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测度研究综述

引言

不同数量的交易成本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同，即它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市场形成和有效运行、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量化交易成本对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交易成本深入分析的过程是对各行业和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定制”说明的发展，它使得经济学的研究以一种更实际的方式与现实相结合。交易成本本身是一个开放概念，不同角度的分析各有偏颇，对其进行量化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选择合宜的定义及有效的变量对其进行描述。这可能会产生选定的理论变量与使用定义之间的偏离，实际使用的数据与替代变量之间的偏离，影响了测度结果的有效性和解释能力。本文将从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交易成本对个人决策和企业决策的影响、公共政策中的交易成本这三个方面展开文献梳理和展望。

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

（一）交易成本的宏观经济学测度

理想情况下要对交易成本进行精确测度，就需要对每项市场交易进行逐一检验并对各种相关成本进行分离，但这种做法显然不具备可行性。因此，Wallis and North（1986）在其对美国经济1870-1970年间交易成本测度的开创性研究中，采取将市场交易进行逐步分解的方式，直至获得他们认为是交易成本的部分。他们首先将市场交易活动从各种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并根据是否参与市场交换划分为交易部门和非交易部门，同时进一步区分了转换费用和交易费用。虽然他们是按照传统的经济学做法考虑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但在实际测度中仅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来最终表示交易成本的量，即以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中提供交易的员工工资额作为交易成本的量，并通过GNP的调整来进行纵向比较。对每一笔市场交易进行成本分离和测度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而对整体市场交易部门的规模进行估算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方法。他们的结论显示在这100年间，美国的交易成本/GNP增长了将近一倍，交易部门的规模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

沿着Wallis and North（1986）的思路，Dollery and Leong（1998），Ghertman （1998），Dagnino-Pastore and Farina （1999），Van Dalen and Van Vuuren（2005），缪仁炳、陈志昂（2002）对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阿根廷、荷兰、中国等国的交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及卢现祥、李小平（2008）从三大产业角度的测度，笪凤媛、张卫东（2009a）对中国非市场交易费用变化的估算，得到了相似的结论。除了对宏观层面上的此类交易成本的测度，学者们还对行业层次的交易成本进行了研究。如Merkert（2010）进一步结合Dietrich（2003）对企业员工成本生产和交易因素的分类，运用自上而下的方法（top-down approach）对英国的铁路运输企业中的交易成本进行估算；Merkert and Cowie（2012）运用Merkert（2012）相似的方法，又对英国铁路、公交以及航空公司的交易部门的交易成本进行了测算并进行了行业内的横向比较。对交易成本测度的主要变量仍然参考Wallis and North（1986）的方法，将交易部门的员工数和工资水平作为计算交易成本的主要替代变量及其数据来源。

这种将生产部门和交易部门（经营管理部门）相分离的做法降低了测度的难度，但是以人力资本价格总额来量化交易成本仍然是片面的，它忽略了部门之间人力资源或物质资本转移时产生的交易成本的大小以及其他的无形因素，也是诺斯所说的非市场交易成本的部分。同时这种测度和比较往往忽略了制度建立的初始成本。

（二）交易成本的逆向测度

杨小凯（1988）认为在消费者支出1单位货币时他所获得的只有k单位产品，剩余的（1-k）单位即为交易成本，而其所获得的k单位产品就为交易效率。对交易效率进行测度所获得的就是对交易成本的逆向测度结果（杨小凯的定义继承自萨缪尔森的“冰山交易技术”）。它与上文所述Wallis and North（1986）的定义差别在于对运输成本的处理，杨小凯将运输成本纳入交易成本的定义中，认为其应当属于外生交易成本，而将交易成本归为内生交易成本。

对交易效率的测度可见于Eigen-Zucchi（2001）和钟富国（2003）的研究，他们通过因素分析法来分析交易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研究可见于赵红军、尹伯成、孙楚仁（2006）对中国1997-2002年间的交易效率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类似于钟富国（2003）的做法，赵红军等（2006）也将交易效率分为政府、通信基础设施和教育三个层面，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11个具体指标：减少对农民税费负担、企业干预、商品市场的地方性保护；银行业的竞争性、劳动力流动性、对生产者权益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万人民用、私人、运输汽车数、人均道路铺装面积、人均交通、通信消费额；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其1997-2002年的跨省数据核算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干预型工业化政策与交易效率密切相关，同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对城市化贡献比较明显。这与杨小凯（1993）的结论基本一致。

