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朱熹与中医

内容提要中医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是孔子之后对儒家、对中国影响最大者。朱熹对中医文化的继承，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朱熹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医中药之哲理，本文选取其中不常见却又有特点的内容进行分析，分别从“以医理治学”、“ 以医理治国”等方面进行讨论。

关键词朱熹中医中药治学治国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1-0012-06

一、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

对朱熹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了他对理学的贡献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朱熹有如下介绍：“朱熹发展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建立唯心论的唯理论体系。……在中国儒学史上，朱熹的作用和影响仅次于孔子。”“集理学之大成”，评价的是朱熹对理学的贡献。“作用和影响仅次于孔子”，是对朱熹实际作用的褒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朱熹的评价与褒奖具有代表性，但是在这一具有代表性的评价中，漏掉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那就是：朱熹对中医的研究，对中医理论的继承。

中医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朱熹，不能忽略他对中医文化的继承。本文拾遗补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二、朱熹与中医

引用《黄帝内经》中的哲理为依据来阐明问题，引用《神农本草经》中的药性为依据来阐明问题，是朱熹论证问题的基本方式。这一方式，体现在各个方面：对学生讲课，与朋友讨论问题，给皇帝上书等。

1以中医哲理教学

引导弟子学习，朱熹几乎在各个层面上都会引用《黄帝内经》中的哲理。

（1）立志。求学必先立志，担当大任必先立志，这是中华文化中的常识。志，指志气、志愿、志向，以及藏于心中的信心。“志”无形之志？立志如何立？朱熹先追溯了“志”的出处，然后讲“如何志于学”。他说：

医家谓志属肾。如今学者谁不为学，只是不可谓之“志于学”。如果能志于学，则自住不得。“学而时习之”……自然一步攒一步去。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08页。

“医家”，指的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篇》：“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2年。心肺肝脾肾，有形之五脏；神魄魂意志，无形之五神；有形之脏藏无形之神，一脏藏一神，五脏藏五神，这是《黄帝内经》对无形之精神的解释。《黄帝内经·灵枢·本神》：“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南京中医学院编著：《黄帝内经·灵枢译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78页。肾盛怒会伤志，伤志会引起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使记忆力减退，今天忘记昨天的话。《黄帝内经》首先指出了“肾藏志”，又指出伤志会引起善忘之疾。由此观之，立志除了树立信心之外，还应该保养肾脏。

朱熹强调，为学者先立志——“志于学”。志于学”者，会自觉地“学而时习之”。最终会自然而然地积少成多，积土成山——“一步攒一步去”。

朱熹为何以先谈“志属肾”而后引出“志于学”？明白了肾的功能，有助于理解朱熹的主张。肾，一藏无形之志，二主有形之骨，这是《黄帝内经》解释的肾脏功能。肾虚之人必然骨弱，必有腰膝酸软、畏寒畏凉之状。观壮士风采，哪个不具有顶天立地的傲骨？立志先谈肾，朱熹提醒为学之人要护肾养肾，免得丢了志气、折了骨气。至于如何为立志而养肾，朱熹没有论及，给读者留下了“接着说”的空间。

（2）除恶。心中无恶，方能成佛，心中清净，方能成佛，这本来是禅宗中的哲理。朱熹借用禅宗中的哲理来说明求知前必须先除去心中之恶。除恶怎么除，朱熹引用中医中的哲理回答了问题。

《朱子语类》曰：“某尝说，须是尽吐泻出那肚里许多鏖糟恶浊底见识，方略有进处。譬如人病伤寒，在上则吐，在下则泻，如此方得病除。”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27页。

