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视野下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摘 要］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经典的老电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电影界的最高水准。该片通过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惨经历，真实反映了抗战前后十年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迁，被誉为一部史诗性的经典影片。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在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普通民众民族意识觉醒的历程以及当时腐化堕落的特权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尖锐矛盾，以期加深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场景的认知。

［关键词］ 抗战；民族意识；社会批判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经典的老电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电影界的最高水准。该片在上海上映之时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连续放映时间长达3个月之久，观众人数达70万余，创下1949年前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对此，剧作家田汉曾评论“在中国电影界今天这样贫弱简陋的物质条件下，而有这样成就，算是电影工作者最高的成就了。”［1］

影片通过展现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惨经历，将片中的各色人物视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真实反映了抗战前后10年期间社会各阶层不同的精神面貌。由于该片是在战争刚结束之时所拍，无论导演还是演员都将自己在战争中的个人经历很好地融入影片细节中，使得该片成为反映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社会深刻变化的典型案例。这无疑给研究者提供了较佳的视角，本文试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通过分析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的嬗变历程以及当时腐化堕落的特权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尖锐矛盾，以期加深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复杂状况的认知。

普通民众民族意识的嬗变

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该民族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2］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之中，救亡图存逐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在长达十四年的反侵略战争中，日寇的入侵不仅给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对国人的心理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它激起了炽热的民族情感，更激发了反抗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觉醒。正是这种空前觉醒的民族意识促使抗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从小人物的悲惨遭遇中透视民族的苦难，展现了民族危机严重的历史背景下普通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抗战救国成为影片最为鲜明的主旋律。这种浓厚的时代色彩与编导蔡楚生“电影报国”的观念及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蔡楚生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拍摄了一部取材于一•二八事变反映上海民众浴血抗战的故事片《共赴国难》。抗战全面爆发后，蔡楚生积极投身于反抗日寇侵略的斗争，先后拍摄了《血溅宝山城》(1938)、《游击进行曲》(1938)、《孤岛天堂》(1939)和《前程万里》(1940)四部抗日主题的电影。1941年5月，蔡楚生发表了著名的《电影界的关头》一文，呼吁电影界同仁：“要在求团结、进步、抗战中负起我们‘电影报国’的任务，直至把日寇驱逐出我们的国境！……愿我们大家都拿出对国族和艺术的良心来，争取做一个‘人’，起而扫荡日寇对我们电影界的这种毒辣的阴谋！”［3］其抗日爱国热忱昭然若揭。蔡楚生也因此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不得已夹在难民队伍中，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逃难的日子里，他亲眼目睹了下层民众遭受的苦难与屈辱，内心充满了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战后，蔡楚生将逃难经历融入影片的情节之中，艺术地表现了不畏抵御强敌的民族精神。

女主人公素芬是编导着力表现的人物，她是千万下层民众的代表，其心理变化反映了普通民众民族意识嬗变的历程。影片的开始，素芬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工，安于现状、固守本分，对时事政治并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这种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在下层民众中广泛存在。男主人公夜校教师张忠良是一位典型的爱国知识青年，关心时事，宣传抗日主张，痛斥日寇的侵略行径，积极投身于各种抗日救亡的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沦陷。丧权辱国的厄运极大地刺激了张忠良等爱国知识青年的心理。在一次工人聚会上，张忠良激动地讲道：“这几年以来，受不了压迫的人们，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自动地在东北结合起来，要把侵略者打出去”，呼吁大家“都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捐钱援助东北义勇军”。这不仅是一种个人心态的表露，也是整个民族心理的真实写照。受张忠良影响，原本政治意识淡薄的素芬开始明白了国难当头唯有抗战救国的道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不断被激发出来。与此同时，素芬与忠良二人互生情愫。素芬的勤劳善良、温良贤淑吸引了忠良。忠良的爱国情怀也令素芬心生崇敬。最终通过爱情婚姻的方式，知识青年忠良完成了对普通民众素芬的政治启蒙。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忠良在一起的日子里，素芬虽然也参与种种抗日救亡运动，如八一三期间为前线士兵缝补衣物等。但这并非缘于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的主动行为，而主要是受到忠良的影响，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感召。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像忠良一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战前及抗战初期成为救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深深地影响了素芬所代表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及现实原因，此时的觉醒更多地表现为外力作用的结果，而非源自主体本身内部的因素。

只有在忠良离开之后，素芬才开始真正成熟起来。她不仅独立支撑起整个家庭，也成为婆婆及幼子的精神支柱。战争带来灾难，灾难促使觉醒。正是在巨大的民族灾难中，民众迅速觉醒。抗战初期，普通民众对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及长期性显然估计不足。面对日军的肆意暴行，逆来顺受，懦弱的传统民族心理中的负面因素开始显现出严重的缺陷。历史上长期的愚民政治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也造就了一般民众的惰性心理，而日伪的欺骗宣传也麻痹了部分沦陷区民众的民族意识。面对日军的疯狂暴行，素芬、张母、张老爹以及其他的村民更多表现为顺从忍让，很少意识到要进行斗争反抗。忍耐所带来的只能是日军更加放肆的欺凌，张老爹因向日军要求减少征粮，被残忍杀害。终于，苟且偷生的民族心理被日军到了极端，直至忍无可忍，激发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激情与民族心理的巨变。

