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在现场”的庄严而庄严

当上记者，从一开始，便是远行。说到底，新闻生涯不外乎用脚板丈量整个世界。没有奔跑，何谈跨越?

3月中旬，武汉大学珞珈山渐次漫出迷离的樱花，接着便是花海人潮，若有细雨，百伞绽开如织，更为婉约动人。不料，就在这个美好时节，3月11日。樱之国日本惨遭百年重灾：九级地震，特大海啸，核电站爆炸!

这个时候，位居中国内陆腹地的武汉《长江日报》挺身而出。3月15日，早起的读者从当日的报纸头版头条看到――《跨出国门现场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本报两特派记者今晨飞赴日本》。

当下传播异常迅疾。信息异常巨量，全球化覆盖共享。信息即媒介，信息的“出身”容易被淹没、被忽略。早年的钱锺书在谢绝那些幕名拜访的读者时，有过这样的幽默：“只要鸡蛋好吃，又何必管是哪只母鸡下的呢?”因而，传播中对信息复制的惯性，排斥着对“我在现场”的追求，特别是日本大地震这样的远程报道，地方媒体的高下，也只在对信息整合的优劣。

对众多记者赴日采访之必要，坊间的质疑、网上的争议也不绝于耳，轻者以为“无效劳动”，重者视之“有所添乱”。这种状况，在汶川大地震时就曾出现。

殊不知，“我在现场”具有深刻的内涵，它的外在承载便是望哨、监测者、见证人的独特社会角色，它的不懈动力便是无限追问新闻的“原子核”。

在这一点上，不存在谁可以替代谁，只存在谁比谁跑得更快，走得更远。只要有条件，记者终身所至，都是对一个又一个现场零距离的不倦逼近，并且有自己的视角与立场。

武汉虽然不同于上海、宁波，不同于沈阳、青岛，与日本没有那么密切的商贸、合资等“亲缘关系”，似乎缺乏地域、心理接近性，但这当口“环球同此凉热”，人类面临共同的切肤之痛。对一衣带水的扶桑之土，华夏子孙多一层情愫，更在情理之中。

长江日报记者的出征是庄严的。长江报人抵达新闻现场，《长江日报》记者见证历史时刻，代表中国新闻人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热切关注，履行中国新闻人的神圣使命。

新闻人有国家，新闻却没有国界，感同身受的新闻，让我们有更多的打动与启悟。譬如《晨光熹微、寒鸦凄切》，一下把相马市劫后“死城”的冷寂点染出来，让我们体味灾难的残酷无情；又如《幸福的鼾声》，传递出仙台市一家避难所的安宁祥和，让我们深感寻常日子的别样珍贵。这些，道出“历经劫难，平安地活着，是幸福的真义”，为我们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所共享。新闻的精神力量潜移默化，哪怕废墟有一朵樱花依然娇柔，传播开来都是对生命的礼赞!在记者背后，是一家报纸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鲜明态度，表明中国媒体的强烈责任。

世界是全人类的，日本的灾难是人类的共同灾难，唤起大家跨越国度的良知，锻遣放之四海的和平博爱精神，是媒体胸怀的一次展现，是媒体责任的一次表达。在整个传播链条上，打上“长江日报记者”标记的新闻，也彰显着自身的专业价值，同步传播着品牌效应。

日本大地震有别于奥斯卡，有别于世界杯，灾难是人类的教科书，其间可以发现诸多世界性命题，予以贴近观察、独到思考，然后传播出来，构成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一过程中，记者也会经受一次洗礼，更本质地体验新闻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

当上记者，从一开始，便是远行。说到底，新闻生涯不外乎用脚板丈量整个世界。没有奔跑，何谈跨越?

新闻现扬无处不在，只要你听得见大地深处的，听得见天空深处的呼吸，不管是远赴星球的每一个角落，还是深入身边的每一个角落，你都在现场。

新闻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之所以震撼世界，缘于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对十月革命风暴来临的敏锐感知，立即募集资金携新婚妻子启程，越过重洋前往彼得堡。当冬宫在阿芙乐尔军舰的炮声中飘摇时，他已身在宫中斯莫尼大厅的人群中，亲见肩膀上扛着一个大脑袋的小个子列宁，豪迈而冷静地宣布“现在我们将着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3月17日《长江日报》的“长江评论”版头条刊发评论员文章《向赴日采访的记者同行致敬》，令人欣慰。很少有媒体采取这种形式，关切自己履职在外的记者；也很少有媒体采取这种形式，向社会昭示对同行的赞美。我相信，这本身也会赢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