吐泻之法，是排出体内污物最有效的方法。以吐泻之法除污治病，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行医。朱紫国国王得了重病，主要病因就是吃粽子时受到妖精的惊吓，粽子入胃三年未化。孙悟空用大黄、巴豆、活马尿融合成药丸给国王服用。大黄，巴豆是性烈之泻药，马尿腥臊可以催吐。孙悟空用此吐泻之法，药到病除，国王顺利地泻出了那枚粽子，立刻觉得“心胸宽泰，气血调和，精神渐抖擞，脚力也强健。”吴承恩：《西游记·六十八回》，岳麓书社，2004年。孙悟空的药方，看似胡闹，实际紧扣医理。朱熹以除恶之法论治学之法，同样是紧扣医理。朱熹给求学者一个忠告：在学习前，必须把偏见放下、丢掉，只有这样才能汲取真正的学问。“恶浊之见识”，须用吐泻之法排除，否则不可以为学。

文学中有医理，理学中亦有医理。排除肚里久积不化的粽子以治疾病，这是孙悟空给后人的启示。要想汲取真知，必须吐泻出自己心中的偏见，这是朱熹给后人的忠告。

（3）平和。心平气和，是宋学的一种人生态度。“先生每与论事，心平气和。”《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中出现了“心平气和”一词。“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从程颐《春日偶成》这首诗中，体现的也是“心平气和”的人生观。

朱熹把“心平气和”的人生态度转换为一种学习方法，引入求学求知。朱熹在《答徐居厚》中说：

大病新复，正要将护，不可少有激触，损动真气。读书度未能罢，且歇得数月亦佳。将来看时，亦且适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着力记，当损人心力，使人气血不舒易生疾病。……至于平心和气却是吾人学问根本，亦不为病，然后当着力也。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52页。

读书必须讲究方法，方法正确事半功倍，方法错误事倍功半。读书的根本方法为何？朱熹给出的答案是“平心和气”。朱熹认为，大病初愈不宜读书，否则“损动真气”。身体健康时读书“不必大段着力记”，否则损人心力，使人气血混乱，容易致病。读书的正确方法为何？朱熹指出，应该平心和气地去读——“至于平心和气却是吾人学问根本，亦不为病，然后当着力也。”

“心平气和”一词虽然出于宋学，但哲理之源却是源于《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夫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2年。脉搏正常，谓之“心平”。“心平”一词，出于《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第九》：“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②⑥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2年。气和，是“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的前提。“气和”一词，出于《黄帝内经》。

“平心”与“心平”，可以等量代换。“心平气和”之哲理发源于中医文化。

心平气和，是一个健康人的标准。医生医病，根本方法就是要达到一个“平”字。《黄帝内经·素问·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曰：“无问其病，以平为期。”②中医之中，除了中国之义之外，还有中平、中和之义。《汉书·艺文志》：“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至水火之齐，以通解结，反之于平。”班固：《汉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反之于平”，《汉书》中出现的也是一个“平”字。平，平衡寒热，平衡虚实，是中医医病的根本方法。

医病的根本方法，在朱熹这里变成了做学问的根本方法。显然，朱熹不赞成极端或偏激的学习方法，例如“头悬梁，锥刺股”、“如囊萤，如映雪”等苦读之法。以极端或偏激的方法求知，成功者极少，残疾者极多，例如近视、驼背。在古代，“书生”一词几乎成了弱不禁风者的代名词。读书而不得其法，功未成而身先残，得不偿失。以“平心气和”为方法求知，在今天仍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方法。如果这一方法得以普及，校园的“眼镜”也许会大量减少。

（4）据经考古。当时，一位夏氏医生著医书，请朱熹为之作序。朱熹是十分欣赏其“根于古，本于经”的从医态度，在序文《送夏医序》中高度赞扬了夏氏医生，同时也批评了“不师古而自用者”。

予尝病世之为论者，皆以为天下之事，宜于今者不必根于古，谐于俗者不必本于经。及观夏君之医，而又有以知其决不然也。盖夏君之医，处方用药，奇怪绝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验。及问其所以然者，则皆据经考古，而未尝无所自也。予于是窃有感焉。因书遗之，以信其术于当世，又以风吾党之不师古而自用者云。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05页。

