严格。”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曾如此表态。

“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非公募基金会监管更严格。”邓国胜说，因为市场会淘汰没有公信力的公募基金会，而非公募基金会由于缺乏公众的监督，反而更需要政府的监管。虽然非公募基金会没有用公众的钱，但它享受了减免税的待遇，因此，不仅出资人，包括政府、媒体和社会，都应该加强对基金会的监督。

组织了包括《基金会管理条例》在内的公益慈善领域法规制定的北大法学院院外导师朱卫国认为，在硬件技术层面上的监管并不困难，困难在于谁来分析处理全国共计近千余家基金会的短周期账目，监管方自身必须具备执行监督的公信力。

公募基金亟需“去行政化”

李连杰壹基金的公募基金会申请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目前无从得知。但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指出，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公募基金会只能官办，但民间慈善组织要申请成立公募基金会却不容易。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便是为数不多的民办公募基金会。为了筹办这个基金会，德高望重的魏久明、李启民、袁正光三位老人奔走了10余年。基金会终于在今年初获得公募身份。但三位老人多年在国务院、团中央、科协等国家机关工作的背景也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

中国的慈善何时能真正回归民间?慈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首先须让现有公募基金会去行政化。而后，公募基金会要么发达，要么衰落。只有经过不断洗牌，优胜劣汰，才能促进慈善行业健康发展。

基金会行政化是指基金会存在行政级别，工作人员由政府提供工资。

邓国胜称，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说，去行政化基金会失去的是政府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得到的却是民间做慈善的活力。

罕见的案例便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成功。10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业务主管部门――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取消行政级别。

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称，在取消行政级别前，受行政级别等因素影响，基金会无法自由引进人才，政策、方向、执行等都要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制。工作人员也仗着铁饭碗，工作积极性不强。

而现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像企业一样运作，理事会可以招聘适合基金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士，人才优胜劣汰，员工充满活力。中国扶贫基金会每年募集的善款数额，从10年前的一两千万，上升到现在的6个亿。

“10年时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管理、项目创新、透明度等方面，已成为了行业内的标杆。”邓国胜说道。

慈善回归民间的另一个好处，是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在美国，非盈利组织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10％，中国的却只占服务业就业率的0.3％。

王振耀指出，目前新注册的基金会是按新一套规范管理的，不存在行政化一说，而老的公募基金会，有的也已去行政化，因此，不能以它过去的经历来评判它，而要看它现在的状况，“我特别怕有随意性”。

值得关注的是，被搁置许久的《慈善法》立法终将“千呼万唤始出来”。7月29日至30日，国务院法制办在苏州召开了中英慈善立法研讨会。会议消息透露，慈善法草案已初步成型，并上报国务院法制办，其内容主要在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志愿服务、慈善信托、境外慈善组织在华活动的管理以及扶持与奖励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而这或许正是李连杰是时发声的真正原因。“困难一直存在，但壹基金不会真的中断。李连杰此番诉苦，主要是希望借助《慈善法》立法之机，推进个人申请建立公募基金会在立法中的可能性”一位接近壹基金的人士指出，壹基金希望能够成为首家有公募资格的转型基金会。

事实上，除壹基金外，中国的民间组织也对《慈善法》立法进展十分关注。但至今为止，除官方外，公众并不知晓立法具体内容。2010年9月10日，在北京爱之行研究所召开的《慈善法》立法研讨会上。北京益仁平、爱之行等多家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呼吁政府开门立法。

“《慈善法》与民间组织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对它的进展有所了解，政府也应该听听我们的声音。”北京益仁平中心总协调人于方强在研讨会上呼吁。

壹基金事件折射出民间慈善的无奈和苦涩，但从积极的意义来看，它同时再次将世人的目光聚集中国慈善行业，关注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和中国慈善法律法规的改革。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随着《慈善法》正式出台日期将近，壹基金们能够获得官方认可颁发的“身份证”，与官方背景公募基金展开公平竞争。只有引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中国慈善事业才能进发勃勃生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景，或许那时，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事业中重要一环的中国慈善事业才能真正进入规范、透明、公平并且快速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