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高级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因为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要不要产业政策”变成学术界的焦点。

我认为：第一，中国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都需要产业政策，而且要把产业政策整得高级一些；第二，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不仅有产业政策，而且非常明确，比如，放松金融监管就是金融危机之前近40年最明确的产业政策，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重新反思，重新加强了金融监管，这同样是明确的产业政策。

所以，中国不是不需要产业政策，而是需要高级的产业政策，需要能够支撑长远经济战略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产业政策。正因中国的产业政策过于针对具体产业，结果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且也使得政府管得越来越细，不该花的钱越花越多。更严重的是，产业政策失灵，而且多变。

可以看到，全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制定最有效、最科学的有两个国家：美国和德国。当苏联解体，美国独大于世之后，其确定了全球性的美国经济战略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当中，美国认定自己必须站在最尖端产业――金融，通过金融资本控制整个实体产业；同时，对所有产业都注重人才培育、技术研发、新品设计、标准制定和终端市场等。正因为这样的战略，其所有宏观政策、产业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战略目标设计、规划、执行和不断地修正，数十年如一日地完善、坚持，不断改进，于是，构建了一整套长期控制全球经济并获得超额收益的“经济机制”。

德国也一样。它确立了实体经济为本的基本国策和站在装备工业最高端经济战略。于是，德国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也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战略展开。除了构建具有强大背景的德意志银行――这一垄断机构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之外，我们看到德国国内金融都很安静，坚守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根本，坚持金融市场更多生成资本这一过程。同时，利用方方面面的政策让社会更加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比如在德国，租房是房地产市场的主体，租金的提高受到政府严格管制，这使得劳动力收入诉求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得到有效控制。这样的情况还体现在政府的能源政策、资源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用工、养老、医疗政策等。

所以，中国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还是中观产业政策都缺少两大核心要素：其一，缺少明晰的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其二，缺少“万变不离战略”的“经济机制”构建。中国这些年的改革更多的是在强调“体制改革”，但忽视“经济机制”的建设。我认为，“体制改革”必要，但如果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经济机制”配合，“体制改革”不仅无效，而且会给经济带来大乱子。这是我们这些年总是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中不断反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产业政策往往失效的关键所在。

坚持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原因就是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具有更加明确的战略方向，并使改革措施更加系统化，更加能够从“经济政策的制定”转向“经济机制的建设”。

（作者系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