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变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应对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受到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困扰，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增长的运行态势。但不可否认，受到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放缓，以及国内持续的通货膨胀和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未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经济增长面临许多挑战。

一、我国经济增长中外部需求因素的冲击

近期从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冲击因素看，主要是外需的不确定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于金融危机后几大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行动，去杠杆化将会使得经济增长低于过去的平均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量化宽松的政策，推动了石油等国际能源价格上涨，进而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清理干净，美国和欧洲等国经济的潜在风险还在加大。此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进行过估计，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贷款损失在500亿～1000亿美元之间，一些经济学家业通过测算得出结论，如果全部损失由美国来承担的话，将会拖累其经济下滑1％左右。如果经济损失由美国、欧洲和日本来分担的话，则会使世界经济增长降低0.4％。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需的支撑，如果美欧日这些中国注意的贸易合作伙伴陷入衰退，则中国经济的进程将受到极大的阻力。虽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和日本等国迅速采取了救市措施，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预期，保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但是应该注意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从金融部门向实体部门扩散深化之中。如美国出现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和失业率增加的现象，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正在影响美国消费的增长，美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的势头并不显著。反观欧元区和日本，相同的问题同样存在，尤其是日本的核辐射和地震等问题将拖累日本经济进入一个较长的缓和期。此外，在美元贬值预期的驱动下，以石油和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国际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价格接连飞涨，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已屡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美国经济可能在高油价的影响下在趋于减速，并进而波及欧洲和日本，世界经济面临下行的危险。另外，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问题也威胁世界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在世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我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外部冲击将大大增加。

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上升的大环境下，这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有限，如资本账户仍然受到管制等，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不大，金融机构直接的风险暴露较低，投资人并未出现美国那样严重的金融恐慌现象。但普遍存在的对未来中经济放缓和企业盈利降低的预期，影响了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投资者的心理和情绪，这从我国2010年初即显现的股市震荡格局可窥一斑。2010年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10％的增长，但当年A股市场的涨幅却位居全球倒数第三位，两者严重不匹配。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政策效应已经逐步消退，而作为一个出口依赖型经济体，我国出口依存度约为36％，其中40％以上的出口面向欧洲和美国，这导致世界经济的放缓势必将使我国进出口受到这些国家经济减速的影响。如2011年2月份我国进出口出现了罕见的逆差现象，表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同时，出口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可能的汇率加速升值、国内人力等生产成本增加以及其他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可能会被不断加速提升的生产率所抵消。例如企业盈利主要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制造业部门，美欧日等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前景，可能会降低社会对制造业等出口部门的投资的意愿，再传递到整个宏观经济层面。

总的来说，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相对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可以预料，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一波三折，受到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欧元区经济明显减速、日本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叠加，将使中国出口受到的负面影响在未来快速放大。近期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由于成本上升压力和人民币升值加速，出口增速已经开始出现下降。而尽管受到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因素的影响，进口额却仍然表现为增速，并超过出口。出口的大幅减速以及进口的增速，使我国从2011年1月份的贸易顺差显著下滑，直接进展到2月末的贸易逆差，未来经济陷入低迷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这无疑敲响了警钟。总的来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不解决增长模式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国内的内需在中期不承担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则外部需求的减少将使得经济发展通过依赖于出口拉动的模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势头将难以抑制。

二、正确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

2010年以来，国内通货膨胀和通涨预期呈加剧趋势，CPI指数节节上升，全年上升的速度超过了此前政府设定的3％目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4.9％，2月份CPI同比上涨4.9％，3月份同比涨5.4％，物价全面上涨的势头已经显现出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环比上升，以及由于央行未能充分提高利率所导致的负利率局面的持续，带来了通胀预期的强化这资产价格的泡沫，通常而言，通胀持续时间越长，居民的通胀预期就会越强，通胀的治理难度也会越大。应该注意到，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强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国出现较高的通胀率已有一年时间，目前居民的通胀预期不但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螺旋式通胀的某些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不采取主动措施，指望短期内通胀白行回落不切实际。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在没有大规模的产出缺口和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过长时间维持负利率和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将带来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的繁衍，导致资源错配和资产泡沫。这不仅对政府稳定物价和抑制房地产价格的目标不利，将来对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危害更是难以估量，必须积极应对。

造成此轮通涨的原因各方都有不同看法，如货币型、输入型、结构型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汇率改革不到位和货币发行过量所致，在通涨的表现形式上，政府部门则强调是短期和结构性通涨，为了找到解决的方案，有必要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结构性通胀的说法，有观点认为，鉴于自2010年以来CPI的上涨主要由于食品价格加速上涨所致，可以认为本轮通胀是结构性通胀。但事实上通胀本身指的是价格持续而全面的上涨，部分价格的上涨并不能称为通胀，如若只有食品价格的上涨，那么还不能称为是通胀已经发生。因为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使居民增大对其消费的同时减少其他物品的消费，从而对别的商品价格产生下行压力。结构性通胀指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不同而导致物价持续攀升的压力，而不是指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因而这种解释从学理上讲不通。而输入型通胀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传导到国内，造成了通胀。但实际上，国际原材料、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内生于中国国内需求，因为中国对于精炼铜、

