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视域下的政治史研究途径

社会视角下的政治史:两个个案的简要分析

在上述的对社会史定义的讨论中，无论是哪种观点，似乎都回避了政治史。而笔者愚见，无论是整体的社会史还是区域的社会史亦或是其他社会史，它们更多的是史学研究的一种视角而已，一种方法而已，它并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我们不需要将它们之间的界限划得如此泾渭分明，这样的话恐会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甚至造成研究的僵化，类似我们三大高潮、事件的革命史观叙事模式。而政治史和社会史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联系的，正是“两者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区域以及任何历史侧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和研究这种联系为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扩展了研究空间和找到了结合点。”［7］王笛的《街头文化》一书是这种社会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史学理念的最好的诠释，其对成都街头的市民文化作了历史学的最佳描述，他的研究对象是下层民众，但不仅是单纯地描述下层民众的生活的历史，而是注重在清末民初这个大背景下，在当时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的下层民众、地方精英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这是将政治史和社会史进行结合的典范，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我们惊叹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而美国汉学大师孔飞力的著作———《叫魂》更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让人百看不厌，为之拍案叫绝。孔飞力有意选取了处在清盛世时期———乾隆中期———发生在江南地区的割辫叫魂引发的巫术恐慌这一奇诡而又简单的政治案件，通过对它的分析，“清理出封建专制皇帝与封建官僚结构、皇帝独断与官僚常规化的权力之间的交叉关系，它不但是一个政治上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经济上的重要问题……如果不懂得或不理睬上述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辩证统一关系，就很难弄清楚清朝一代的各种事实以及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和典章制度等。”［8］另外在笔者看来，乾隆中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时段，它表明作为统治者的满族，在统治了华夏100多年之后，仍然神经异常敏感脆弱。孔飞力和王笛都将国家社会这个很大的主题放到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去考察，从某个层面的社会史最后上升到整个国家政治层面的历史，将政治史和社会史作了很好的结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路径或称政治—社会史史学研究的视角。徐永志认为，“政治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将更多地关注政治现象在社会诸系统、诸层面之间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并在以往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将更加关注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大众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心理等问题。总之，政治社会史是以政治为视角切入社会，让政治史的研究更加贴近社会，真实而生动。”［9］他期待“政治社会史最终将与先后兴起的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经济社会史等共同恢复于社会历史的整体性与宏观结构。”［9］显而易见，他更倾向于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角度的历史理解。当下的研究非常提倡多学科的交流与渗透，很多学者都倾向于将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引入到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来。而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路径与此类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笔者所认为的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并不仅仅在于过多注重于政治学理论的运用，笔者还是更倾向于历史学方法本身的叙事模式，只是以社会史的自下而上的视角来重写政治史，转换为一种更为灵活、开放的视角。还以《叫魂》为例，赵世瑜评价道:“在社会史这里，或者说与传统的政治史不同的是，‘政治’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脱离具体历史情境和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框架，而是立足于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的一个个‘叫魂案’”［2］。易言之，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史，“叫魂”给了我们思路，不管它本身还存在哪些不足，但其开创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有这样才算找回了政治史的灵魂。

对政治社会史的一些思考

中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她的历史是复杂的，深厚的、多变的、单纯的政治史的描述是无法还原一个生动真实的中国的。所以我们必须借助于社会史这个研究视角，既要借助于宏观的政治史，也要着眼于微观的社会史。柯文认为中国是复杂的，所以应该对中国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析，剖析得越细越好，“即使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堆农民”［10］188，“在等级结构的每一层次，直到最低层次，都有自己的上层分子———也就是说都有社会阶层的区分”［10］188。简言之，如果将历史过于注重对典章制度，重要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描述，而忽略或轻视对底层，对民众，对各个阶层的分析，那么历史就失去了其最鲜活的一面，历史成了很死板的东西，让人感觉食之无味，而又弃之可惜。社会史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正如赵世瑜所说“我们已经看到艾尔曼把思想史、黄宗智把法制史研究与社会史融合的努力，我们也看到国内学者近年来对社会—文化史或经济—社会史的倡导，尽管后者还缺乏实践上的证明，但都可以说明社会史研究的开放性。”［2］笔者在文中所提出的政治社会史即是这种开放性里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将社会史融入到政治史的研究中去，可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众所周知，自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几乎都以一种僵化的政治史叙事模式来解释，它突出表现为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事件的革命史叙事脉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全面性、复杂性、生动性显然未能全部纳入这一历史研究框架。正如柯文所说的，“即使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堆农民”。因此这种狭隘的革命史观叙事模式在当今越来越深入的史学研究中显得不合时宜。有鉴于此，我们必须重提研究近代以来的社会史，切忌因噎废食，人为地造成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二元对立。关于社会史将何去何从，愚以为最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很多学者所呼吁的“重提政治史研究”［3］。正如赵世瑜所说的，社会史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实际上，历史学研究本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如今我们提倡多学科交叉，这是应该的且是必要的。不过有一点我们须高度重视，我们在提倡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同时，应用了各种的科学方法，堆砌了个各式的专业术语，而历史学最本真的东西———语言———却面目全非了?太史公的《史记》流传千古，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是赞扬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还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著作。而如今我们的史学出版物，读来令人感觉艰辛晦涩，枯燥无味，这是我们在史学发展、史学革命的今天需要注意、值得反思的一件事。传统的政治史叙事范式，对问题缺乏解释能力，过于注重于善恶、好坏、忠奸的这种简单的道德价值判断式的描述，对历史事件的本质分析得不够，对历史事件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解释得不够，这是它的一个缺陷。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叙事范式实质上也没有摆脱这个宿命，将中国漫长的复杂的厚重的历史套进农民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框架里，纵然有其新奇之处，但实质上是解释不了问题的，而且这也违背了唯物史观的真谛。尤其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更是复杂无比，风云诡辩，以所谓的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事件来解释这一段历史，显得贫乏无力，有一种营养不良的感觉。因此，我们必须引入社会史，将政治史和社会史有效地结合起来。在社会史的视角下去重新研究政治史，但也不是要去取代政治史，而是要取长补短，互为补充，使得历史充满血肉。孔飞力、王笛等一些史学家已经在努力做了，并且做得很好，而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上述论断仅是笔者对当前社会史的发展走向的一点思考和愚见，希冀能为已是三十而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微薄的建议，笔者期待着更为成熟、更为开放的社会史研究。

作者：徐文 李贞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