当然素芬并非完美女性，反抗精神较弱，缺乏独立的品格。面对另觅新欢的丈夫，她无力抗争，无处控诉，最终选择了自杀。蔡楚生并不是要将其塑造成敢于挑战命运的“新女性”，影片中的“素芬”只是历史上千万普通女性的真实写照。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也在八年抗战中逐渐内化为自身的主体性认识。他们像素芬一样饱受创伤，把仇恨埋在心底苦苦煎熬，等待胜利的到来。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不仅是一个弱国在战争中可以借助的最为深厚的力量，也是抗日战争最根本的获胜力量。

鲜明的社会批判：腐化堕落的特权阶层与忍辱负重的普通民众

社会批判“需要借助对现实的真实描绘，揭示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从而起到正确的评价和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4］。经历八年抗战，编导蔡楚生对国内的阶级现状和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也自觉地通过电影的艺术形式，进行鲜明的社会批判。蔡楚生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谈到：“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这话的含义我体会到了。我天天在难民生活的洪流里滚，受到血的教育，比我在上海十里洋场受的教育不知深刻多少倍！这要拍成电影多么震撼人心！这十万难民是个铁的证明，证明反动政府腐败透顶。”［3］实践这一理念的作品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在颂扬中华民族反抗斗争精神的同时，运用一系列的对比手法，对于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普通民众寄予了无限同情，对腐化堕落的特权阶层进行了猛烈批判，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抗战时期，下层的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后方的奸商政客却大发国难财，奢侈成风，腐化堕落。当时的报纸曾揭露：“面对着生活贫困的状态，我们居然还能看到上层分子的任意挥霍，大兴土木，高官厚禄，恬不知耻。迎新送旧、婚寿喜庆更是不惜大张筵席，极尽罗掘之能事。”①影片运用了对比手法，加大了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批判力度。忠良到了大后方之后，逐渐堕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当他花天酒地、左拥右抱、翩翩起舞时，素芬母子被日本鬼子赶入冰冷的水沟中苦熬；当他在酒楼觥筹交错时，妻儿老母流落街头忍饥挨饿；当他将千里迢迢寄来的家信撕碎时，素芬正仰望明月苦苦思念着他乡的丈夫。运用这些对比镜头使得影片的情感冲突力被大大强化。素芬相信抗战胜利之后，忠良就会回来，一家人就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这成为她忍辱负重、艰难生活的强大精神支柱。然而素芬没有想到，胜利以后，不仅生活上难以为继，还要面对负心的丈夫。素芬支撑多年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最后只能含愤投江。

沉重的战争苦难没有打垮素芬的精神意志，然而堕落负心的忠良却成为对其致命的一击。素芬的悲愤绝望，实际上反映了当年下层民众“盼胜利，想胜利，胜利来了一场梦”的悲观失望情绪。影片结尾，张母望着滔滔不绝的江水，满腔悲愤地哭喊道：“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场戏可以称得上是收尾的“点睛之笔”。据说，拍戏时导演蔡楚生对饰演张母的演员说：“你是代表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控诉这吃人肉、吮人血的世界，你要哭得痛彻心扉才行！”［1］精彩的表演让导演很是满意。

影片批判的对象不仅是张忠良之流，他只不过是依附特权阶层的小人物，更主要的是批判以庞浩公为代表的特权阶层。人们会很自然地去思考作为一个商人，他何以能如此有钱有势？事实上，庞浩公等人的大靠山正是政府。早在抗战时期，内就已盛行。当时的《大公报》坦言官僚上任之后，最要紧的事情是抓钱，对于公事敷衍应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毫无工作效率可言。②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的“接收”变成了“劫收”，官员每到一地，竞相抢夺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时人讥讽为“五子登科”。影片中张忠良战后作为接收大员，不仅“接收”大批“敌产”，甚至“接收”了汉奸的妻子。这正是历史真实的缩影。研究者普遍认为的最终“不仅是军事上的，中国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5］

注释：

① 《新蜀报》，1944年2月12日。

② 《大公报》，1944年1月24日。

［参考文献］

［1］ 袁成亮.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前后［J］.百年潮,2008(08).

［2］ 游国斌.民族心理的嬗变与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J］.宁德师专学报,1998(04).

［3］ 李亦中.蔡楚生与抗战电影［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1).

［4］ 张松滨.论蔡楚生电影的中和之美［J］.文化学刊,2010(02).

［5］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270.

［作者简介］ 经先静(1979― )，女，江苏徐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上海杉达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