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大学校长沙利文复职的背后

摘要：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特丽莎·沙利文于2012年6月10日在校董会压力下被迫宣布辞职，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美国高等教育界乃至全美引发争论。在来自校园、社会、政界以及媒体的多方压力下，董事会两周之后召开特别会议并以全票通过恢复沙利文的职务。文章从此案例入手，分析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其受到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办学和治理的方针和原则等。

关键词：公立研究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美国；校长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特丽莎·沙利文于2012年6月10日被迫宣布辞职，两周后，经校董会特别会议全票通过恢复职务。这场戏剧化的人事动荡反映了崇尚“商业化运作”的大学校董会与持“传统治校”观点的校长办学理念之间的大冲撞，揭示了美国公立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也引发了美高教界对公立大学改革方向的大讨论。

一、沙利文“被辞职”及复职概述

沙利文是弗吉尼亚大学第八任校长，也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2012年6月初，弗吉尼亚大学校董会主席瑞格斯及个别成员以校长沙利文的“渐进式”管理风格无法满足学校发展需求为由，在未经全体会议讨论的情况下劝校长沙利文下台。6月10日，瑞格斯通过电子邮件向师生、家长及校友宣布，“由于理念上的不同，校董会与沙利文达成一致，决定沙利文从8月15日起不再担任弗吉尼亚大学校长一职”。此时，沙利文仅在校长任上22个月。

“被辞职”事件在弗吉尼亚校园、高教界乃至美国社会引发强烈反应。《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要媒体高度关注事态进展，连续在头版刊载长篇报道；校园内几乎每天都有各种规模的师生抗议活动，学生、教授和校友还在脸谱网和推特网上设立了“为沙利文校长请愿”“改革弗吉尼亚大学校董会”群，实时有关信息；教授群体多数表达“震惊和失望”，部分明星教授辞职以示不满；教工代表委员会高度肯定沙利文的工作，对校董会投出不信任票，要求校董会主要成员辞职；10个学院的院长及招生办公室主任校董会，要求考虑恢复沙利文的职务；州长鲍勃·麦克唐纳致信校董会，要求要么尽快做出最后决定，要么全体辞职。

迫于各方压力，校董会于6月26日下午召开全体会议，主导“被辞职”事件的瑞格斯率先投票“毫不含糊的同意（unequivocal　yes）”沙利文复职，其后校董会所有成员全票通过恢复沙利文的职务。特别会议全程对公众开放，并在网络上全程直播。

二、弗吉尼亚大学校董会简介

从弗吉尼亚大学的管理制度设计来看，作为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的校董会（Board　of　Visitors）[1]、作为董事会决策的执行者的校长和教工代表委员会（Faculty　Senate，又称“学术评议会”，作为学术事务的共同体）共同构成大学管理的核心制衡架构。

校董会负责遴选校长、确定学校的长远规划并批准学校的政策和预算。其成员由州长任命，任期4年，可连任1届。校董会由16名具有投票权的代表和1名不具投票权的学生代表组成，具体遵循以下原则：至少13人为弗吉尼亚州居民；居住在该州以外的校友不得超过3人；至少11人为该校校友。一旦出现空缺，校友委员会负责向州长提出3人建议名单，但州长有权从名单之外选择最终人选。

弗吉尼亚大学现任校董会成员中包括房地产开发商、煤业大亨等商界精英，多数成员为政治宣传活动的有力支持者，只有4位有高等教育从业经验。现任主席瑞格斯为房地产开发商，2008年被上一届州长任命为董事会成员。2012年7月1日，现任州长麦克唐纳任命瑞格斯连任校董会主席。

三、“沙利文事件”的原因分析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克表示，局外人可能永远无法明了沙利文校长被迫辞职背后的具体原因，此事为美国高等教育界敲响了警钟。

