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么来定位核心价值

究竟什么才能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这个题目缘起于我们复旦大学哲学系申报的一个国家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建设。我认为在确立核心价值的时候，关键在于确定基本性的原则，剩下的我们可以从众多价值理论中去“勾兑”，正如将1982年和1984年的拉菲去勾兑成最好的葡萄酒一样。我们的课题研究大致确立了四个原则：

一是“承中”，即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为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正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根。西方文明有其核心价值，中国也应当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传统，这些文明传统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也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我们当下许多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或多或少地存在过，为什么中华文明能传承至今?正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好”的东西。因此，对中国而言，核心价值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要“承中”。

二是“化西”。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基本不采取排斥态度，中国人“尽弃所学而学之”的现象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佛教的传人和本土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就是很好的例证。对于外来的文明和文化，我们通过接纳、吸收和萃取良性的成分，排除和淘汰不适合的东西，进而使之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化西”是当代中国的必然之举，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与西方文化对话和交融才有可能让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是“接马”，即接受马克思主义、接着“五四”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从“化西”中旁支出的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大家不要一味否定。为什么当西方各种思潮充斥近代中国时我们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中有精华，有必要“化”进来。这里牵扯到一个“党国”的问题，没错，今日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固然严重，但大家必须要清楚理性地进行判断。不是问题严重就必须要以一种简单粗暴的、革命式的方式来现实，秩序。凡是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所以尽管今天中国问题成堆，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革命的方式来推倒重建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成本太大，代价太高，造成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四是“新中”。前三者都是手段，最后一点才是目的。我们要创造出一套新的、适合于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创造出一套能使中国复兴、重新走向辉煌的道路，甚至有无可能帮助世界走出霸权主义的困境，走出丛林原则的困境，走出如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当下人类的困境?中国人能不能够给人类提供一些新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一定是实然的，也可能是固然的，比如说理想，即你看重的、珍视的、追求的东西。它区别于伦理，因为伦理是一套具体的规范，规定人们应当按照怎样的规则去做事情。从哲学意义上来说，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泾渭分明的。伦理学是具体性地强调外在规范的东西，是实然的；而道德是有价值的东西，既可以是实然的，也可以是固然的，是一种“心向往之”的境界，和“法乎其上”的东西。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因此，我们取法必须要高，才能得到相对满意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提出的核心价值：一是爱国主义，一是改革开放。我个人觉得这不算是真正的核心价值。所谓核心价值，一要短小精悍，“说得出、叫得响、记得住”。二要尽可能多地让各流派接受，最大限度地达成社会共识。正如许纪霖教授提到的，现今中国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基督教、佛教等混杂在一起，通过“勾兑”也许能达到完美效果。同样，能否取得最大化的功效，也需要进行“勾兑”，“勾兑”的风险虽大，但勾兑得当就是神品的酒，勾兑失当也许就是垃圾。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尝试着去“勾兑”，以此确立了四大原则。虽未成定论，但也许能为当下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思路。

第一条核心价值即“人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核心的东西，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事实上，民本思想不仅仅是儒家的，法家也有，如管子、韩非子都有提及。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有很大差别。中国历史上，无论统治者如何统治，以民为本是关键。无论是爱民、惠民、养民、教民，都是从民本出发，纳入“保民”的框架之中。“人民为本”不仅有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同时也有西方的资源。西方的民主思想也强调人民做主，近代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以“民”为中心。我们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在价值上我们对“人民为本”的思想持认同态度。因此，“人民为本”应当成为核心价值的第一点。

第二条核心价值是“天下为怀”，即对整个世界、对人类发展的看法和态度。我们现今所崇尚的是西方的理念，即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我们现今的国际法是三百年前格劳修斯提出来的，实际上也建立在此基础上。但Nation State只指出了国家内外的问题，在学理上并不高于国家的理论，更没有任何高于国家的理想和价值。中国人讲的天下观，既能指中国与四方合一的世界，也可指人文与自然交会的空间；既可以是“巡狩所及，声教所被”的“五服之内”，也可以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的“普天之下”。在古人那里，“天下”不仅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与“国”相对的价值体，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是现实的以“国”为基本形态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最后依据。这是个双重概念。中国古代的“世界”一词实源自佛教，“世”是时间概念，而“界”是空间概念，指流转性的东西；这是较晚才出现的。因此，我们古人讲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说“天下国家”，实际即指天下。当进入近代历史，中国纳入西方规则之时，中国人经历了从一个天下观的概念转换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痛苦过程，但是“天下大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一直是百多年来中国人最高的理想，这也是一种天下的胸怀，是对世界负责的表现。天下观的思想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很早就预见：资本的行为是全球化的，但每一个做出这个行为的主体却受制于一种狭隘的利益――无论是资本的私人占有还是民族性。马克思试图要突破这种狭隘主义，因此他提出了“国际主义”，而这也恰恰符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天下观。因此，“天下为怀”的核心价值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