原铝、石油铁矿石的消费量在全球总量中占据一个较大的比重。由于我国对资源和其它初级产品的需求占国际市场总需求的比重较高，中国对资源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总需求，对国际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的需求对国际产品价格产生上行压力，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产品价格。一个直观的表达是，我国产品价格的变化规律与香港那样的小型经济体完全不同，不能套用输入型通胀的说法。本文认为，成本推动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最重要原因，现行通涨是基于成本推动型的通涨。引起成本推动的原因是多重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类要素成本将会上升，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从整个宏观面来讲，我国正在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成本推动的压力趋于加大。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人均GDP超3000美元以后，多种生产要素价格走势都出现了拐点，价格的提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土地价格、能源、资源包括水资源价格都在大幅上升，但最典型的还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均GDP提高后将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会有相应的上升，特别是现行《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其他要素成本也存在同样的趋势。其次，我国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离市场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的状况还普遍存在。比如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在上涨，目前已经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但由于价格管制，国内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成品油价格，导致炼油环节出现亏损，政府只好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保持炼油企业的积极性。为了控制物价涨幅，我国对粮食、成品油、电力、天然气、公共交通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实施严格管制，实际上，由于广泛存在的价格管制，目前的通胀数据并没有完全反映市场中实际的物价上涨要求。可以想象，一旦价格放开，这一局面将发生重大转变，这必将最终引起企业的成本加大，并进一步传导到物价上来。此外，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导致初级产品进入一个成本上升的周期，粮食、原油、铁矿石等价格已经进入周期性的上升阶段。目前在我国对外开放度已经较高，初级产品对外依赖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国内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总的来说，我国未来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着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这是推动我国目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对付的因素。

当然，也应注意到，国内货币环境的过度宽松，目前过多的货币存最和央行超发的大量货币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要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必须消除背后的货币基础。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高涨，土地财政的观念还未淡化，通胀预期的强化可能引来资本流入的增加，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将日趋严重，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以便防止在未来中国经济的硬着陆。

三、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内外两大挑战：一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高企导致的压力，二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转型的压力。两大挑战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都蕴含着积极的结构性变迁。目前在以防通涨成为宏观经济主要政策目标的形势下，从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数度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但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一些问题。首先，从紧货币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上效果有限。面对当前货币存量过多，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要素价格上升为主要触发点导致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和有效性。虽然从金融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从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央行也数度上调了存款准备金政策，并借助于中央银行票据等数最型货币政策工具回收市场流动性，但价格型政策手段的相对缺失，仍然使货币政策的效果暂时没有体现出来。其次，现行宏观经济政策中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并不到位。实际上财政政策可在控制通货膨胀中进行反向操作，宽松的财政政策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成本。一方面，通过减税措施可以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公众生活水平的冲击。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具有增加供给和调整结构两大功效，可以为今后的经济竞争力奠定基础，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尤其是面对汇率升值可能导致的产业竞争力下降问题，通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实施结构调整已是不得不为的政策抉择。

从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着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前实际情况人手，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一些新的问题，并在政策手段上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如面对通货膨胀问题，有效遏制通胀所应采取的措施，政策选项有人民币升值、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行政性价格管制等。但在当前我国经济工作已经以防范通胀预期进一步强化为主要目标的局面下，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增长应是当务之急。这需要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而其中的权衡取舍则是对货币政策制定者智慧的考验。鉴于短期内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货币当局应合理发挥从紧货币政策的作用，立即采取价格型工具在内的政策措施，稳定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防止前期通胀的传递和扩散效应加剧未来的价格快速上涨。考虑到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前期货币超发基础，必须尽早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价格的管制。如果能管住货币，价格将有升有降，但如果在调整价格的同时不管住货币，则可能引发全面通涨。目前，由于世界金融形势动荡，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利率杠杆调节国内总需求的空间受到压制，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侧重于数量型工具。实际上自2010年以来央行多次使用准备金、央票等数量工具，而利率这一价格工具使用较少，正是对中美利率倒挂局面倒逼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受限的合理反应和权衡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政府还同时采取了一些价格干预措施，以抑制物价上涨、保持价格平稳、调控预期。对此，可以初步判断：价格干预阻碍了对生产者增加生产的价格信号的传导，政策的可维持性相对较差。价格干预加大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损害，这对于经济环境的优化弊大于利。诸如价格干预及额度等行政措施不宜过多，而且不宜长期使用。同时，价格干预措施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为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保证市场的供应而采取，还应坚持以市场经济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当价格干预措施同市场条件及宏观经济政策相悖时，要在较长的时期维持这一措施比较困难。另外，鉴于世界经济形势不明朗，从紧货币政策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应该说，中央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这样来解读，即我国当前既存在着防范通胀的压力，也存在防止经济下滑的压力。面对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我们应做好两手准备，既要防止价格持续上涨，也要防止经济增速回落过猛。但防止价格持续上涨，还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目前，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经济增长存在着回落的可能性。从外部来看，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充分暴露出来，主要经济体所受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显露，外部需求继续下滑的可能性在增大，外部需求有可能进一步收缩。从内部来考察，房地产调控，人民币仍然存在着较大升值压力，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可能降低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二是通货膨胀存在着继续恶化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仍较为广泛，粮价还存在上涨的压力，外部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因素在强化等。综合前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成果，考虑到现有货币政策工具在调控中存在政策时滞的现实，下一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考虑转入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共同发挥作用的阶段。也即是说，在货币政策工具需要充分使用所有的工具手段的同时，需要突出财政政策在下一轮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位置，发挥财政政策对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作用。总之，我国当前变化多端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不可怕，危机中也有机会，可怕的是不及时因应以对，错估形势或选错政策，进而失去合理利用经济形势变化，实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的绝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