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孩子谈谈性

也许你也曾听说过，在一些小学里，流传着这样的校园民谣：“三年级的帅哥一大堆，四年级的靓女没人追，五年级的情书满天飞，六年级的学生成双对……”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渠道让孩子们获取与性相关的信息，孩子们通常在好奇、窥视、窃窃私语中，获得了粗糙的性知识。大人该怎么在适当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跟他们谈性？在北京，有一家并不出名的小学，为三年级的孩子们开设了性教育课程。

勇敢的安慧里中心小学

为了说明人是怎么出生的，编一个性教育故事讲给8岁的孩子听，故事中的男孩子叫“大智”，女孩子叫“小爱”，这样可以吗？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基地的专家摇摇头：“太糟糕了。”

“传统观点中的性别不平等，在一个无意识的取名中就灌输给了孩子。”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说，他是设在北京朝阳区安慧里中心小学的性健康教育基地的首席专家。这家在北京并不出名的小学为三年级的孩子开设了性教育课程，而他们的性教育试验，也引起了众多关注以及家长们的思考。

方刚的成名是在2006年，当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为了写毕业论文，他用两个月时间到深圳一家夜总会做研究。当时媒体报道的标题是《人大博士卧底深圳夜总会写论文》，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后来，这位饱受争议的博士成为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性学的知名人士中最年轻的一个。

2009年，方刚在一部名为《开放的性教育：影响孩子一生的性教育》的书稿中，提出了众多在一些家长看来是惊世骇俗的观点，譬如性教育要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开始，中学卫生室要有创可贴，也可以有安全套等等。他抨击要孩子守身如玉的保守性教育，认为事实上这种教育是失败的。因此，他在呼吁一种开放的性教育。

性教育的尝试早已在不同地方摸着石头过河。安慧里中心小学勇敢地接受了这位大胆的博士。在北京众多小学中，安慧里中心小学并不算优秀，也不是市重点，学校过去的一些名气，来自于民乐教育。方刚和一家心理咨询中心联手组建了一个教学团队，在2010年夏天，开始试行性教育课程。

最初的课程只能在三年级学生中进行，每周有两个课时，咨询中心的老师讲课，小学老师辅导。老师在黑板上挂出男女生图，让孩子们指出男女性器官的不同，孩子们纷纷捂嘴笑起来。老师把这当做正常反应，方刚随即打断：“孩子们笑，是因为羞怯，而且还有点儿发坏的意思。讲课就要克服他们的这种心理，让孩子们坦然面对自己的身体。”

他们在展板上给小学生们展示，什么是遗精和月经。有家长反对，觉得这太早了，三年级的孩子这些还没来呢。方刚搬出在1963年的讲话：“要在女孩子首次来月经、男孩子首次发生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

并非所有的时候都是专家在指导老师。面对八九岁的孩子，性教育专家显然不如小学教师更懂得如何与他们沟通。性教育老师提问：“给老师讲一讲，小宝宝是怎么来的？”小学的特级教师课后找来，说：“不能这么讲，对孩子要讲，‘你给大家说一说’。”

在半年授课之后，咨询中心与安慧里中心小学商议，决心将教育基地设在这里。他们给家长发公开信，介绍教育模式，同时争取学校老师的支持。

有些家长有顾虑：在小学阶段就进行性教育是否过早？方刚获得了安慧里中心小学校长孟夏的支持。孟校长的回答是：现代媒体环境发达，与其让学生通过其他渠道接受片面甚至错误的性知识，不如请专家将正确的性知识系统地讲授给学生。

在基地开幕仪式那天，一堂公开课展示了教学内容，北京数家媒体报道了这堂公开课。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异性厕所，然后讲述厕所设备的不同，以及男女生理构造的差异。“男同学平时不要跑到女生厕所，女生也不要跑到男生厕所，要尊重小朋友的隐私。”老师在参观完毕后提醒说。公开课后，北京市朝阳区有一个小学校长找到方刚问：“什么时候可以推广到我们学校去？”

不是生物老师的事情

与方刚和他的团队相比，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参与推进的北京市性教育试点已经启动了两年多，最初的30个课题，在30个学校试点两年后，在2010年年底决定将试点增加15所。东直门中学是最早的试点之一，但是他们在性教育方面的尝试要走得更早。

这里的学生到了高一下学期或者高二上学期，就会在课表上看到一门心理健康课的课程。这是学校的校本课程――学校自主决定和开发的课程。其中有8课时～10课时，将涉及青春期的性教育，为这些孩子讲课的老师，是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陈萱。

七八年前，也就是陈萱当心理老师的头几年，学校的生物课到了某几个章节时是这样上的：一个班的男女生分开，到不同的教室，收听一台录音机播放标准的课程内容。即便是老师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些青春期的孩子讲这些课。