第一，政治因素“隐秘地”干预了校长的“被辞职”与复职。随着美国公立大学的校董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富商作为其成员，校董会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密歇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认为，公立大学的校董会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曾担任弗吉尼亚大学校长达20年之久的前任校长约翰·卡斯丁表示，对州长的政治贡献已经成为选择校董会成员的重要因素。乔治·华盛顿大学名誉校长斯蒂芬·特拉亨伯格则指出，由于校董会成员由专业人士、商界精英以及在政界有关系的人组成，某些时候政治因素会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他呼吁校董会成员能够摒弃政党之争，从保持学校的学术活力、稳定及优秀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分析“沙利文事件”的整个过程，州长本人虽然极力撇清与此事件的关系，“那些以有限的事实推测其中政治原因的政界领导人，请闭嘴。”但他本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有消息称，沙利文被校董会“驱逐”的主要原因是反对州长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大学不许用学费发放助学金，理由是联邦及州层面都有贫困学生救济计划，大学没有权力让一部分学生交学费养活另外一部分学生。州长本人在宣布沙利文辞职的当天即发表声明称：“相信校董会能主持全面、认真的遴选，为弗吉尼亚大学校长这个重要而富有声望的职位选出合适的人员。”　对于他是否支持恢复沙利文职务，他表示“那不是我的工作，我不会告诉别人怎么去投票”。当民意和舆论达到顶点后，他于6月22日致信校董会，“希望你们于26日给出最后决定，否则我将要求校董会于27日全体辞职。”沙利文复职后，他又任命校董会主席瑞格斯连任。

第二，校董会与校长的治校理念之争。首先是就管理模式和发展速度的争议。沙利文认为“公司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不适用于大学”，“渐进改革”并不意味着缺乏远见。以主席瑞格斯为首的部分校董会成员则不断强调，他们希望的是“大胆的”而非“逐渐的”改变，“希望弗吉尼亚大学成为领导者，而非追随者。高等教育做出渐进改革的日子已经结束，也应该结束”。他们认为大学在运作方式上发生了类似商业组织的行为，校长必须及时做出相关决策，为学校的发展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员、学生甚至校友参加讨论并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才决策的做法。其次是关于学校发展模式的争议。通过目前双方公布的信息来看，主要是是否通过在线课程降低学校运营开支的争议。校董会部分成员希望沙利文砍掉一些传统专业，如德语、经典文学，增加在线学位课程，以节省开支。他们认为包括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在内的一批美国著名高校正在发展其“在线教育”战略，弗吉尼亚大学落在了后面。沙利文则认为传统学科不可动摇，它们奠定了大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沙利文同时对在线学位课程不抱积极态度，美高教界目前对在线学位课程的质量也有颇多争议。

四、美国公立大学所面临的危机及相关反思

（一）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危机

“沙利文事件”并非孤立，它反映了美国公立大学所面临的危机及校长们所面对的发展窘境。就在“沙利文事件”发生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俄勒冈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因校长与校董会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出现校长“被辞退”或主动宣布辞职的案例。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杰若米·苏芮认为，当一流的大学无法保持其领导层的相对稳定时，说明整个高教系统已面临危机。美国全国学术协会主席皮特·伍德甚至表示，“沙利文事件”可以看作是美国公立高等教育泡沫崩溃的前兆。

归纳起来，美国高教界普遍认为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面临如下挑战：

第一，经费投入减少，使大学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投入方式正在悄悄地从公共资助向私人资助转变。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的最新统计，1986-2011年，美国公立大学获得的生均州政府拨款（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下降了24%，其中在10个州，生均拨款的降幅为30%～48%。以弗吉尼亚大学为例，2012-2013年度州政府的拨款将降至学校总预算的5.6%，而1989-1990年度此数字为26.2%。经费压力严重影响到公立大学的质量和竞争力，加上管理成本日益升高、教职员工工资多年未见上涨、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减少以及公众和政界对公立大学的抨击，美国部分公立大学出现士气低迷以及信心不足的现象。

第二，问责压力增加，大学与政府、民众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在竞争日益加剧而经费日益减少的环境中，公众和政界对公立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控制开支，增加招生，改善管理，提高质量和毕业率。为应对政府和公众的问责压力，大学必须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产出效率，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用最短的时间培育最多的学生；积极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有效地竞争可获得的资源。更多人对高等教育持有利己主义的观点，对高等教育缺乏耐心，要求能够快速见效。这种“缺乏耐心”充分体现在近年来大学校长任期长短和个人背景的变化上，据统计，目前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职期为7年，比2006年的8.5年有所下降；很多校长在任期内被迫下台。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校长来自非学术机构。2011年，具有非学术机构背景的大学校长比例为20%，而5年前为13%。特拉亨伯格指出，在资源紧张的压力下，社会各方需要耐心，大学校长至少需要3～5年才能逐步地建立权威、树立个人风格、践行其对学校发展的理念。

第三，内外部竞争日益激烈。随着经费投入减少和问责压力的增加，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间在资金、政策限制以及政治压力之间的不平衡越来越大。近年来，公立研究型大学在与私立大学竞争学生、教授、外部资金支持时往往败北，造成“胜者通吃”的生态文化恶性循环，严重影响到公立大学的质量。

