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Vp+Np1+的+Np2”歧义结构语感倾向研究看问卷调查和语频分析

[摘要]很多学者利用语频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Vp+Np1+的+Np2”歧义结构的语感倾向，但却得出不同的结论，由此反映出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文章在指出这些问题的同时，进一步研究制约“Vp+Np1+的+Np2”歧义结构语感倾向的因素。

[关键词]语感倾向；语频效应；问卷调查

[作者简介]梁晓玲，哈尔滨师范大学呼兰学院讲师，黑龙江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哈尔滨150500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2―0167―03

一、引 言

语频分析和问卷调查是现代语言研究中运用得非常广泛的两种方法。很多研究语言学的文章以及硕士、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运用过这两种方法。

问卷调查指的是利用问卷的方式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语频分析是指语用频率效应研究，“语用”指词语及句式(有时也包括语素)在语言中的运用，“语用频率”指词语及句式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中运用的次数，“语用频率效应”指因词语及句式在语用中出现次数的多寡而对语言的意义、结构等产生的不同影响。

“Vp+Np1+的+Np2”歧义结构是一个经典歧义结构(如咬死了猎人的狗)，最早分析这种歧义结构的是熙先生，他利用层次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这种结构的成因及分化方法。其后，很多学者又从其他的角度研究这种结构，本文涉及的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这种歧义结构的语感倾向性。

二、问题的提出

很多学者在文章中都谈到了“Vp+Np1+的+Np2”这一歧义结构的语感倾向问题，如邹韶华、张亚旭、张厚粲、舒华、尤庆学、李峰等。这些学者在研究“Vp+Np1+的+Np2”歧义结构的语感倾向问题时，都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并运用语频进行解释，但结论却大不相同。笔者打算探讨一下各位学者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并阐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三、“Vp+Npl+的+Np2"歧义结构语感倾向研究与问卷调查方法

在研究“Vp+Np1+的+Np2”这一结构的歧义问题时，李峰先生和尤庆学先生同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调查的例子中，都有相同的一个短语：“热爱人民的军队”，但结论正好相反。李调查了20个人，被调查者都是广播电视系统的节目主持人。具体例子是X1“热爱人民的军队”，x2“牵着小王的手”，调查结果如下：对X1，18人认为是动宾结构，1人认为可以是动宾结构也可以是偏正结构，1人认为是偏正结构。对X2，19人认为是动宾结构，1人认为是偏正结构。由此李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当一个“X”有Y、Z两种意义时，按照人们通常理解占优势的这一语感特点，来确定“X”是“Y”或者是“Z”。对于有歧义的“Vp+Np1+的+Np2”结构，人们的语感倾向于动宾[1]。尤调查了50人。第一个例子是“热爱人民的军队”，首选“动宾”的16人，首选“定中”的31人，有3人认为二者可以同时选择。另一个例子是“喜欢李芳的老师”，首选“动宾”的19人，首选“定中”的28人，有3人认为二者可以同时选择。尤先生得出的结论是：“vp+Np1+的+Np2”的歧义句例语感上明显倾向于首选定中义2。

对于“Vp+Np1+的+Np2”歧义结构的语感倾向的研究，不同人得出不同结论，是很正常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相同的一个短语(“热爱人民的军队”)，同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却得出相反的结果，(动宾、定中之比：李为18：1，尤为16：31)，这就使我们对这一方法不得不产生怀疑，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更让人怀疑。

参照以上学者的方法，笔者设计了一个更加原始的问卷，即列出四个歧义短语，然后让被调查者在每个短语后写出他的头脑中最先产生的意义。为了便于统计，笔者调查了正好100个中文系本科一年级的学生。调查结果整理如下(参见表1)：