将交易成本转化为交易效率的概念虽然在实际测度上降低了难度，不需要考虑测度中的时间问题，同时对交易成本的构成和细化方面取得了更为深入的进展，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没有考虑构成交易效率（交易成本）本身的因素，更确切地说是测度了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

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的测度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的框架下，威廉姆森及后来的研究者致力于该理论的量化研究，即将交易成本与交易的可观测属性联系起来。该框架下的研究是围绕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这三个基本假设发展起来的，用以检视现有的组织或政策的交易费用数量及其影响。大量的实证文献对市场交易者面临的决策问题进行了研究，为证明交易成本命题的正确性提供了相关证据。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和现代企业的发展，在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农村和农业生产地区。因此该框架不仅局限于对企业的研究，还可以应用于对落后经济社会中个人的市场进入决策的研究，归结起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文献梳理，个人决策（市场进入及方式）和企业决策（企业边界和纵向一体化）。

（一）个人决策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对个人决策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生产者销售方式的选择。Williamson（1985）； Bardhan（1989）； de Janvry， Fafchamps and Sadoulet（1991），Hoff， Braverman and Stiglitz（1995），Jaffee（1995）等普遍认同当交易成本对市场参与有显著的负效用时，集体营销等新的组织和制度的出现可以有效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同时实证研究为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Ferto and Szabo（2002）对匈牙利水果和蔬菜部门农户的销售渠道影响因素的研究，Alene et al.（2008）对肯尼亚玉米种植农户的研究等。由于不同类别的农产品保存期限的差异，对于需要立刻进入市场流向消费者的产品（如乳制品）和有一定保存期限的农产品（如肉制品），交易成本对其销售渠道和市场进入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下面以Staal，Delgado and Nicholson（1997）和Key， Sadoulet and De Janvry（2000）为例，以区分交易成本在实际测度中变量使用和测度方式的差别。

Staal，Delgado and Nicholson（1997）对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奶业合作的案例研究证实了集体行动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其中政府对这种不完善市场的介入和支持起着重要作用。de Janvry et al.（1991）提出了一个市场缺失的农业家庭模型，Key， Sadoulet and De Janvry（2000）对其进行了扩展，建立了存在交易成本的供给反应模型，并利用墨西哥玉米生产者的数据对比例交易成本（PTC）和固定交易成本（FTC）进行了测度。Renkow， Hallstrom and Karanja（2004）根据上述的研究，对固定交易成本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市场距离和运输工具与FTC的规模存在弱正相关关系，即经济的封闭程度高的经济中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而家庭财富与交易成本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在TCE框架下分析交易成本对小农生产者的影响往往是采用离散分析。笔者在梳理文献时也发现，尽管农业生产中不同类别的农产品由于各自的特性在生产者决策中也存在差异，但是研究者还是将一些共同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如市场距离、运输成本及获取市场信息的难易程度（Behner and Bitsch，1995； Hobbs，1996，1997； Poole et al.，1998； De Bruyn et al.，2001； Bruyn et al.，2001； Boger，2001； Ferto and Szabo，2002； Maltsoglou and Tanyeri-Abur，2005； 王祖辉等，2008； 蔡荣等，2011； 宋金田等，2011），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Hobb，1996； Boger，2001； Ferto and Szabo，2002； Maltsoglou and Tanyeri-Abur，2005； Alene et al.，2008； 屈小博等，2007；黄祖辉，2008； 应瑞瑶等，2009；姚文，2011；蔡荣等，2011； 宋金田等，2011）。这些基本因素来源于对交易成本的细分，并且在实际应用中都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