进步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遮遮掩掩被坦然面对所取代。对这些中学生，要讲的不光是性的自我保护，还有对性的态度和价值观。

进步的是时代。这一代中学生的老师和家长，大多都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家长看到孩子在中学期间恋爱，很多人不再如临大敌。他们找到学校的心理老师，抱怨为孩子早恋耽误学习而头疼，但是还会感叹一句：“初恋多美好啊。”

而老师也并不对早恋赶尽杀绝。陈萱给孩子们上课，编了一个案例：高二文理分班，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分到一个班，男孩子球打得好，帅气，女孩子对他有好感。有一天，男孩子脚崴了，没来上学，女孩子心里空落落的。等男孩子脚好了，回来了，这个女孩子觉得天也蓝了，心情也好了。

“这个女孩子跟男孩子是什么感情呢？他们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她问学生。

一个班的男女生开始分组讨论，分辨这是喜欢、迷恋还是爱情。学生们在纸上列出“早恋”关键词：单纯、美好、浪漫、冲动、不追求结果。

然后，他们开始分析利弊。在早恋里能获得什么？孩子们给出的答案是：浪漫、理解和关怀。那么付出的是什么？回答是时间、成绩。

“手机话费多了。”一个男孩子嚷嚷。

接下来的讨论是，如果女孩儿给男孩儿写了表白信，男孩子不想接受怎么办？孩子们讨论的结果是，即便不喜欢对方，也不应该把信拿出来传阅，或者交给老师、家长。可以拒绝对方的感情，但是不应该嘲笑。接下来的讨论题目就转向了“怎么拒绝既明确又不伤害对方”。

“你不用告诉他能不能、许不许，他们自己能分辨其中的利弊。”陈萱说。

陈萱相信，在校学生发生性关系，甚至导致女孩子怀孕的案例在教育质量比较好的中学，譬如她所在的学校，很少发生。但是相当数量的未成年少女怀孕，还是显示着整体社会应对的迟钝。

因为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有东直门中学这样的师资。北京目前仅有两名老师有对其他教师做心理和青春期健康课程教授的资格，陈萱就是其中之一。

张玫玫说：“性教育课程其实无法让生物老师讲，因为生物老师只是对人的生理层面了解较多，实际上有关性的问题，除了生理层面，还有心理层面、社会层面等更多方面，许多东西都包含在里面。这些方面的问题光靠生物老师是无法解决的。可以说，学校目前不具备能够从这么多层面来进行性教育的人。”

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尺度

在两个殊途同归的项目中，同样困扰他们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尺度？

是否到了教所有孩子戴的时候？有一种意见是，这会被孩子理解成只要使用，发生性关系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孩子好奇心强，万一知道使用方法，他们自己去尝试怎么办？“这方面我们会特别注明，教你使用而不是支持你去做，社会主流是反对未成年人的，鼓励成年人相爱、婚后的。”方刚说。他们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基地的展板上，向小学生们展示了什么是以及使用方法。他们甚至大胆地向三年级的孩子讲起敏感的话题――同性恋，讲同性恋是我们同等的一员，不要歧视，要包容、理解，要有善意。

中学教师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青春期的孩子，同性之间往往走得更近。社会上同性恋的信息接触得多，看到一些明星也是同性恋，他们就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是同性恋。有学生跑过来问陈萱，自己是不是同性恋。陈萱不给他下判断，只告诉他要宽容地看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无论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都是正常的存在。

有民间团体向他们提建议，找一些同性恋志愿者到学校，和孩子们交流，让孩子们更容易理解这个群体。陈萱拒绝了：“孩子们心智还不成熟，可能会把这看成是一种变相的鼓励。”

无论是方刚的民间项目，还是张玫玫主持的试点工程，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打破“性教育仅仅是生理卫生教育”的偏狭。

“我们推行的性教育实际上是人格的全面成长教育。这其中包括了自尊与尊重他人，社会性别平等、自我保护，对性多元化人群的平等等等。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是一种早期的公民教育。”方刚说。

他的预期是，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基地向全国中小学生开放，提供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的教育课程。今年，将有十余所学校加入他们的性健康教育项目，基地的专家们正在根据半年来的教学经验，研究编写系列教材。

张玫玫说，他们推进性教育的“总体的目标就是要引导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成为一个健康、自信、快乐的男孩儿或女孩儿”。

无论如何，每年2000万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都正在青春期这辆加速前行的过山车上，过时的围栏已不足以保护他们的安全。从学校到社会，都在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而这些尝试结果，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看出来。衡量的标准其实只有一个：这些受过性教育的孩子，在未来是否会少遭遇坎坷，同时感到更多的幸福。

但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性教育问题的深入探索，用什么方法跟孩子们谈性更好，这样的问题是值得家长、老师以及学者们继续探讨的，也是孩子们健康成长过程中，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