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地震,应该有伟大的作品诞生

时间:2022-06-10 08:47:09

面对大地震,应该有伟大的作品诞生

一篇广受赞誉的报道

回想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后,在众多关于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南方周末的《灾后北川残酷一面》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于是,采访李海鹏时,首先跟他谈到的也是这篇文章。

当时在中国无数电视台,报纸、杂志内容丰富但角度单一的报道中,这篇《灾后北川残酷一面》独特的角度一下子便跳了出来。李海鹏以亲历的角度立体地描写了灾难后真实的北川,谈到了救援的不利,寻亲者的无助,没被救出来或是没有得到救治而逝去的伤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李海鹏还写到了地震中趁火打劫的人。这在我所见的其它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是没有的。

这篇文章刊登后,李海鹏接到了《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报》等多家媒体的记者朋友不断发来的祝贺短信或电话,这次报道得到的赞誉超乎寻常地多。但是,李海鹏自己却觉得,这篇报道做得很差。他在博客里写道:“我至少做过20篇好过这篇的报道,可是哪一篇也没这一篇受到的业内肯定这么多。我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遇到了什么。我们遇到的是如此重大的新闻,本该做出一些更了不起的作品。

灾难报道:主流媒体缺失核心事实

这次大地震发生后,或许是迫于网络的发达带来的信息迅速传播的压力,有关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放宽了新闻报道的自由度。各媒体的记者虽然非常努力,表现却并不够出彩。大多数主流媒体做到了持续报道。但是虽然时间很长,角度却比较单一。

李海鹏在采访期间,也看了很多当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央电视台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确实作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做到了连续很多个小时的直播,但是他们的主线还是救援,还是感人的事迹。而《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这种报纸,则比央视的报道尺度要更大一些,更客观一些。还有第三种,就是四川当地的交通台,广播电台、电视台、他们一直在事无巨细地直播,更接近于新闻原生态。通过他们的报道,有大量的事实通过画面传播了出来。”

但是,对于这个巨大新闻事件的核心事实,李海鹏认为,很多媒体的报道大多是缺失的。这是一个思维方式上的问题,李海鹏说,在做报道时,尤其是深度报道,大家会讲到一个词,叫做核心事实。对于地震这个重大事件的核心事实,在前方采访的李海鹏有如下理解:

一是地震非常惨烈,前方的损失和灾民的痛苦都很剧烈,其次救援总体来说是非常尽心和尽力,第三,救援的效果并不好,不令人满意。

在央视等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反映出来的主要是第二点。第一点和第三点在央视播出的大部分图像中是看不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出于有关限制,另一方面则是观念导致。

出于传统思维方式,相当多的人认为,对于真实的情况,要有选择地报道,负面的东西或是惨烈的东西不要呈现给公众。这是一种新闻观,但是李海鹏并不同意这种新闻观。

李海鹏说:“我说的惨烈的东西,不是指遗体的画面或其它刺激性的画面。若你当时在现场,你会感到非常地不安。这种不安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情感,例如恐惧感,例如面对这种巨大悲剧的焦虑感,很强的负面情绪。刺激性的画面不应该通过电视台播放出来,这我是同意的。

我所说的惨烈的一面是指,在地震现场,你会看见有大量的人处于茫然失措的状态,缺少帮助。这种帮助是全方位的,绝不仅仅是指你给他一个帐篷一件衣服,或者来一个心理医生。前方媒体的报道应该要让大家了解,灾区最需要什么东西。比方说寻亲者在寻找亲人时,能不能有一个战士陪着他一起去找,不让他有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在北川,满山遍野都是人,,武警也很多。但是几乎所有寻亲者都是孤单一个人在那儿找。我跟每个人谈话的时候,都感觉到满腹怨言,天灾把他的亲人埋在里面了,谁也实质上帮不了他,但是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呢?第是他平时就有很多不满,这个社会没有让他满意,在这个时候这种不满浮现出来,映射出来。第二就是心理上的,他感到孤立无援,没有一个人是帮他的。为什么这样的信息从来没有在媒体上出现过呢?没有人报道这些寻亲者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众多志愿者去了以后,也都是做一些常规性的工作,真正心理抚慰性的工作是没有的。

