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细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摘 要]随着对影响力系数讨论的深入，有必要重新审视对以传统影响力系数来分析外贸商品结构合理性问题。基于细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引入以增加值为判断标准的影响力，并以此作为评价基准，对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影响力排序的一致性进行协同系数检验。结果显示，出口商品结构在2002年和2007年都不具有合理性；进口商品结构在2007年表现出合理性，与2002年相比有所改善。指出优先增加出口的商品，尤其是高技术产品，不能只依赖于量上的扩张，必须提高出口附加值的国内成分，从而缓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

[关键词]外贸；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商品结构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8-007-04



作者简介：林发彬（1977-），男，福建闽侯人，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应用统计。

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性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比例是否合理。研究角度不同对合理性的评价标准也不同，其中讨论较多的一个研究角度是外贸商品结构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出口贸易的变化通过各产业部门之间复杂的关联和波及，对各部门的产出及增加值产生诱发效应，从而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因此，外贸商品结构越是能适应经济系统中诱发效应较大的产业部门的需要，就越具有合理性。对此，在出口方面，评判标准是比较出口商品结构与影响力系数（或生产诱发系数）的排序，计算出口商品的合理度指数；在进口方面，评判标准是比较进口商品结构与推动力系数（或需求依赖度）的排序，计算进口商品的合理度。显然，排序越趋于一致，计算的进出口商品合理度指数就越大，外贸商品结构就越合理。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沈利生、吴振宇，杨丽华等都是以此判断我国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性。然而，随着对影响力系数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发现以增加值为判断标准的非竞争型影响力指标更具有合理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以传统影响力系数来分析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性。

一、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传统影响力系数计算的缺陷

影响力系数是指国民经济某一个部门增加1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该系数一般用符号表示，传统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Fj=ni=1ij

1nni=1nj=1ij（j=1，2，…，n）（1）

式（1）中，分子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第j列之和，表示只有第j个部门提供1单位最终产品拉动n个部门总产出之和，即影响力；分母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列和的平均值。如果Fj大于1，表示该部门生产对其他部门生产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力水平；如果Fj等于1，表示该部门生产对其他部门生产的波及影响程度等于社会平均影响力水平；如果Fj小于1，表示该部门生产对其他部门生产的波及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均影响力水平。沈利生认为式（1）的计算有两个缺陷：影响力系数的传统计算是以总产出为判断标准，不具有合理性，应该以增加值为判断标准；影响力系数由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不合理，应该由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此外，他认为影响力系数的大小可以用影响力的大小来替代。

（二）细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内，国产中间产品和进口中间产品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即前者进入国民经济流通体系内，是构成各产业关联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是在境外实现的增加值，本身并不直接进入到国民经济流通体系。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将二者等同对待，会夸大对国内各部门的消耗，导致式（1）的分子被夸大。但是通过后续的研究发现，将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转化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不够妥当。因为加工贸易是我国主要贸易方式之一，2007年之前占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了一半，2008年才开始稍有下降，为481%，2011年降为44%。而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和一般贸易有很大差别，所以忽略加工贸易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表1是Robert Koopman等编制的细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横向上存在以下平衡关系：

表1 细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

中间使用

国内使用&

一般贸易出口加工出口

最终使用（最

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

+出口）

国内总产

出或进口

1，…，n1，…，n11

国内产品

中间投入

国内使用

和一般贸

易出口1

…

nADD（X-EP）ADPEPYD-EPX-EP

加工出口1

…

n

00EPEP

进口产品

中间投入

1

…

nAMD（X-EP）AMPEPYMM

国内增加值1VDVP

总投入1X-EPEP

注：上标DD代表国内产品用于国内使用和一般贸易出口，DP代表国内产品用于加工出口，MD代表进口产品用于国内使用和一般贸易出口，MP代表进口产品用于加工出口，D代表国内产品，P代表加工出口，A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林发彬：基于细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林发彬：基于细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I-ADD-ADP