描述病世之病，朱熹给出了两大特征：一是做学问抛弃了经典，二是著书为文不引用圣人的教诲。病世之病，病在抛弃了“宗经征圣”的传统。夏氏医生处方用药，奇怪绝出，却多灵验，追其所以然，方知是其“据经考古”的结果。朱熹为作序，现象上赞美的是夏氏医生，实质上赞美的是文化传统。赞美文化传统，是给求学为学指出的一条正路。

2以中医哲理论天下

治天下，《道德经·第64章》出现的哲理是：“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沙少海译注：《道德经》，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治病，《黄帝内经·素问·四时调神大论》出现的哲理是：“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⑥

治天下，治在动乱发生之前。预防为主，将一切“乱”化解在“未乱”之时。治病，治在未病之时。预防为主，将一切“病”化解在“未病”之时。治天下，治在乱之前。治病，治在病之前。治天下与治病，对象不同，方法相通。

良相治国，良医治病。宋代读书人中间流传“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至理名言。朱熹论治国治天下，均引用到了中医之哲理。

（1）以医理论治天下。《晦庵集·与籍溪胡先生》：“天下形势如前所云者亦当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术独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随其变而一一应之则其变无穷，岂可胜救也哉？而所谓救其本根之术不过视天下人望之所属者，举而用之，使其举措，用舍必当于人心，则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其气力易以鼓动。如羸病之人针药所不能及，焫其丹田、气海，则气血萃于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⑧彭文辑：《百子全书》，岳麓书社，1993年。

朱熹以治羸病为例，解答了“如何治天下”的难题。羸病，是一种因为身体衰弱而生的病。《韩非子·十过》：“财食将尽，士大夫羸病。”⑧汉代班固的 《白虎通·丧服》：“身体羸病，故杖以扶身。”朱熹：《经济文衡·缴纳南康任满合奏事件》，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可见羸病的成因是缺少食品，症状是身体虚弱。

焫，指利用燃烧草药熏灼治病的方法。《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姚春鹏译：《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2年。脏腑寒气过盛，容易发生腹部胀满疾病，治疗适宜于用艾火烧灼。

用草药熏灼丹田、气海，可以使气血汇集至此。如此，病人才能有救，疾病才能痊愈，用朱熹的话说就是“耳目手足利矣”。重病不能用猛药，这是中医文化中的常识。用草药对病人进行熏蒸，是药物通过呼吸和皮肤的渗透进入体内，从而达到起死回生的效果。

熏蒸，是一种温和的医病方法。朱熹认为，救天下之危势犹如抢救羸病之人，应该舍猛药而采用温暖温热之法来“救其本根”。治羸病，聚气血；治羸国，聚人心。用举贤、用贤之法，使人心聚于朝廷。《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国家的根本，治羸国先聚民心。朱熹以此方治天下，既符合医理，又符合儒理。

（2）以治病之理论治国之道。人大病初愈，需要休养，才不至于旧病复发，才不至于衍生新的疾病。人如此，国亦如此。治国应该重视天灾之后人民的休养生息。朱熹上书皇帝，又一次用医理论证治国之策。《晦庵集》曰：“譬如伤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时汤、剂、砭、灸固不可以少。缓而其既愈之后，饮食起居之间所以将护节宣小失其宜则劳复之证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饥饿之民虽得蒙被圣恩以幸免于死亡。……无异于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抚绥宽其财力。则一二年间筋骸气血庶几可复其旧。”朱熹：《经济文衡·缴纳南康任满合奏事件》，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医病的核心问题是避免“劳复之证”。劳复者，因劳神、劳身而旧病复发者也。宋医陈言所撰《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劳复证治》，其中有言：“伤寒新差后，不能将摄，因忧愁思虑，劳神而复，或梳沐洗浴，作劳而复，并谓之劳复。”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年。大病初愈之后，忧劳过度引起旧病复发，谓之劳复。避免劳复之法，便是从饮食起居入手，缓缓调理病人身体，使其筋骸气血恢复至常人，方可无忧而作。

