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德焦虑催生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践行何以可能

[作者简介] 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伦理学.

[摘要] 道德焦虑产生道德耻感，道德耻感能有效催生人之道德良知，道德良知能唤醒人对非道德行为的追悔，进而产生对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内驱力，敦促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与逆向耻感文化均能有效催生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从正面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耻感则是从反面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关键词] 道德焦虑；耻感；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

[中图分类号] B82-0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102―04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有诸多策略：榜样示范和道德焦虑都能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从正面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焦虑则是从逆向刺激道德主体的内心世界产生道德耻感，进而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能促使道德主体产生一种见贤思齐的道德践行内驱力；道德焦虑是道德主体就自身的不良行为与他人的榜样行为进行比对，进而反求诸己，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并在内心世界产生逆向耻感，从而激发道德主体产生践行道德文化的内驱力。道德焦虑与逆向耻感是一对孪生兄弟，道德主体的道德焦虑系耻感产生的前提，道德焦虑是逆向耻感的必然结果。由此，由逆向耻感而产生的道德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逆向耻感是人内心世界对其行为的不合乎德性的不满而由此而产生的道德焦虑。逆向耻感也是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其终极价值在于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学术界鲜有人认为耻感文化能催生道德文化的践行，笔者认为，由道德焦虑所产生的逆向耻感亦能催生道德主体对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逆向耻感催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逻辑线索为：道德焦虑逆向耻感唤醒人的道德良知对非道德行为的追悔实现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以下就耻感文化的内涵、道德焦虑与道德耻感之间的关系，道德焦虑如何提升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展开。

一耻之内涵及其两个层面

研究道德耻感对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必然要先了解“耻”。“耻”在辞海中注释为“羞愧之心”， [1]即“耻”的基本涵义为耻辱、羞愧之意。从道德情感来说，“耻”是道德主体在做道德选择之时，深感自身道德素质不及一般、或者是尚未达到心目中已有的道德水准之要求，由此而产生所谓的羞愧之心、羞辱之耻，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耻”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因之，道德耻感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属于积极的道德情感，这种积极的道德情感来自于人之内心对道德败坏的愤怒，因为“耻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2]，并由此而表现出积极的道德情感。这种“内向的愤怒”虽然无言，但却是道德主体内心真实情感的写照。不仅如此，耻感还是人类积极的、向上的、稳定的道德情感。耻感可分为对“耻”的认知，以及由认知而产生的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亦即“羞耻感”。耻感分为两个逻辑过程：即先知其耻，而后羞耻。曾云莺教授认为：“耻感可分为知耻感和羞耻感：知耻感是指个体在了解了耻辱内涵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耻辱自觉的规避和抵制；羞耻感是指个体因自己的言行或品质不符合社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而产生的一种否定的情感体验。”[3]从曾教授对耻感的分类可知：知耻是知，羞耻则是自己在践行道德文化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前者偏向于知，后者则偏向于行，二者有一定的区分。基于此，罗国杰先生认为“知耻之心是道德自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知耻之心是道德自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4]此处所言的“耻”主要是偏向为“知”，也即对道德知识的把握；而羞耻感则与之不同，所谓羞耻感主要是指在外界行为的刺激之下所产生的一种对道德文化的反思，表现为道德主体的道德焦虑，是道德主体本身的良知与现实的道德践履不一致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体现的是外界道德践履与自身道德良知的差异。诚如王建敏先生所言：“羞耻感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自我反省、良知惊醒的普遍意义，……具有道德自律性与道德良知性。”[5]道德主体缘何自我反省，原因就在于外界客体对其本身的刺激，从而引发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的反思，由反思而产生道德焦虑。由此，羞耻感侧重于道德耻感的动态方面，而知耻感则侧重于静态。从动态角度所谈及的羞耻感更容易引起道德焦虑，由于理想的道德人格与其本身人格的差距甚大，故此，道德主体容易产生道德焦虑，由道德焦虑产生道德耻感，因为道德焦虑与道德耻感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正是由于这种必然的联系，促使道德耻感有效促进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二道德焦虑引发道德耻感

道德耻感是一种内在的积极的道德情感，它能有效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焦虑是耻感产生的前提条件，即是说，有了道德焦虑，然后才有耻感，有耻感催生人之道德良知，并因之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主体因道德焦虑而最终做出善的选择，这种选择既包括善的道德理念的选择，同时亦包括道德行为的抉择。可见，道德文化现代践行中的道德焦虑与耻感是紧密相联的。那么，道德耻感与道德焦虑在何种意义上相联，他们之间的“动力因”表现何在？这必须从道德焦虑谈起。