0I

X-EP

EP=

YD-EP

EP

由上式可得出里昂惕夫逆矩阵B为：

B=I-ADD-ADP

0I-1

=

（I-ADD）-1（I-ADD）-1ADP

0I

以各部门增加值率为权重，计算出逆矩阵各列元素的加权和，就得到各部门影响力的大小，即：

P=（ADV APV）B=[ADV（I-ADD）-1 ADV（I-ADD）-1ADP+APV]（2）

由于中间使用将加工出口细分出来，因此部门的增加值率也分为两部分，对应的行向量分别为ADV和APV。在式（2）中，ADV（I-ADD）-1中的元素表示归属于国内使用和一般贸易出口部分的各部门的影响力；ADV（I-ADD）-1ADP+APV中的元素表示归属于加工出口部分的各部门的影响力。对这两部分按照各自出口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就得到整体上各部门的影响力，用矩阵TP表示为：

TP=ADV（I-ADD）-1E-EPte+[ADV（I-ADD）-1ADP+APV]EPte（3）

在式（3）中，te为出口总额。由式（3）得出的部门影响力引入了以增加值为判断标准。

二、对我国外贸商品结构合理性的分析

（一）评价的基准及数据来源

1评价基准。由式（3）计算出的影响力的基础上，即可对出口贸易的结构是否合理作出判定。理由如下：

在表1的分析框架内，进口产品分为三个部分：国内使用和一般贸易出口、加工出口和最终使用（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进口商品结构是否合理取决于前两个部分。这主要是因为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最终需求在对国内增加值影响的过程中，会有部分增加值通过这两个部分漏出。令u={1，1，…，1}，uAMD（I-ADD）-1中的元素表示归属于国内使用和一般贸易出口部分的部门，j（j=1，…，n）在国内需求增加1个单位时，所有部门的进口总额，即增加值漏出额；uAMD（I-ADD）-1ADP+uAMP中的元素表示归属于加工出口部分的部门，j（j=1，…，n）在国内需求增加1个单位时，所有部门的进口总额，即增加值漏出额。所以从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如果进口商品在增加值漏出额较大的部门所占的比例较小，那么这样的进口商品结构就具有合理性。

Robert Koopman等人的研究表明，分别归属于上述两部分的各部门在影响力和增加值漏出额上具有以下关系：

ADV（I-ADD）-1+uAMD（I-ADD）-1=u

ADV（I-ADD）-1ADP+APV+uAMD（I-ADD）-1ADP+uAMP=u（4）

上述等式关系表明，进口商品在增加值漏出额较大的部门所占的比例较小，等同于进口商品在影响力较大的部门所占的比例较小。因此，可以对进口商品结构与影响力的排序进行比较，计算进口商品的合理度指数，二者越是趋于反向一致，进口商品的合理度指数就越小，就说明进口商品的结构越合理。综合来看，无论是出口商品还是进口商品，其结构是否合理都可以在部门影响力的基础上进行判定。因此，本文以部门影响力作为评价的基准，判定我国外贸商品贸易结构的合理性。

2数据来源。各部门影响力的数据来源于文献Robert Koopman等人的“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各部门的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比例由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计算得出。其中，在计算进口贸易的结构比例时，各部门的进口额均先剔除了用于最终使用的部分，然后再计算结构比例。各部门进口剔除的比例也是来源于此文献，共列出了2002年83个部门的影响力，2007年91个部门的影响力，还有少数部门的影响力数据未列出，且都是以现价计算得出。所以，要以此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进行跨年度比较并不十分适宜，本文仅对二者排序的一致性进行检验。

（二）外贸商品结构与影响力排序的一致性检验

1Kendall协同系数检验。这是一种对多配对样本进行检验的非参数检验方法，Kendall协同系数定义为秩和的函数：

W=Sm2n（n-1）/12

其中，S=ni=1（Ri-m（n+1）2）2是个体总秩与平均秩的偏差的平方和，

m（n+1）2是平均秩。n为被评价的部门数量。m=2，表示对外贸商品结构与影响力的排序进行评价。在实际计算中，只要n大于7，W就近似地服从χ2（n-1）分布。当χ2的p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时，W值显著大，就拒绝原假设，说明出口商品结构与影响力的排序具有一致性，即出口商品结构具有相对合理性；反之，则不能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出口商品结构不具有合理性。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满足检验的假设条件出口商品结构与影响力的排序均以降序形式给出；进口商品结构的排序则是以升序的形式给出。如果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说明进口商品结构与影响力的排序是反向一致的。