朱熹上书之前，地方大旱，粮食减产。大灾之年，皇帝减免了部分税收。灾年刚刚过去，人民还没有回复元气。皇帝急于恢复税收，于是朱熹上书，借“劳复之证”来说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望皇帝像对待大病初愈的人一样，减少百姓的税赋，使百姓迅速恢复元气，而不至于出现“劳复”之类的新问题。

病愈之后，患者需要休养生息，这是医病之理。大灾之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是治国之理。朱熹以医病之理喻治国，形式形象，比喻贴切。

三、以中药之理辨伪

继承前人的思想，有两种方式：一是全盘接受；二是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朱熹赞成的是后者。议论“如何继承”？朱熹撰写了辨伪之文。如何辨伪？朱熹是用中药药性说明的。

《四书或问·卷三十九》：“或问：‘程子以为夷惠圣人，传者之误，今考之孟子之言此者非一，岂皆误乎？’”……“夷惠之行高矣，然偏胜而易能，有迹而易见，且世人之贪懦鄙薄者众，一闻其风而兴起焉，则其为效也速，而所及者广，譬如姜桂大黄之剂，虽非中和，然其于去病之功为捷，而田夫贩妇大寒大热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则广大而中正，浑然而无迹，非深于道者，不能庶几其万一。如参苓芝术之为药，平居有养性之益，而缓急伐病之功，未必优于姜桂大黄，非所以施于闾巷之间危急之候也。孟子屡称夷惠而不及于孔子，其意殆以此耶。”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08页。

要理解朱熹这一段议论，必须明白中药药性。中华大地上第一部药物经典是《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页。《神农本草经》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

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久服轻身益气、益寿延年。

中品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天，无毒或有小毒，斟酌为宜，功效能医病且能补虚增重。

下品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可以除寒热之邪、破积聚之疾。

上品养命、中品养性、下品治病。上品可多服久服，中品斟酌而服，下品不可久服。

参、苓、芝、术，这四味药均为上品；姜、桂为中品，大黄为下品。朱熹先用参、苓、芝、术这四味药来比喻孔子之道如药中上品，是中正和平的，是顺应天理的，在没病的时候也可长久、持续的服用，身体便会健康并且长寿，免受疾病之苦。后用姜、桂、大黄来说明夷惠的学说如药之中、下品，虽然对于治病见效快，但是比较功利有副作用，不能长久，久则伤人。

夷惠，伯夷、柳下惠也。伯夷给后人留下了不能“以暴易暴”的至理名言，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事迹更是被世人所传颂。

《论语》中孔子称伯夷、柳下惠为贤人。贤人与圣人，有区别而无本质区别。贤人，有一时一事的特殊意义；圣人，有万世的普遍意义。圣人之言，犹如药之上品，可以用于全局，可以用于万世。贤人之言，犹如药之中品下品，可以用于一域，可以用于一事。以药性论贤论圣，形象而贴切。但是，“圣贤之别”不等同于“真伪之别”。

时至今日，不能“以暴易暴”之辞，还常常出现在外交辞令中。这就证明了贤人在某一领域的永恒意义。所以，朱熹以“辨伪”为题，似有值得商榷之处。

四、以庸医论治学

何谓庸医？医术低劣，药理不明，投药不能医病而能夺人性命者，庸医也。陆游《春蚕》诗：“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春蚕》诗告诉世人，庸医不能治病，俗子不能治文章。治学，严谨地研究学问。把庸医与治学联系在一起，批判的是治学中的“滥竽充数”者。

以庸医喻治学，朱熹批评的对象是王安石。《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九》：“先生论荆公之学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因云：洞视千古，无有见道理不透彻，而所说所行不差者。但无力量做得来，半上落下底，则其害浅。如庸医不识病，只胡乱下那没紧要底药，便不至于杀人。若荆公辈，他硬见从那一边去，则如不识病证，而便下大黄、附子底药，便至于杀人！”《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九·诸子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荆公者，王安石也。王安石，封荆国公，世人称荆公。北宋时期，王安石创建“新学”，重新诠释《尚书》、《诗经》、《周礼》，著《诗义》、《书义》、《周礼义》三书，称《三经新义》，王安石建立“新学”学派的目的，是通过“以经术造士”的桥梁，达到盛王盛世。

