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视角下寻租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寻租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寻租问题在其经济增长中普遍存在。本文通过寻租问题的博弈分析阐明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无论对于企业或是地方政府而言，寻租行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行为人的理性选择。同时指出，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寻租行为都会存在，其只能通过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将寻租行为控制在有限狭小的范围内。

关键词：寻租；地方政府；中央监督机构；理；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2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并且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和稳定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制约。在这些制约因素中，寻租行为显得尤为突出，其不仅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且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动摇和质疑。本来可以用来投入到生产性领域的资源被用于进行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这使得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受到了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没有达到最优的状态。从这一方面说，寻租行为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纵观国内国外的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得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寻租行为一定是伴随着经济体发展的全过程。

寻租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塔洛克在《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中提出来的，其认为寻租行为类似于偷窃，是以一定的福利成本为代价的。寻租行为使得本能够用于生产性投入的资源被用于非生产性的法律建设和国家执行机构的建立与维持。这大大降低了经济体运行的效率，使得经济没有实现最优化的运作。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在《寻租的政治经济学》中进一步探讨了寻租行为对于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布坎南在《寻租与寻利》中把寻租活动的根源归因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其认为政府在资源的获得和控制等各个方面都拥有垄断的控制权、特权与优惠权，寻租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对于资源的特定垄断权来获得巨额的租金。 在西方经济学的定义里，“寻租活动”，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从狭义上讲，指现代社会中最多见的非生产性追求利益行为，是指利用行政法律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竞争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由此可见，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寻租这种非生产性的行为扭曲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经济的有效运行。

我国国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寻租问题的经济影响，并从西方引入了其寻租理论。对于寻租与腐败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其在《腐败寻根》中认为租金与贿赂的交换中获利的政府官员与商人试图保持或扩大现有的创租范围，由此导致更多的腐败。齐仲锋在《寻租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中从制度建设方面阐述了寻租行为在中国的存在形态。周黎安在《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中运用博弈的方法阐明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寻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其通过自身的寻租行为左右地方经济的运作和发展。巫永平则在《地方政府、寻租与产业政策》中将寻租行为与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进而认为产业政策的存在必定伴随着寻租行为的产生，而且合理的产业政策对于经济的贡献要大于寻租行为对于其的阻碍。

本文试图从微观的经济行为人这一主体入手，通过博弈论的方法阐述寻租行为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原因，并且从微观层面反映出在法律和市场不完全的前提下，寻租行为对于经济行为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正是由于寻租行为的理性选择性，其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很难通过非经济的手段加以限制和消除。

二、理论模型的建立

下面，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寻租行为产生的微观经济原因。

1.假设条件。为了抽象模型，本文假设有三个博弈方：中央监督机构、企业、地方政府。在此处，国有企业这一特殊的群体并不纳入博弈的范围，因为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联系过于紧密，企业领导大多数时候还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以有利于自身企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寻租的行为一定会普遍存在。所以，此处剔除国有大型企业这一特殊的企业形式，以保证博弈三方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

同时，该博弈属于一次性静态博弈，博弈三方是同时做出行为选择，不存在动态调整的过程。

2.博弈三方的行为选择。中央监督机构是指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寻租行为所设立的单独的监督机构，其决定是否对某个地方政府实施强有力的监督与巡查，如果选择巡查监督，则其需要付出成本费用，但会收获政府的公信力和经济的长久发展。企业选择是否向地方政府进行寻租，如果其进行寻租行为，则失去一定的寻租成本，但获得该企业超过正常利润的超额利润以及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如果企业不进行寻租，其则不用付出寻租需要的成本，但其无法获得寻租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和企业的垄断地位。地方政府在博弈模型中起到最关键性的作用，其决定自身是否向地方企业进行寻租行为，如果进行寻租，如果中央政府机构进行巡查，则其承担由中央政府监督机构巡查监督的后果；如果中央政府不巡查，其获得由寻租行为所带来的超额收益。

3.各变量的数学表示。对于中央政府这一博弈方1而言，设中央监督机构如果采取监督的策略，其所需支付的成本为，其如果通过监督而查出了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则其对于经济的长远收益为。如果中央政府选择不监督的策略，则其不需要付出成本，但如果此时地方政府采取寻租行为，虽然监督机构节省了的成本，但是中央监督机构的长远损失为，如果地方政府不采取寻租的策略，则中央监督机构不仅没有损失，还会将节省下的成本投入到其它的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益。设中央监督机构采取监督策略的概率为，采取不监督的概率则为。

对于企业这一博弈方2而言，设其如果采取寻租这一策略，则其所花费的成本为，如果地方政府不采取寻租的策略，则成本无法收回。如果地方政府采取寻租这一策略，则企业通过寻租所获得的总收益为，此时企业的净收益为。如果企业采取不寻租的策略，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寻租时，企业通过寻租获得的总收益和支付的总成本都为0；当地方政府选择寻租时，该企业则会被其它进行寻租的企业占据市场，损失的成本，此时地方政府依然会从另外的竞争性企业中获得的收益。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如果采取寻租的策略，其一定获得的收益，与某个企业是否采取寻租策略无关。企业采取寻租策略的概率为，采取不寻租的概率为。

对于地方政府这一博弈方3而言，其在该博弈模型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地方政府的策略性选择（即选择是否进行寻租行为）直接影响中央监督机构（博弈方1）与企业（博弈方3）的期望收益。如果地方政府采取寻租的策略，其所获得的收益即是企业的寻租成本，当中央监督机构采取不监督的策略时，则为地方政府通过寻租行为的纯收益；当中央监督机构采取监督的策略时，地方政府不仅要上缴寻租所得的灰色收入，还要额外支付的成本。如果地方政府采取不寻租的策略，当中央政府进行监督时，其由于清廉的政府将获得升值，升值收益为；当地方中央政府不进行监督时，其通过寻租的收益将为0。设地方政府采取寻租策略的概率为，采取不寻租策略的概率即为。

