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河南会馆碑刻的经济价值

摘要：明清时期，异地商人在河南地区建立了约二百余座会馆，同时留下了大量的会馆碑刻，包括纪事碑、捐助碑等，这些碑刻资料为研究河南的地方经济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实物证据，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会馆碑刻 河南 明清 经济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而碑刻作为一种以石头为载体的特殊文献，承载着丰厚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会馆是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发达的产物，是民间自发的组织，它建立后基本上都要筑石立碑，可以说碑刻在一定程度上是会馆的标志。会馆碑刻详细记载着关于会馆的成立、沿革、行规、捐款等资料，这本身是重要的经济信息，同时它还会对会馆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有所反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会馆碑刻出自于民间，是反映明清基层社会最直接、最可靠的实物证据。鉴于会馆碑刻对于研究经济史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不揣冒昧，试对会馆碑刻对研究明清时期河南经济的重要价值进行分析，不正之处以祈方家雅正。

一、会馆碑刻为研究河南商业市镇提供了重要资料

明清时期，河南市镇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其中相当一部分在行政建制上不过是一个镇，但其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繁华程度上都已超越了一般的府州县城等行政中心。如闻名全国的四大商业市镇：开封府朱仙镇、陈州府周家口镇、南阳府赊旗镇和北舞渡镇，享有很高的经济地位。但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的匮乏，对此类商业市镇的研究都很薄弱。因为此类商业城镇非国家税关所在，无税收档案可供查阅，同时由于行政建制较低，地方文献（如府志、州县志等）大多语焉不详。所幸的是，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商业会馆有了迅猛的发展，据王兴亚统计，时至清末各地商人在全省范围内大约建立了二百余座会馆，遍及全省13个府州。商人会馆建立后基本上都要筑石立碑，从而保留了一批十分珍贵的商业资料。这些遗留下来的民间文献，基本上都涉及会馆所在地的商业市场，如赊旗山陕会馆药王殿前雍正二年的《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记载：“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等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可以看出赊旗镇的发展概况，兴盛程度等经济信息。由于会馆碑刻是商人的自发，受政治势力的干扰相对较小，因此可以较真实地反映当时河南各地区市镇的发展状况。许檀先生就曾根据会馆碑刻资料对河南赊旗镇、荆子关、北舞渡镇、朱仙镇等地区进行研究，从而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这些市镇商业发展状况，弥补了因资料缺乏而造成的研究不足。

二、会馆碑刻为探寻河南商人群体提供了研究资料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业活动不过是经济政策的补充和调节，商人是社会的下等阶层，不为社会所重视，这就造成了史料中关于商人的记载是很有限的。同时，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河南地区涌人了大量的客商，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很高，因此对其的研究更加困难。并且，对于从事非国家直接控制的盐、茶等行业，并且发展规模较小的商人群体来说，在历史中存留下来的信息更是寥寥可数。时代进步为商人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商人群体总是最有生命力的，他们通过在异乡建立会馆，立下碑刻，就为自己的曾经存在留下了厚重的证据。捐银碑在会馆碑刻中占据着很大部分，各商号、商人捐银数目的多少，可以映照出同时期不同商人的发展状况；同时，很多地区的会馆在不同的阶段都得到扩建和重修，每一次活动基本上都会筑石记之，比如朱仙镇的山陕会馆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多次扩建维修，通过捐银的发展变化，展示了山陕商人经济实力的演变。总之，服务于商人会馆的碑刻反映最多的还是商人的信息，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内容，都能让我们透过历史的重雾看到他们曾经活动的身影，这是难能可贵的，虽然由于碑刻记载的局限，这种反映总归是不全面的。

三、会馆碑刻为考察地方政府的商业态度提供了研究资料

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业的发展并不为国家所重视，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参与情况，在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大多是配合中央政府，关于赋税征收、漕粮运营、农田水利等方面的情况，而对商人的经营则很少反映。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商业的运营状况则与政府的商业态度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一般都会对重大事件进行镌记。明清时期，大量商人突破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涌人河南，异地经商需不需要拉拢本地政府的支持，出现各种商业纠纷与矛盾怎么解决，等等势必会有很多问题。但是限于资料的局限，地方政府的商业问题处理研究总是困难重重，有幸的是，通过分析考察河南地区的会馆碑刻，我们找到了很多关于此类问题的记载。如在清代开封的《山陕会馆重修牌坊碑记》可以看到：“兵部侍郎兼督察院右副督御史意督山东河南河道提督军务加十级纪录二十次栗毓美捐银二百两。”赊旗镇山陕会馆《重建山陕会馆碑记》中亦记载：“谬荷同乡官秦公紫剑、张公益齐，并诸乡友，协力整理”，等等。这些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本地官员参与会馆建造活动的情况，政府官员捐钱修建会馆，是对地方商业发展很好的支持。此外，会馆碑刻还多处体现了政府通过制定行规、惩戒欺行霸市等不法行为来保护商业的顺利进行。如禹州山陕会馆《诰授朝议大夫调署禹州正堂马宽夫马大老爷永禁开设车行碑》记载：“迨至乾隆四十年间，忽有议开车行希图巨利者，众商不便。鸣于前任黄州尊，蒙恩禁止，立碑为记。”政府公开扶持商业活动，通过制定行规，惩戒不法商业行为，维持商业正常秩序，这对于商人来说，是对自己行业最好的保护和鼓势，因此基本上会对这些案例刻石铭记。

绵亘几千多年的碑刻，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石质百科全书，它以最坚强和真实地面貌在历史的长河中承载着自己的使命，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可以说碑刻是含有金子的石头，它的不断发掘，会为史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宝贵的史料。会馆碑刻是明清社会所特有的，为碑刻赋予了新的内容和价值，是碑刻史上一个杰出的组成部分。河南地区存有的大量的会馆碑刻，是研究地方经济的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无论是商业市镇发展状况，还是商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地方政府的商业态度等方面，都能通过会馆碑刻寻找到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可以说会馆碑刻是研究河南经济史的一块珍宝。王国唯提倡研究古史要以旧史料解释新材料，又经新材料印证旧史料，即“二重证据法”。碑刻文献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我们更应当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来解决历史上留下的疑难和困惑，发现新内容。总之，我们要深入发掘碑刻文献的研究价值，充分发挥碑刻文献研究的应有作用，尽量运用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去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为我国史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