（二）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去向

“沙利文事件”发生后，美国高教界针对政府在公立研究型大学中发挥的作用、公立大学治理结构、资金来源以及危机管理等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以下将主要观点综合如下：

第一，美国联邦政府应制定全国统一战略，保持和提高其公立研究型大学的领先地位。韦伯等人研究发现，各国已经认识到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纷纷加强其研究型大学建设。与此同时，美国目前还没有全国统一的研究型大学发展战略，很多现行联邦政策阻碍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其竞争力，如不负担联邦研究项目的全部费用（成本分享要求），研究拨款更侧重于政治影响而非国家优先需求，某些领域不鼓励招收国际学生和吸引一流教授等。学者们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应在创新及研发政策框架下，制定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目标，并辅之以充分的资金和政策支持。2012年6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及科学研究委员会受国会委托，了《研究型大学与美国的未来：对国家繁荣及安全至关重要的十项措施》，旨在引起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进一步重视。

第二，调整公立大学的治理结构，以使其符合现实需要。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的公立大学治理结构已不符合时代和大学的需要，“联合治理”的原则在现实中被削弱。美国公立大学所面临的新挑战，要求各利益相关方重新思考他们各自的职责以及共同目标，探索建立其各相关方（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校董会、校长和教授等）各司其职、责权明晰、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治理结构。近年来，美国大学中一直存在争议，认为将非本大学教授的人引入大学决策机构，甚至决定大学校务发展、营运方针和财务计划等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嫌疑。美国世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凯伦伯格甚至指出，教育界的人早就烦透了由一群不懂高等教育却自视甚高的富人组成的校董会。校董会的富人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清楚自身的知识缺陷。杜德斯达等学者还呼吁，如联邦政府能够加大对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投入，大学治理结构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反映出本州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联邦政府的话语权。

第三，变革公立研究型大学的主要资金来源结构和拨款方式。针对目前美国公立大学所面临的困境，杜德斯达等著名学者呼吁，应该改变目前公立研究型大学的资金来源结构，建立“联邦、州政府和私人资助”三级责权明晰的资助模式。他们提出，州政府将其有限的资金来源用于资助专科和本科层面的教育，以提高入学率及教学质量，辅之以学生学费和私人慈善事业的资助；联邦政府的经费主要用于资助研究、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私人捐赠，包括基金会和个人捐赠用于资助人文、艺术、知识与文化传统的传承等。另外，部分州开始试点实施以绩效为基准的高等教育拨款方式。

第四，充分重视社交媒介给大学管理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沙利文校长辞职和重新任职前后及时、透明的信息公开，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校董事会决策的公正性的讨论中。围绕这一事件进程，学生、教授、校友等利用脸谱网和推特网等社交媒介第一时间校内外动态的详细文字和视频报道，组织抗议活动，对于沙利文的复职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社交媒介作为积极的制约力量，在此事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值得关注，社交媒介及时、快速、传播性广、多点分散却又集聚力强的特点给决策者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使得他们必须更加谨慎从事。

五、有关启示

（一）要做好相关设计，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

完善大学治理结构，依靠学校核心规范、价值观；结合大学特定的历史文化、类型及资源配置；建立适合国情和大学发展现状、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高校的良好结构。明确政府、社会、学校等各方职责，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重视领导力，建立科学的校长遴选及任免机制。舒斯特尔等人通过对10所高校的研究发现，领导力与领导风格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我国建设和造就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不仅需要多方面的优质教育资源，更需要能够率领大学向一流目标奋进的杰出校长。

（二）要着眼长远目标，主动布局未来学科方向

大学应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优势的重点学科，突出人才培养对社会需求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但大学不同于商业公司，大学应切实处理好传统学科和现代学科、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人文社科和自然学科之间的关系，做到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切忌短视行为，忽视基础性、传统型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大学要根据自身条件，主动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抢先布局、主动推进，避免仅以“市场需求”为晴雨表，“招生跟着就业走、专业跟着市场走、办学围绕社会需求转”“提升市场应用广泛的专业、发展有市场潜力专业、压缩无市场前景专业”　等貌似有理，却阻碍大学长远发展的工作思路。

（三）要重视突发事件，建立并完善危机管理机制

随着现代大学规模日益扩大，面对的环境日益复杂，加上危机的突发性、破坏性、信息不对称性和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现代社交媒介“快速扩散、集聚力量”的特质，危机管理成为考验大学及其管理层的一个重要课题。大学要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和反应机制，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控制危机，权威信息，将消极影响降到最小甚至“变坏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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