（二）企业决策

交易成本与企业决策的相关性研究最早来源于科斯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随后经历了Coase（1960）和Arrow（1969）对该理论的发展，在Williamson（1975；1979；1985）整合性的研究中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这个分析框架，对契约和组织及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研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实证研究文献收录于马斯腾的《契约与组织案例研究》，涵盖了新世纪之前对企业本身性质和内部组织规律的研究，即“企业理论”。纵观早期的主要文献，制造业，特别是汽车生产企业是较为理想的研究对象，通常用1-2家生产企业多项交易的数据或多家企业同一项交易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如Monteverde and Teece（1982a）以GM和Ford两大汽车制造商1976年的部件生产为例的研究等。马斯腾在其导论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围绕交易成本展开关注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和交易两者间的一致性，而这种展开方式是基于威廉姆森（1975；1985）关于交易成本两大来源的假定，即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前者限制了交易参与者对某项交易所有可能性的预测和控制，后者产生了道德风险和敲竹杠行为。实证研究需要对相关变量进行进一步细分和具体化。如Joskow（1987）在对煤炭市场的研究中，只涉及了三项关系专用性资产（第四项为人力资产专用性）：场地专用性（三大产煤区）、物质资产专用性（专用煤炭品种）和特定资产（只面向特定消费者），研究其与合同存续期的关系，结论支持笔者的假说，即买卖双方的纵向关系在很大程度受到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影响。可以看到，早期的实证研究在数据的处理和筛选上需要很大的精力，特别是数据获取的困难，如Palay（1984）进行35次实地访谈获取了铁路货运契约治理51笔交易的具体数据，Joskow（1987）汇总电力公司于煤炭供应商之间的300份有效合同作为其文章的数据库，Masten and Crocker（1985）对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提供的659份合同进行逐一研究最终将300份能够决定国内天然气定价的合同纳入样本。对交易成本和企业决策之前关系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件“高交易成本”的工作，但是在这些进展之下，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逐渐丰满并得以确立。

其后的发展在数据和样本数量的扩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对更为复杂的契约和经济组织的研究能力也有了很大提升。如Lyons（1995）对发动机生产企业进行了跨国研究，并根据Anderson and Schmittlein（1984）关于纵向一体化与规模经济的考虑，将企业规模作为规模/范围经济的替代变量纳入模型中。资产专用性是影响规模/范围经济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只有当不存在资产专用性时，规模/范围经济才是决定企业“购买还是自己生产”的决策重要因素；但是不存在规模/范围经济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在决策中又变得无足轻重。Bigelow and Argyres（2008）以全美汽车制造业1917-1933年间发动机生产或购买决策的决定因素分析中，主要是围绕企业专用发动机生产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这个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决策分析的。Traversac et al（2011）对法国葡萄酒生产商的直销和代销选择进行了分析。葡萄酒销售的特点在于资产专用性水平较低，因此他进一步区分了大型葡萄酒生产商和小生产商。假定农场规模和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会增加销售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农场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则会降低销售的纵向一体化可能性。实证结果证实了较低的资产专用性水平降低了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小生产商对经销商的依赖更多的是来源于降低不确定性的考虑。

公共政策相关交易成本的测度—以水资源交易为例

自然资源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产权。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的稀缺性及其特殊的重要性限制了其市场化的程度，在现实中污染排放和自然资源交易都受到了政府的控制，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为政策安排所决定，因而就需要考虑这类交易成本在其测度中的特殊性。自然资源种类繁多，由于各自特性不同从而分析方法也有所差异，本文以水资源为例进行分析。Colby（1990）将这种交易成本进一步定义为政策诱致型交易成本（policy-induced transaction cost，PITC），类似的Thompson（1998；2000）将其定义为制度交易成本，这与诺斯的非市场型交易成本相近，即与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制度交易成本的定义要更为准确。Colby（1990）给出了水资源交易较为活跃的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的测度结果；Thompson（2000）在其成本-效率分析框架下比较了美国不可交易的污染排放许可政策和德国的排污税政策下两国纺织工厂面临的制度交易成本差异。

在静态比较之外，有学者通过模拟水权交易模型中的交易成本的影响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早期的尝试如Takayama and Judge（1971）采用水资源交易的空间均衡模型来分析交易成本对市场配置资源结果的影响。随后，Garrido（2000）提出了数理模型来模拟西班牙农业部门中的水资源交易情况，直接利用了Hearne and Easter（1997）和Martinez（1995）计算的智利水资源交易的结果，用两个水平的交易成本（tc=1pta和tc=3pta）来进行计算比较。Yahua Wang（2012）沿着这种思路，将其假定为线性形式， 为固定交易成本，为常数形式的边际交易成本，并直接给出了 的取值范围为0-10元/m3 。虽然模型分析采用了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但是这类模拟往往是采用直接假定交易成本数值或一种模糊的方式得出测度结论的。