从表l来看，对于例3、例4两个实例，人们在理解的时候，有明显的倾向性。对于例1、例2两个实例，人们在理解的时候，倾向性不是太明显的。由此可见，“Vp+Np1+的+Np2”这种歧义结构，具体的句例不同，那么第一语感倾向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能笼统地说这种结构总的语感倾向是什么，李先生和尤先生分别根据两个短语的调查而得出结论，恐怕都不太合适。也就是说，在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时，一定要注意问卷的设计，既要考虑调查内容的全面，又要考虑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张亚旭先生等根据意义的相对合理性，首先把“Vp+Np1+的+Np2”结构的歧义短语分为均衡型、偏正型和述宾型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述宾型是语感上明显倾向于动宾的，偏正型是语感上明显倾向于定中的，而均衡型是从语感上很难判断出倾向于哪一种。张先生利用心理实验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均衡型歧义短语在语感上也倾向于定中[3]。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例1、例2两个实例，大致相当于张的“均衡型”，对于这两个例子，人们的语感略倾向于定中，与张的心理实验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当。

四、“Vp+Np1+的+Np2"歧义结构语感倾向和语频效应

关于“Vp+Np1+的+Np2”歧义结构语感倾向，邹韶华先生和张亚旭等先生的观点正好相反，邹先生认为，从总体上看，人们的语感中倾向于把一个“Vp+Np1+的+Np2”结构总体上看作是动宾关系，他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的例子是“牵着小王的手”，调查人数10人，其中9人分析为动宾关系[4]。而张先生等根据意义的相对合理性，首先把“Vp+Np1+的+Np2”结构的歧义短语分为均衡型、偏正型和述宾型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述宾型是语感上明显倾向于动宾的，偏正型是语感上明显倾向于定中的，而均衡型从语感上很难判断出倾向于哪一种。张先生利用心理实验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均衡型歧义短语在语感上也倾向于定中[3]

邹先生和张亚旭等先生为了解释自己的观点，都运用了语频效应理论。他们都调查了1000个“Vp+Np1+的+Np2”结构的短语。邹先生采用人工的方法，调查的语料是《人民文学》1986年第l期的第1页至第4期的33页。调查结果是，“Vp+Np1+的+Np2”结构的短语在语用中实际用作动宾和实际用作定中的比例为7：3141。张先生利用语料库进行调查，随机抽取了1000个这种结构的无歧义的短语，结果这1000个短语中动宾结构和定中结构的比例是3：7[3]。二者的结果正相反。

目前，关于这一结构的语感倾向问题，观点相

反的不仅限于这两位学者，就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跟邹先生观点一致的还有李峰先生，与张亚旭先生等观点一致的还有尤庆学先生，周治金著的《汉语歧义消解过程的研究》一书中也引用了张亚旭先生的观点。

另外，戴黎刚先生的最新研究表明，人们在认知“Vp+Np1+的+Np2”这样的歧义格式时，语感上明显倾向于选择定中结构，即Vp总是先跟Np1搭配构成动宾结构，再跟Np2搭配构成偏正结构。他的用例是“热爱人民的军队”、“打死敌人的队长”，根据调查统计，约85％的人首选定中结构，约15％的人首选动宾结构[5]。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分别采用人工调查和语料库调查的方法，调查了3000个“Vp+Np1+的+Np2”结构的短语，人工调查语料来自《上海第三、四届(1994―1995、1996―1997)“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获奖作品集》和《2002中国最佳中篇小说》(辽宁人民出版社，王蒙主编，林建法选编)共16篇中篇小说，从中找出1000个“Vp+Np1+的+Np2”结构的短语。这1000个短语的动宾与定中的比例大约是7：3，也就是说和邹先生的调查结果大体相同。

语料库调查是利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开发的CCRL检索工具检索了约145万字的语料库，这个语料库中的语料包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人民日报社论。其中小说和报告文学约77万字，检索出1000条“Vp+Np1+的+Np2”结构的短语，动宾结构的630条，定中结构的370条，比例约为1．7：1。散文约34万字，检索出500条“Vp+Npl+的+Np2”结构的短语，动宾结构的为313条，定中结构的187条，比例约为1．7：1。议论文约34万字，检索出500条“Vp+Npl+的+Np2”结构的短语，动宾结构的293，定中结构的207条，比例约为1．4：1。从语料库中检索出的2000条"Vp+Npl+的+Np2"结构的短语中，动宾结构的总数为1236条，定中结构的764条，总的比例约为1．6：1。这2000条短语中有歧义的短语59条，在原文本中属于动宾结构的53条，属于定中结构的6条。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不论是哪种文体，对于“Vp+Np1+的+Np2”结构的短语来说，都是动宾结构的语用频率高一些，定中结构的语用频率低一些。但是，这并不能证明，“Vp+Np1+的+Np2”结构的歧义短语的语感倾向是动宾的。上文已经说过，“Vp+Np1+的+Np2”这种歧义结构，具体的句例不同，那么第一语感倾向是不一样的，不能笼统地说这种结构总的语感倾向是什么。对于倾向性不明显的歧义短语，人们的语感倾向于定中。而在语用中，出现频率高的却是动宾结构。