表2 2002年和2007年进出口商品

结构与影响力的协同系数检验

出口商品结构

与影响力的排序

进口商品结构

与影响力的排序2002年

2007年

2002年

2007年

m

2

2

2

2

协同系数，W

03

0206

0571

0689

Chi-Square（χ2值）

4926

37035

9368

124031

Df（自由度）82

90

82

90Asymp.Sig（显著性概率）

0998

0999

0178

001

2检验结果。利用统计分析软件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最后一行看，显著性概率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5的只有一项，即2007年进口商品结构与影响力的排序。这说明二者在排序上具有反向一致性，说明相比2002年进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而在出口方面，无论是2002年还是2007年，都无法拒绝原假设，说明出口商品结构均不具有合理性。由于本文没有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进行测算，所以无法判定2007年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合理性相比2002年是否有所减轻。

（三）出口商品结构比例较大的部门影响力

在上述协同系数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问题。图1列出了2007年出口结构比例前11位的部门影响力，这11个部门出口总额占91个部门出口总额的5048%。其中，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以及仪器仪表等制造业均属于高技术部门，其出口结构比例分别位于第1、2、4位和第11位，这几类产品出口总额又占这11个部门出口总额的4848%。然而从图1可以看出，它们的影响力均低于50%，也远远低于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部门以及金属制品等部分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影响力。

图1 出口商品结构比例前11位

的部门影响力（国内成分）

本文所讨论的部门影响力以增加值为评判标准。根据陈锡康等人的研究，部门影响力实际上也可理解为部门j（j=1，…，n）在国内需求每增加1个单位时，对所有部门增加值的国内部分的诱发比例（即增加值的国内成分）。由式（3）和（4）可知，用100%减去该诱发比例，即得出前面提及的增加值漏出比例。由于增加值的国内成分较低，优先增加这些高技术部门的出口，从贸易利得来看，我们仅截留了较低比例的附加值，如1单位出口所诱发的增加值中，在电子计算机制造业国内仅截留339%，在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国内仅截留323%。但贸易保护主义者仅看商品的进口总量，并不考量进口中所包含的我国所获得的低附加值比例。仍以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为例，《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2011）》显示2008—2010年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291%、314%和312%，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308%、331%和329%。从贸易特化系数（贸易差额/贸易总额）来看，该系数在2008—2010年分别为01、01和009，间接说明我国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所截留的附加值比例仍然较低。

三、外贸商品结构合理化的建议

据WTO统计，1995—2010年，我国已连续16年成为受全球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并自2006年以来连续5年成为全球反补贴措施的“重灾国”。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的《全球贸易摩擦研究报告（2011）》显示，目前，国外对我国贸易摩擦涉案产品逐渐走向高端，对华贸易救济调查肯定性裁决占比不断加大；碳关税的实施必将对我国的外贸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引进国外的高端技术更趋困难；消耗资源性产品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必需的原材料或成为国外对华贸易保护的重点。显然，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能再依赖量上的扩张，这样只会面临更加频繁的贸易摩擦。

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化有助于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以上分析表明，出口商品结构的合理化要求增加具有较高影响力部门的出口比例，因为有较高影响力的部门也是那些国内增加值成分较高的部门；进口商品结构的合理化则要求减少那些具有较高影响力部门的进口比例，进口替代的作用不可或缺。综合而言，我国外贸商品结构合理化的着力点应落在提高部门影响力上，也就是提高增加值的国内成分。这意味着政府不能一味地鼓励增加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以及仪器仪表等高技术产品制造业的出口，而应先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帮助这些部门突破核心技术的制约瓶颈，减少进口中间产品的投入比例。此外，还应重新审视利用外资问题，因为外资的流入大多只是出于整合投资国国内低廉要素成本的考虑，无意于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国内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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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利生重新审视传统的影响力系数公式——评影响力系数公式的两个缺陷[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2）：13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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