理不在书中，在宇宙之中，在万物之中，在自然之中。王安石以三部儒家经典治学，实际上把理（道）局限在了书中。理在书外，这是理学的认识。理在书中，这是“荆公新学”的实践。朱熹认为，王安石以经治学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弄懂道理——“见道理不透彻”。不懂道理治学，犹如庸医治病。朱熹以庸医乱用药为例，生动而形象地批评了“荆公之学”。

药物，朱熹举大黄、附子为例。《神农本草经》的药性划分中，大黄性寒，附子性热。寒药治热病，热药治寒病。《黄帝内经·素问》所建立治病原则是：“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姚春鹏译：《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2年。——寒因病用热性药治之，热因病用寒性药治之。大黄药性大寒，主治热病；附子药性大热，主治寒病。治病之前，必须先认识病因，先判断病因是寒是热，然后才能用药。例如，热因形成的便秘，应该服用寒性之大黄；寒因形成的冷痢，应该服用热性之附子。寒因病服热性药，如雪中送炭。热因病服寒性药，如暑中送冰。庸医治病，不识病因，乱用药物。以寒性药治寒因病，犹如雪中送霜，以热性药治热因病，犹如火上浇油。不但不能医病，而且会使患者送命。朱熹以庸医不识药性、不识病因而敢于用药为例批评王安石治学。这一批评非常形象，令人过目不忘。不过，这一批评有值得商榷之处。王安石的境界，没有认识到理在书外，这是需要批评的。但是，《三经新义》毕竟记载了书外之理，毕竟记载了圣人之言，读《三经新义》与服错大黄、附子完全是两码事。这一批评并不恰当。笔者此处关注的是朱熹对药性药理的研究。

五、结语

理学家为什么处处会以中医中药的哲理为依据论证问题？明白了当时的实际背景与理论背景，问题的答案就会脱颖而出。

1实际背景。宋代是中医复兴的时代，这是当时的背景。下面三个实际例子，可以证明宋代是中医复兴的时代。

例一，宋徽宗执政不久，便设古代疗养院谓之“安济坊”，设立制药厂谓之“熟药所”，继而成立了医药惠民局。惠民局收集了民间秘方，最终形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此书今天仍在沿用。

例二，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介绍，1112年，由徽宗赵佶领衔编撰成了《圣济总录》。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领衔编撰的医书。《圣济总录》收集有效验方约2万首。——此书今天仍在沿用。

例三，宋之前，针经《灵枢》已经失传。宋之时，通过与朝鲜交换，在1093年，宋以《册府元龟》换回针经《灵枢》。中华大地上又有了完整的《黄帝内经》。

如此背景下，产生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如此背景下，产生了处处引用中医哲理来论证问题的朱熹。

2理论背景。理论背景有两个，一是师传，二是理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先谈师传。程颢论证问题就有以医理阐明问题的习惯。例如程颢论仁时先谈的是“不仁”，《二程遗书·卷二上》有如是之论：“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不仁”之病，最早出于《黄帝内经·素问》，指肌肤麻木而无知觉。如此例子，程颢著作中比比皆是。朱熹完全继承了程颢的这一论证方式。

再谈理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理一分殊”，是程颢提出、由朱熹论证、发挥的重要命题。理是一理，物是万物。一物一理，万物万理；一物之理通于万物之理，万物之理通于一物之理。“理一分殊”相当于庄子的“道无所不在”。程朱理学用“理一分殊”来认识问题，解答问题。万物不同，其理相通；领域不同，其理相通。用“理一分殊”的方法，可以触类而旁通。由此而论，治病之理与治国之理完全是融通的，治病之理与治学之理完全是融通的。庖丁以道论解牛，佝偻以道论承蜩，同样是这个道理。认识了理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才能真正认识以医理解答各种问题的朱熹。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