相比TCE框架和诺斯框架下的测度，政策交易成本的测度是最为困难的一部分，难以量化非市场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影响。胡凯、周鹏（2011）对非市场交易费用的测度和应用进行的文献梳理中也可以看出对此类交易成本的量化分析进展缓慢，即使是通过调研获取的数据也是分散的，而且不同地区面临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使得缺乏比较基准的分析结果解释力较差。笔者认为对政策相关交易成本的直接或间接测度是没有必要的。而直接假定不同水平的交易成本来模拟其对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影响反而是一种更为可行的方法。

结论与展望

交易成本的关注焦点在于处理各种交易成本相应的各种治理结构（制度、契约形式等）的演进。正如R.Solow（2001）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三个要点在于“简洁、正确、合理”（Keep it simple， get it right， make it plausible）。交易成本在其定义和研究方法上仍然争议重重，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对交易成本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更需要有这样思想指导。交易成本的测度始终是以部分测度的方式进行的。诺斯和瓦利斯在其对交易成本测度的逻辑中，他们从实现测度的角度将经济活动中的市场交换行为与其他活动相区分，并将其作为交易成本的来源；最终的测度只是使用了所谓交易部门人员的工资总额来解释交易部门的大小。沿着这一思路的文献测度的实际上并不是交易成本，而是交易部门的规模。从理论上来说，交易部门的扩大能够说明社会交易规模的扩大及交易活动的增加，但是并不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增加，原有交易活动消失而新式的交易活动和方式产生将不可避免导致对原有交易成本结构的改变，而新的交易成本产生并不一定意味着“阻碍”。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的交易成本是“用来描述达成和履行合同协议的障碍”（斯科特·E·马斯腾，2005），它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Arrow，1960），包括了形成交易前后搜寻和获取信息成本、讨价还价及决策成本，监督及执行成本等。该框架的分析背景：以合同为分析单位，研究合同的强制实施和治理结构（企业）等，其变量细分和扩展都是基于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它忽视了这之外的其他因素，如专门学习的成本等。公共政策相关的交易成本，即Colby（1990）和Thompson（1998，2000）意义上的制度相关交易成本，其测度的最终目标是对制度选择进行评估，但实际操作中，很难对制度建立的初始状况、实际实施状况和效果进行评估。因此目前为止交易成本的测度仍然只能实现部分测度中向完全测度努力，更多是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的分析。

笔者认为对交易成本的完全测度的实现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上很难尽如人意，很多无形因素无法用数据来测度；因而在现阶段要做到对交易成本的有效测度并进一步分析很难实现。所以，笔者认为可以根据现有的测度结果，如以缪仁炳、陈志昂（2002）对中国交易成本的测度，刘业进（2006）对中国交易成本的经验估计结果等作为参考，假定一个较为可靠的交易成本的数量区间，考虑在各水平下的交易成本对原有模型的影响。如同Garrido（2000）的做法，在一个含水资源需求的农业模型中，根据前人测度的结果考虑两个不同水平的交易成本对模型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不同水平的交易成本对水资源交易量和价格存在不同的影响，从而获取了一个合适的交易成本区间水平。同样的通过类似的做法可以获取其他市场相应的合宜交易成本区间，在此基础上再对交易成本进行深入细分的实际意义可能更大。

参考文献：

1.R.M. Solow，A native informant speaks.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2001

2.斯科特·E·马斯腾.契约和组织案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赵红军，尹伯成，孙楚仁.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06，5（4）

4.胡凯，周鹏.非市场交易费用的测度及其应用：研究综述和展望[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1（2）

5.笪凤媛，张卫东.交易费用的含义及测度：研究综述和展望[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1）

6.钟富国.交易成本对经济表现之影响：之比较[D].台湾中山大学未出版硕士论文， 2003