民间记录的优与缺

四川大地震发生了,有很多民间人士通过各种拍摄工具,记录下了地震的真实画面,有的刻成DVD在民间流传,更多的做成视频传到了网络上。这些民间影像与主流媒体的报道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对主流电视新闻媒体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李海鹏认为,跟这些民间影像相比,在抢信息量方面,传统媒体是没有优势的。“我指的传统媒体,也包括一些独立的影像机构和制作人。因为他们也是专业的制作人,而非业余人士。传统媒体的优势还是在于其专业技能。”

在地震后涌现的民间影像里,李海鹏印象最深的是记录北川中学地震发生时的一段视频。当时北川中学礼堂正在举行五四表彰会,有人在录像。地震突然发生,礼堂被山上的滚石砸了个大洞,人们纷纷逃跑,这可怕的一幕被当时开着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李海鹏说,“我看到这段影像时非常震撼,这是任何一个传统媒体都没法拍到的。从它呈现现场的价值来讲,就是100分。

“有很多平民拍了DV放到网上,有些人觉得是不道德的,甚至可能觉得他的做法是有违新闻自由的一些准则。确实,把一些民间拍摄的画面放到网上,或是通过其他途径流传出去,可能会有负面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它的正面作用远远大于负面的。”

李海鹏认为,新闻最基本的就是新鲜事,大家关心的事、八卦、家长里短、传来传去的消息,都是新闻。这些新闻可能没有意义,但是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新闻的积极意义就存在于这些七零八碎的、人类最简单的好奇心当中,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排除了那些最低俗的东西,最高级的东西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说一些影像不合适,甚至低俗,可以界定吗?不能。能界定的只能是隐私权。道德只能是一种软的制约,而不能强制制约。如果强制制约,就会失去自由。

李海鹏认为,如果一些平民拍摄的、猎奇的、缺乏同情心的视频流传出去,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法律应该不管。因为这是一个模糊地带,也没有成型的法律可以使用。但是大众可以管,大众可以到网上去留言,加以谴责。这是一个民间的制衡,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

还想再做一个报道

对自己当时所做报道非常不满意的李海鹏,几次谈到自己其实还想在地震一周年之际再做一篇报道。

“地震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是非常重大的新闻。整个中国的媒体做得还是非常不够的。”

对于本来打算做的报道,李海鹏有两个想法,一个是特稿,不是关注地震一年以后发生的事,而是仍然关注地震当时的事情。“地震当时发生的事情,还是没有人做得很好。这个想法其实不是现在才有。当时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所有记者被要求全部撤回,我们就只能离开了。

李海鹏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一个“我们如何记忆地震”的报道。李海鹏说,自己认识的好多人都去过地震现场,如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张杰 柴静还有罗永浩等很多志愿者。这个报道可能会采访一些当时去过地震现场的人,关于他们如今怎么回忆地震。“他们可以回忆当时在地震现场见过的某个人,例如罗永浩回忆起他当时在某某村里见过的某个老头,我再去采访这个老头现在怎么样了。这个可以反映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公众对于这样一个悲剧事后的认识。

但是遗憾的是,李海鹏现在已经离开工作了6年的《南万周末》,去了康泰纳仕传媒集团,所以这些报道的计划就只能暂时搁浅了。

采访的最后,李海鹏回忆起去年在四川采访完的那天晚上,自己和同事都非常疲惫,回到了成都,坐在一起喝茶。“当时特别的灰心丧气。平时要是哪个稿子做得不好,还可以。这么大个事情,自己觉得稿子做得不好,就很沮丧。李海鹏在采访时,也几次提及,在地震发生后,没有哪个报纸,杂志或电视台的记者,或者是独立电影人,民间DV拍摄者所做出的作品,是可以和地震这个事件匹配的。

所以,笔者最后提问李海鹏,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是能够和地震这个事件匹配的呢?李海鹏认真地说,真正跟地震匹配的一个报道,定然不是几千字,而应该是一本书的体量。用一句比较文的话来讲,应该有国家级的经典新闻作品出现。这个新闻作品应该是很大的一个体量,非常高的质量,几十年后都应该有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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