道德焦虑是道德主体在面临道德自由选择的情境之时，因道德主体自己的道德水准、行为规则与外界环境比对之时存在着差距，进而在人的内心世界产生矛盾与冲突，于是在这种情境之下有了道德耻感；道德主体因为道德耻感，于是“有了羞愧，感到内疚，才能进行道德反思” [6]。道德主体羞愧、感到内疚，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境界或者行为表现和社会上提倡的公认的道德标准存在着差距，从而引发道德主体对道德良知进行追问，导致道德主体产生道德耻感。也即“道德焦虑是指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就会产生良心谴责、内疚感和羞耻感。”[7]道德主体的道德焦虑，使道德主体内心世界产生内疚，它是道德耻感之动因；道德主体之所以出现道德焦虑，原因在于道德主体面临道德规范之时所作出的艰难抉择。由此看出，道德焦虑是原因，耻感是其结果，二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

就因果层面来说，道德焦虑是道德耻感产生的必然原因。此外，道德焦虑还是道德主体在面临自由选择之时所遇到的道德抉择困境，因为“焦虑是个人面临自由选择时，所必然存在的现象”。[8] 道德主体有进行选择的自由，但这种自由选择有时候会出现自己的道德水准和社会的道德标准不一致的情况，由此道德主体必然产生道德焦虑。当然，人的这种自由选择与人的自我意识密切关联，因为只有具备自由意志的人才能有自我选择的意愿。“人一旦形成了自我意识就会有独立的倾向和选择自己生活的意愿，焦虑也就会随之出现”[9]。人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就决定他有自由抉择的基本权利，在面临道德困境之时，道德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巨大差距，道德主体由此产生道德焦虑。故此，道德焦虑的产生与人的意识是紧密相联的，没有道德意识的人是不会产生道德焦虑的。比如说小孩，他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在道德意识萌发之前，他是不会产生道德焦虑的。“自我意识尚未形成的儿童，只有恐惧而无焦虑可言。”[10]离开人的意识，就没有了道德焦虑；道德焦虑不复存在，由道德焦虑所产生的道德耻感亦将不复存在，因之，由道德焦虑所催生的传统道德文化践行亦将不复存在。道德焦虑是道德主体“对其所信奉的道德信条产生疑虑，产生道德冲突而又没有能力作出道德选择时所产生的情绪状态” [11]。道德主体本来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目标与自身的选择相去甚远，基于此，道德主体就会引发道德焦虑。由此，道德焦虑是一种道德情感，这种情感与道德耻感紧密相关，道德耻感关涉到道德主体的理想、信念。“焦虑是由情感联结引起的，不是生理遗传症，也不是实验性神经症，而是与个人生存的基本价值如理想和信念等有关。”[12]道德焦虑和道德耻感一样，并非人先天就具有的属性，而是人在后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具有后天性。道德焦虑和道德耻感不仅具有后天性，而且还与人的心理活动紧密相关。

三道德焦虑引发耻感唤醒良知

以利道德文化的践行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道德焦虑容易引发人产生耻感，道德焦虑之人容易产生对道德文化的追悔，对道德文化的追悔容易使人发现良知，进而践行传统的道德文化。

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不能离开人类的道德耻感。因为耻感首先是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动力之源，这种动力之源正好源自于人之道德焦虑。故此，由道德焦虑所产生的道德耻感是人类行为的遮羞布，是人类道德灵魂的撼动器。舍勒说：“羞耻不仅是人身体的遮蔽物，而且是人灵魂的天然罩衣。”[13]道德焦虑是人内心世界弥足珍贵的“发动机”，能有效催生人对优秀道德文化的忧虑与反省。由道德焦虑所引发的道德耻感更是体现人的一种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是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道德情感，至少不是一种消极的道德情感。汤因比先生说：“耻感是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14]耻感是对已发生的非道德行为的追悔、反思。因之，羞耻有益于道德主体内心世界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反思道德文化，表现为积极的、上进的道德情感，正如日本学者白石浩一说：“羞耻心是人类情绪的精华”，“羞耻心的存在，能够阻止人类免于堕落，……进而促使人类的向上心。”[15]故此，羞耻感是道德主体积极的、向上的道德情感，它能催人奋进，是道德主体不断地向更高的道德境界迈进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能有效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羞耻感是人们行善改过的情感动力”[16]。具备耻感之人，就能在内心世界形成道德焦虑，并因自己的行为或者道德境界与优秀的道德标准的差距而感到不安，从而催生人们不断反思，改过自新，不断向善。从耻感文化能催生人们积极向上、改过自新的角度而言，耻感文化是一种善的文化，积极的文化。耻感文化能催生人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境界，不断走向高尚，故此，具备耻感文化之人应该是善的。“羞耻正如怜悯一样，虽不是一种德性，但就其表示一个人因具有羞耻之情，而会产生过高尚生活的欲望而言，亦可以说是善的。”[17]就人之德性而言，道德耻感并非是一件坏事，是善的源头与动力。