可见，语频效应理论不能解释“Vp+Np1+的+Np2”歧义结构语感倾向问题。虽然语频效应是一种非常好的语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研究中使用频率极高，但它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它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同时，运用语频效应理论时，也要注意所用语料的语体的全面性，以免以偏概全。比如张亚旭等先生所选的1000条短语中，定中多于动宾，而笔者检索到的3000条短语中，动宾多于定中。这也许与所选语料的语体有关。

五、余论

李晋霞在《制约“V双+N双”优先理解方式的因素》一文中列举了16种制约歧义结构优先度的原因，她认为“有些‘V双+N双’采取何种优先理解方式以社会常识为标准，反映社会常态的理解方式是优先理解方式”[6]。这条原则同样适合我们。张亚旭在实验中也做了“事件典型性评定”，即考察“歧义短语不同结构所对应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性或合理性”[3]。也就是说，在语用中出现的相对频率及符合生活常识的相对程度，是决定“Vp+Np1+的+Np2”歧义结构语感倾向的重要因素，如果两种理解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及使用频率相差悬殊，那么，这个短语的语感倾向就会很明显，如“拉着小王的手”和“怠慢客人的孩子”；如果两种理解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及使用频率相差无几，那么，我们很难判断出语感的倾向性，如“热爱人民的军队”。

那么，这些倾向性不明显的歧义短语的语感倾向的制约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仍是说法不一，张亚旭先生用“动词论题结构与语义完整性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从动词论题结构来看，“Vp+Np1+的+Np2”如果按偏正结构分析，那么，它在语义上是完整的，而倘若按述宾结构分析，它在语义上则是不完整的。以“关心学校的教师”为例，如果按偏正结构分析，那么，除了构成动词内部论题结构的动词“关心”和动词受事(由“学校”来充当)之外，它还包含了构成动词外部论题结构的重要成分，即动词施事“教师”。如果按述宾结构分析，该短语则仅仅提供了构成动词内部论题结构的成分，而未提供构成动词外部论题结构的成分，即动词施事[3]。尤庆学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Vp+Np1+的+Np2”的歧义句例语感上明显倾向于首选定中义，这可能是由于动宾义的语义结构不如定中义完整，语义自足能力弱一些。动宾义语义结构缺主语，而定中义的NP2是NP1的潜主语7。戴黎刚的解释是：在“Vp+Np1+的+Np2”的结构中，因为Np1在线性序列中的位置比较接近Vp，而Np2与Vp相隔较远，根据思维的一般原则即人的思维总是趋向于从简单到复杂、从近到远、从直接到间接的原则，这样一来Np1就比Np2容易跟Vp搭配起来[5]。笔者认为，张的“语义完整性理论”还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参考文献]

[1]李峰．论歧义的制约[J]．新疆社科论坛，1994，(3)．

[2]尤庆学．歧义度的调查与分析[J]．汉语学习，2000，(5)．

[3]张亚旭，张厚粲，舒华．汉语偏正／述宾歧义短语加工初探[J]．心理学报，2000，(1)．

[4]邹韶华．语用频率效应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载黎刚．现代汉语歧义研究述评[J]．北方论丛，2004，(3)．

[6]李晋霞．制约“V双+N双”优先理解方式的因素[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1)．

[7]尤庆学．汉语歧义研究综述[J]．汉语学习，2001，(4)．

*本文在写作中运用了北京语言大学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的CCRL检索软件，并得到宋柔先生和樊太志先生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