4.博弈三方的收益分析

根据第3节的变量定义，我们可以推知，博弈方1即中央监督机构的期望收益为：

博弈方2即企业的期望收益为：

博弈方3即地方政府的期望收益为：

对于博弈方1（中央监督机构）而言，在决定是否采取监督行为时，如果其监督的期望收益，即时，博弈方1即中央监督机构将会采取监督的策略；反之，其将会采取不监督的策略。对于博弈方2（企业）而言，在决定是否向地方政府进行寻租以获得企业的超额利润与垄断地位时，如果其寻租的期望收益，即，则企业将会采取向地方政府进行寻租的策略；反之，其将不会进行寻租。对于博弈方3（地方政府）而言，如果其寻租的期望收益即时，地方政府将会采取设租寻租的行为；反之，其将不会进行寻租。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推导出博弈三方的收益矩阵如图2-1和图2-2所示：

（图2-1）

（图2-2）

三、博弈结果的经济学含义

该三方博弈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寻租行为。对于博弈方2即企业而言，由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只要其认为地方政府寻租的概率，则企业将必然采取寻租这一策略，以保证其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达到期望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在现实的经济中， 这一概率远大于0.5，因而企业的寻租行为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是一种理性的策略选择。

对于博弈方1即中央监督机构而言，由于现实生活中中央政府采取监督这一策略所需花费的成本过于高昂，其包括了时间成本、人力和物力成本等各个方面，所以对于中央监督机构而言，其决定采取监督这一策略的概率将远小于0.5。由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其需要大量的资本进行投资和建设，以保持中国经济目前高速的增长速度，这使得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中央政府将监督的成本大多用于经济中的生产性投资，而不会去用于非生产性的、对于地方政府寻租行为的监督之上。因而，中央监督机构或者说中央政府在现阶段这一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将会减小非生产性的支出，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保证经济高速健康运行等生产的投资之上。因而，面对是否将的宝贵资本投入到对于地方政府寻租行为的监督上时，中央监督机构通常将不会采取监督的策略，这也是当下中央政府在面对经济高速发展和转型时期所采取的一种理性选择。

在寻租的这一博弈过程中，博弈方3即地方政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对于是否寻租这一策略的选择直接决定了经济行为中寻租的产生和发展。根据企业和中央监督机构的理，地方政府将会采取寻租这一策略，以使得自己的个人收益达到最大化。由于中央政府采取监督这一策略的概率在现阶段很小，所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寻租将会是其所采取的理性选择，毕竟，采取寻租这一策略将会从企业这一方获得的收益，而不是一无所有。

四、对于减少寻租行为的政策建议

首先我们要明确，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寻租行为在转型经济中是普遍存在的，因为该行为无论对于地方政府还是企业而言，都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因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仅仅依靠非经济的手段来遏制寻租，其效果将非常微小。要有效遏制转型经济中的寻租行为，必须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从以下几个方面降低寻租行为所带来的期望收益，从而达到有效遏制寻租行为的目的。

1.保证信息公开透明，以减少中央监督机构的监督成本

对于博弈方1即中央监督机构而言，制约其对于地方政府寻租行为监督的主要因素便是监督成本。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将会有效减少中央机构的监督成本，使得中央政府采取监督策略的概率增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于地方政府寻租行为的监督力度。

同时，中央政府必须明确其对于寻租行为进行监督的长远收益将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寻租行为的普遍泛滥不仅仅对生产性经济行为的正常运转产生极大的阻力，同时对于整个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因而，有效的进行监督将会获得非常高的长远收益，而不进行监督所带来的经济成本也将会是非常高昂的。所以，在策略的选择上，中央政府必须明确对于寻租行为进行的策略选择将会涉及到长远的中国经济发展，而不仅仅只是局限在短期的经济发展时期。

2.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大企业和地方政府寻租的处罚力度

对于博弈方2即企业而言，正是由于其寻租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或者垄断地位要远远大于其寻租所需花费的成本，所以寻租是一个理性的行为选择。针对这一现象，当今政府需要制定出一套更加完善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以提高企业寻租所需要的成本，无论是资金成本还是信誉成本。正是因为现阶段企业寻租所需支付的成本很小，而通过寻租所获得的收益过于庞大，导致其寻租的净收益非常巨大，远远高于其将的资本投入到生产性经济活动中所带来的收益，所以寻租这一策略才成为企业的一种理选择。因此，通过完善目前的法律体系，将会有效地增加企业的寻租成本，使其寻租的净收益大大降低，从而使企业在理性策略的选择上重新考虑。

对于博弈方3即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其进行寻租所获得的收益非常丰厚，加之中央监督机构大多采取不监督的策略选择，因此地方政府将会采取寻租的策略。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加大对于地方政府寻租的惩处力度，将会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对于不寻租所产生的收益，以激励其产生廉洁的地方政府，同时减少地方政府的寻租收益。由此可见，完善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一种非经济手段，而且其也会改变博弈方对于寻租收益的预期，使得其重新评估博弈的期望收益。

参考文献：

[1]李春魁.《寻租理论》述评[J].学术研究，1996（9）.

[2]曲娜，程庆辉.基于博弈理论的建设领域寻租治理探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10）.

[3]塔洛克.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J].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