知耻并非为恶，而是善念的凸显。这种善的表现并不在于耻本身，而是由耻感之后的道德追悔所表现出来，这种耻感文化来自于焦虑，而“焦虑是指当人类视为与其生存同等重要的某种价值观遭遇威胁时所作出的反应。”[18]因之，在道德层面，当道德主体面临道德困境之时，首先会产生道德焦虑，继而产生耻辱；道德焦虑可促使人扬善去恶，它是人向善的内驱力，“焦虑在产生道德方面居功至伟。”[19]此言恰当阐释了适度的道德焦虑可促使人增长其德性，那么缘何适度的道德焦虑能促使人增长德性？其原因在于人内心世界的道德耻感以及由耻感而起的道德追悔。道德焦虑是“对可知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20]道德焦虑是道德耻感的前提与基础，因为有道德焦虑，所以才有对过去非道德行为的追悔。追悔不但是对生命的赎罪，更是对道德灵魂的拯救。道德主体因自己的行为与外界道德标准相去甚远，在进行道德自由选择时，产生道德焦虑，道德焦虑促使人之内心世界产生耻感，因耻感而追悔，追悔乃人之善良本心的外显，是人之道德良知的呈现，良心发现，使人能进一步产生践行道德文化的内驱力。故此，由道德焦虑而产生的追悔、悔恨在道德主体的重建层面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有学者甚至认为悔恨“是灵魂自我治愈的一种形式，甚至是重新恢复灵魂失去的力量的唯一途径”[21]。由于悔恨，最终能促使道德主体呈现其道德良知，使良知“坎陷”变为良知呈现。鉴于人之良心呈现，人之道德良知的外显最终促使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良心主要有两种成分，其一是由一些道德情感组成的，例如焦虑、罪感和悔恨；其二是由行为组成的，包括节制自己、抵制诱惑和执行社会要求等方面。”[22]由此可知，良知既涵盖了焦虑和悔恨，同时还包括了人的行为，正是在良知之行的敦促之下，道德主体既能节制自己，同时亦能抵制诱惑，并能慎独执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可见，良心在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性、权力、金钱、政治、饮食、学业成就、种族态度、亲戚关系和多种多样的其他得失和活动中，良心都将对人施以痛苦的打击。良心似乎能与人的生活和行为的所有方面为难，在其周围荡起内疚的涟漪” [23]，在良知的作用下，道德主体在进行道德选择时，会在内心产生焦虑，由焦虑而产生羞耻感，对自己的非道德行为进行反思，并因之进行内心反省、自我谴责，从而促使自己产生践行传统道德文化的内驱力，并最终实现优秀道德文化的践行。比如就孝文化而言，对父母的不孝，不孝者本人可能会因为他人的指责、非议而感到道德焦虑，焦虑之后感到羞耻，于是不孝者的内心世界将会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追悔，这种道德追悔将促使道德主体不断进行自我反省，不断反问自己的道德良知。因之，就有焦虑耻辱良知追悔等逻辑线索的出现，不孝之人不断地进行道德反思，进行自我良知的发问，最终促使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在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中，道德良知的作用不可小觑。卢梭高度重视良知的基本价值，他说：“良心啊！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失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24]良知是一种先天的本能，本身是纯善无恶的，良知是促使人心向善的源动力，是人之道德践行的内驱力。“良心会给行恶者带来烦恼，折磨与难过，鞭笞，责备；相反的，对行善者而言，良心是安慰，快慰，幸福与平安的泉源。”良心是“我们做坏事的监视人，好事的防卫者” [25]。良知在促使人践行道德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其他任何外部强制力量。“良心这机能安放在我们心中，为的是要管辖我们的正当的主宰，为的是去指导并调节一切下等的根性、情绪以及行为动机，这是良心的权柄和职司。它的权威就是这样神圣。”[26]良心是道德行为的反省器，是传统道德文化践行的助推器。并因之而导致道德行为的最终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