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管理实践中的制度及法律缺陷

当前现金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基于业务竞争需要，各金融机构普遍对现金管理认识不足，排斥性、被动性管理特征突出。二是缺乏统一、规范的内部管理及操作制度。各金融机构针对现金管理制定的内控制度门类众多，局限性较大。三是未能按规定认真核定开户单位现金库存限额并开展检查。四是制度执行不完善，导致大额现金支付越权审批、未经有权人审批和未登记报送人民银行备案等漏批、漏报现象时有发生。五是大额现金审批权限设置不一，有的金融机构授权过大。如有的金融机构现金管理员审批权限高达50万元，部门负责人的审批权限甚至高达200万元。六是现金管理人员配备不到位，不配备专职现金管理人员，个别机构甚至兼职人员还配备不足。另外，非现金消费与结算环境的不完善也是制约现金管理有效性、导致现金交易增大的突出问题。

以上问题客观上体现了现金管理实践中的金融因素，但从深层看，现金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制度的缺陷和滞后，也是影响现金管理实施效果的一大成因。

制度及法律缺陷

目前，我国适用于现金管理的法律法规大致为：《中国人民银行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责任人的行政处分规定》、《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规定》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由于以上法律法规大都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规定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当前现金管理工作的要求。

实行现金库存限额管理已不适应经济多元化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现金库存实行限额控制已十分困难：一是市场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且日趋扩张，银行账户增长迅猛。二是商贸活动日益活跃，现金交易出口及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三是储蓄现金收支的主渠道作用凸显强烈。据贵州省黔东南州金融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储蓄现金收支一直呈直线攀升趋势，2006年占全部现金收支的比重已接近80%，而开户单位发生的现金收支总量在逐渐缩小。由此可见，在当前现实环境下，继续实行现金库存限额管理不仅可控性差，而且不利于实现现金管理的控制目标。

法规及制度规范存在突出的滞后性。一是转账结算起点低。《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1000元转账结算起点与当前经济发展与用现需求不相匹配。二是制度设置缺位，机构间操控差异较大。由于没有统一而明晰的大额现金分级审批权限标准，机构间权限设定标准宽严不一。三是现金支取没有上限额度限定，形成了上限“敞口”。四是缺乏对部分违规行为的处罚条款，造成了基层人民银行在现金管理检查中行政处罚定性难与实施难的问题。五是《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仍沿用一些传统称谓或术语，不符合现行规范要求。

部分处罚条文执行性不强。一是法律行政处罚条文单一，额度过高，实际执行难。《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人民银行对银行业机构及其他单位和个人违反“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条款。这一规定除了所指情节宽泛、不具体，容易带来界定上的困难外，高额罚款也给人民银行基层机构的执行带来现实问题。二是对银行业机构违规责任人的行政及纪律处分超越了人民银行行政处理权限。如《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关于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责任人的行政处分规定》等给予人民银行对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的银行业机构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相应的行政处理和纪律处分的权力，超越了各级人民银行的行政执法权力，因而在实践中实际执行效力较弱。

完善制度及立法的建议

取消现金库存限额管理，将现金管理法规和制度的重点控制环节调整到银行业机构。实践表明，由于人员短缺、认识淡化、经济主体发展迅猛及操控难度增大等因素，目前人民银行、开户银行对开户单位和个人在现金库存方面的管理与检查流于形式，开户单位与个人的现金库存和“坐支”现象实际处于无管理、无检查的“真空”状态。因此，应改革现行的现金库存限额管理模式，取消现金库存限额和“坐支”控制，将现金管理控制方向集中转向开户银行。

完善管理法规及制度，规范现金管理行为。一是调整转账结算起点。为配合反洗钱工作的开展，根据当前经济发展与市场用现情况，转账结算起点可上调至5000元，并增加现金支取的上限额度设定。二是从法规或制度上统一银行业机构现金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领导的大额现金分级审批权限，解决现金管理中机构之间执行标准宽严不一等问题。三是将大额现金越权审批、漏批、漏登、漏报、超额度支现等情节及处罚纳入法规，并对不适用的处罚条款进行修订和调整，从立法层面提升行政处罚条文的权威性和可执行性，解决现金检查中行政处罚依据不足的问题。四是修改《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不符合现行规范要求的传统称谓。

重新修订行政处罚条文，使之更具可执行性。（作者单位：人民银行贵州省黔东南州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